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7月14日，“變遷社會中的中產階級《日本新中產階級》首發式暨分享會”在建投書局·上海浦江店舉行。主持該書譯事的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周曉虹教授，與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盧漢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一起，圍繞傅高義先生的這本經典著作《日本新中產階級》展開了深入淺出的學術對話。上海廣播電視臺主持人何婕主持了對話。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韓衛東、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出席了活動。

以下是分享會的實錄（下），限篇幅限制，有刪節：

何婕：我記得在跟同事推薦這本書的時候，他們都對里面的教育特別感興趣。傅高義先生用了極大的篇幅在這些家庭對教育的態度，母親的那種投入，我確實覺得那種投入跟60年之后中國相比真是非常相似。有一句話我記得他說“這個家庭里面的母親除了打分，什么事情都做了”。那個時候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好的小學、中學、大學，當時東京已經有為了能進好一點的幼兒園，而給三四歲的幼兒專門進行培訓班。上海現在也有很多這樣的現象，我覺得這個60年的時空，就像剛才教授說的瞬間就壓縮了，非常有意思。周教授有沒有覺得，教育這個話題會引起那么大共鳴？

周曉虹：對，我覺得《日本新中產階級》這本書跟中國來說關照感更強，因為都是東亞的。雖然中國的發展比日本晚了幾十年，但整個路徑看下來還是很相似的，包括對教育。剛才講到教育，你看中國人現在做過的所有事情，陪孩子讀書，孩子到哪兒讀書父母就到哪兒去租個房子，這種事情日本人一律都干過。對這樣的問題到底怎么解釋？

去年冬天我到新東方做一個講演，講完后跟俞敏洪有一個對談。俞敏洪董事長就問我，他說周老師為什么中國人會對教育這么焦慮？我認為，焦慮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資源現在比以前充分得多，但是沒有充分到按需索需。

什么意思？我們小時候沒有焦慮，不光我們家沒這個焦慮，那個時候的人也沒有上大學的焦慮。為什么？那個時代上大學的比例是1%-1.5%，就像現在買彩票，你會對那個中彩的結果焦慮嗎？除非你腦袋出毛病，因為那個比率太低了。

從1977年開始恢復高考，焦慮越來越深，說明兩條，一條是“要讀書”的價值觀在這個社會越來越蔓延，另一方面讀書的指標越來越多了。我們那個時候考大學，77級考的時候，全國是670萬人考，考上是很難的。今天看起來考上大學的人越來越多，按道理焦慮應該減低，但是大家知道現在就業的難度，導致你上一般的大學就等于白上了，所以看起來大學的招生越來越擴招，但實際上真正有意義的那部分還是很有限，進名校的比例還是很小。正因為這樣，我覺得這種焦慮感依然存在，全民都意識到要上大學，但是上名校的比率仍然很小。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日本可以作為我們的一個參照，兩個國家在這方面太相似了，只是他們比我們早了幾十年。中國人對教學教育這種瘋狂，有誰是到日本考察過來回來學的？沒有，都是原本的這些東西。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覺得日本中產階級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他在一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變遷。我記得傅高義先生用了“mediate”這個詞，我當時把它翻譯“轉遞”。什么意思？就是說中產階級成為西方新的潮流和日本根深蒂固的傳統之間轉變的中介。我覺得這個詞很傳神，實際上就是說，如果沒有中產階級這群人，日本民眾對來自西方的一套東西的沖擊，包括他們家庭制度的破碎，傳統價值觀的破碎，生活意義感的磨滅，我覺得可能會受到更大的影響，但因為有中產階級，一方面很好地消化了西方的這套東西，另外一方面又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保留了日本文化的精髓。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希望中國未來中產階級的成長，能夠做到恰好能把西方的傳統對接進中國古老的文明中，我覺得這可能是很重要的一點。

李春玲老師剛才講到中國有那么龐大的農民數量，和在相當長時間里制造業工人的大批存在，所以我對中國社會階層變動的設想是，第一就是農民變成產業工人，第二步這些產業工人中少部分的佼佼者，和他們大多數的子女，未來經過越來越好的教育，轉變成為白領，實際上中國就是“兩步走”的途徑，這是我的一個想法，謝謝。

盧漢龍：這本書非常有價值的地方就是用民族志的方式，可讀性非常強，講了很多故事。后面出版的《日本第一》可能在政治方面影響更大，但所有原始的東西起始于《日本新中產階級》，這點對于我們中國研究自己的東西非常有啟迪作用。

日本能在東亞成為最發達的現代國家有它的文化因素，這也是傅高義從實地調查中體會出來的。日本跟美國不一樣，它引起了全球了解東亞文化和東亞發展變化的興趣，我們怎么從新中產階級原始的數據里面來獲得啟迪，怎么看待我們中國的情況。

讀者閱讀的時候，一方面要看到有哪些是相像，另一方面要看到日本在這50年里的變化。傅高義寫的前言讓我很感動，他說50年前的著作中國讀者還有興趣去讀。他還提醒我們，日本這50年變化太大，日本年輕人跟50年前的新中產階級是完全兩回事，所以中日之間要更多加強了解，我們還是要有發展的眼光。

何婕：看完《日本新中產階級》后我去看了傅高義先生的《日本第一》，確實他大量的研究基礎應該就是出自這份田野調查，有太多具體的故事。書里面有很多關于女性的描寫，講 60 年前日本也有剩男剩女，要依賴父母安排的相親，還有婆媳關系。傅高義說婆媳關系在那個時候的美國是一出喜劇，但是在日本是一出悲劇。

李春玲：日本女性跟中國非常不同，她們就業率低。但是我覺得日本女性，家庭主婦的這種狀況跟日本中產階級家庭重視子女教育有很大的關系，因為她是要專職投入很多時間在孩子的教育上。跟中國相比較，現在中國中產階級母親，她是又要工作又要教育孩子，這個壓力非常大。我覺得這是日本中產階級女性和中國中產階級女性一個非常的不同之處。日本的中產階級女性很多是受過很高教育的，甚至包括讀了博士，畢業以后又去做主婦。當然現在越來越多年輕女性加入到職業女性，但是當結婚，尤其有了孩子的時候，一般都會回到家庭，或者等到孩子大了再出來工作，就是說家庭是日本中產階級女性放在第一位的。

中國跟日本中產階級都特別注重子女教育，韓國、臺灣、香港都是這樣，東亞社會有這種文化傳統。但是也有另外因素，一是中產階級本身是一個維持現有地位的欲望，或者追求更高欲望非常強烈的體現，所有社會都是這樣，不僅東亞社會，包括英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

就是說我自己是中產階級，就會有強烈欲望讓我的子女也要成為中產階級，甚至更高的階層。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讓他接受好的