正當“大英博物館百物展——濃縮的世界史”在上海博物館舉行之際，在德國柏林博物館下屬新博物館也正在舉辦著由上博與柏林國家博物館合辦的“中國和埃及：世界的搖籃”特展。這兩場可謂異曲同工的文物展，無一例外的指向人類文明中一段段各不相同卻行不似而神似的古老記憶。恰在此時，上博編出《文明對比手冊》，以一個一個腦洞大開比較案例，嘗試對文明進行比較。

“大英博物館百物展——濃縮的世界史”把世界看成一個無法絕對分割的整體，來講述其文明往事。在其中尤其強調的是各個文明之間的溝通與交流。無法無視相互之間的差異，這些一度被割裂地觀察、講述的古代文明仍然具有的極大的共性。

然而，差異在哪里？共同點又在哪里？為什么有些差異是發(fā)端于一些共同的基礎？為什么又有一些共同的歸宿卻是來自不同的起點？

把這些曾經偉大而輝煌、相似而又不似的古代文明試作對比，或許會更有利于今天人們對其的理解。

第一眼看到《文明對比手冊》這樣的書名，我是想笑出來的。

文明怎么對比？還能做成手冊，難不成還有什么比較的程序與規(guī)則嗎？

翻開書的時候，帶著一種預備要被斯賓格勒與湯因比此類文明論者之“太陽的后裔”夯暈的心態(tài)，陡然發(fā)現了“文明的星河”、“文明的異色”、“文明的記憶”與“文明的膏腴”這樣四組文章。

這樣散文化的章節(jié)標題，一定是迷惑我們來的！別看章節(jié)標題如何優(yōu)越輕松，內容一定凝重、苦澀、微言大義，給你講“土地的節(jié)奏”與“城市的節(jié)奏”，或者“挑戰(zhàn)與應對”，一定，一定是那樣的！

然而并沒有！

《文明對比手冊》所有的僅僅是從埃及到中國跨越了紅海、印度洋和南海的壯麗航道，基于宏大的信仰體系而成就的上下埃及統(tǒng)一的進程，自希臘、羅馬開始的古典傳統(tǒng)之不斷展開的、永不停歇的華麗樂章，以及自古代至中世紀的那些像劃亮黑暗的流星一般追求理想信念的人們。

除此之外，《手冊》里還有很多充滿奇思妙想、腦洞大開的文明比較案例。

例如景德鎮(zhèn)瓷器與iPhone手機，這樣讓人乍一看百思不得其解的題目，卻在編撰者的巧思之下，把讀者帶上了一條關于人類制造業(yè)發(fā)展歷史的考察旅途，這樣的比較考察無疑也是關于人類全球化貿易的觀察與思考，甚至還是一段設計與創(chuàng)新之旅，也許還講述了一段關于人類手指的“觸摸”歷史，起碼還應該是關于全球文化交流的歷史。

又比如關于北宋范寬的《溪山行旅圖》與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尤利西斯的凝視》的比較。這樣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作品，也在某種程度上被找到了關系。恰似一連串緩急有序的舞步，我們能看到編撰者如何在對于風景觀看的記憶的討論中，從中國古代山水畫中的杰作《溪山行旅圖》，緩緩移步到普魯斯特在《追尋逝去的時光》中以文學對風景與記憶的卓越表達，更進一步踏入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鏡頭中巴爾干半島百年來瓦解中的風景。

在《文明對比手冊》的第一個部分“文明的星河”，顏海英、林梅村、陳恒、朱孝遠四位學者分別在古埃及、古代中西交流、古典時代與中世紀四個領域做文章。

顏海英的《上下埃及行旅記——早期埃及統(tǒng)一國家的文化動力》，嘗試著對考古、史料與神話三種基本資料進行不同的處理，建構起三者間的關系，從而在理解古埃及人宇宙觀的前提下，對古埃及早期國家的起源有更深入的認識。

林梅村《古代埃及與中國之間的海上交通》則根據考古發(fā)現，介紹古代埃及與中國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

在前一篇文章里剛剛認認真真探討了“古埃及早期國家的起源”，后一篇就開始說“古代埃及與中國之間的海上交通”，這也許會讓一部分人震驚。畢竟當我們看到埃及國家博物館藏納爾邁調色板上那一對長頸交纏的神獸時，不會非要聯想到馬王堆帛畫上的伏羲女媧形象的。

然而，當似有若無的文明的邊界將不同時代的地球分割成一個一個不規(guī)則的幾何形狀時，界內的人在獲得認同感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喪失的則是對界外除想象能力之外的其他大部分能力。

不可否認，內向的凝聚力塑造了古往今來留下眾多瑰寶的“重要”文明。恰似春秋時期的楚選擇了華夏而放棄了印度，或近代的奧地利（無論其被動或主動地）選擇了“奧匈帝國”而放棄了“德意志”，歷史上的某一群人在歷史關鍵節(jié)點有意或無意地選擇，既影響到了某一文明存續(xù)的能量，也創(chuàng)造性地在其來時路上鋪撒上了掩埋足跡的細沙。

一國、一族，乃至一種文明，有時候恰似歷史叢林中的獵人，他們的目的即捕獵足以彰顯其榮耀與輝煌的獵物，他們時不時小心翼翼地隱藏其自身的行蹤，為的是能獲得更寬廣的行動空間。

今人在回溯這些曾贏得輝煌與榮耀的老獵人的行跡時，想要正確認識其狩獵的過程并試圖從其經歷有所得益的話，如果不吹散掩埋在歷史小徑上的細沙，認真辨認其行進的足跡，恐怕少不了會付出過多的“愛的徒勞”。

“辨認”離不開“比較”。

于是在《文明對比手冊》的“文明的異色”、“文明的記憶”與“文明的膏腴”這三個部分，我們看到了編撰者的“雄心”（與心機）！

“異色”、“記憶”與“膏腴”，章節(jié)的標題特別“感官”，不正統(tǒng)卻與統(tǒng)轄的文章篇目相得益彰，參與比較的案例無不豐富多彩、珠光寶氣、有滋有味。

這十數個嘗試對文明進行比較的案例，包括二里頭龍形器與阿茲特克雙頭蛇、景德鎮(zhèn)瓷器與iPhone手機、元青花與其“歐洲兄弟”代爾夫特陶、古希臘的沃倫杯和電影《霸王別姬》、馬王堆的“T形帛畫”與古埃及“亡靈書”、北宋范寬的《溪山行旅圖》與電影《尤利西斯的凝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和博斯的《塵世樂園》、蘇軾的《寒食帖》與伊斯蘭書法、《凱爾經》與雕版《西廂記》、古埃及、古羅馬與古中國雕塑、西周青銅器史墻盤與埃及學的“寶器”羅塞塔石碑、圣艾格尼斯杯與敦煌壁畫中的鹿王本生故事、西斯廷大教堂與晉南名剎廣勝寺水神廟。

這其中有些比較是很有基礎的。被選擇出來進行對比的文明遺存，無論在各自的社會發(fā)展階段，還是在器物用途上，本身就有很多相似性。

比如關于二里頭的龍形器與阿茲特克雙頭蛇的比較或關于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和博斯的《塵世樂園》的比較等。

在這些篇章中，能看到中外不同文明間，關于信仰、死亡、國家意識的不同思考，這些思考有著驚人的相似的途徑與脈絡，卻也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文明景觀。

其中有些比較則比較晦澀。編撰者選擇了一些遺存遺物，這些物品本身或許并不足以進行全面的對比，但是生產出這些輝煌遺物的人類或許擁有者類似的心靈狀態(tài)。

比如關于《凱爾經》與雕版《西廂記》的比較、關于古埃及、古羅馬與古中國雕塑的比較，以及關于西斯廷大教堂與晉南名剎廣勝寺水神廟的比較。

在這些篇章中，同樣列舉了異曲同工的文明表現，只是進行比較的雙方的相似點更加隱蔽，產生的影響則更加不一樣。

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些篇章對于素材的選擇格外“觸目驚心”。讓人懷疑這些大膽的選擇是不是會挑戰(zhàn)嚴肅的讀者的心情！

這種“關公戰(zhàn)秦瓊”式的比較，選擇的或許是完全不搭界的對象，但是似乎還是終于找到了對象之間能夠構成鏈接的“蟲洞”。

比如關于西周青銅器史墻盤與埃及學的“寶器”羅塞塔石碑比較的文章里的“與一個以語言和文學見長的城市為敵，該是多么可悲的事”，或關于景德鎮(zhèn)瓷器與iPhone手機的“觸摸”，甚至以北宋范寬的《溪山行旅圖》與電影《尤利西斯的凝視》比較本身。

如果說“與一個以語言和文學見長的城市為敵，該是多么可悲的事”這樣的引用已經讓人稍微上火了，那么“觸摸”又是怎么回事？！而范寬的《溪山行旅圖》與安哲羅普洛斯的《尤利西斯的凝視》又哪里能比較啦？！

有什么可比的？——翻翻書看大概就知道了吧！這本“匪夷所思”的《手冊》大概算是能稍微滿足一下讀者“開腦洞”的欲望的……

《文明對比手冊》最后附一篇《比較文明的目的、倫理和方法》，可能是編撰者在天馬行空之余的自白，試錄一段，希翼讀者們能看出編撰者們“不可兒戲”的認真：

“關公戰(zhàn)秦瓊”是風馬牛不相及，故而沒什么可比的，然而“哈德良”和“漢武帝”、“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呢？絕大多數情況下，倫理是微妙而難以把握的，而這恰恰決定了比較的有效和有意義與否。比人生軌跡，這兩組都沒什么好比的，但如果是構建權威、帝國霸業(yè)，塑造文學人物的方式方法和想象的維度，這比較不但有益而且必需，偉大的成功和偉大的失敗其實都很相似，和《比較列傳》一樣，其實是由此及彼，補充空白。未必準確，但絕對能幫助理解。理解文明比較的倫理就是掌握約束，是否能構成比較的平臺，是否會淪為“偽比較”，緣起和目的的正當性固然是前提，目標和結果更重要，有些比較之所以無意義，并非學術前提出問題，而是回答不了“然后呢”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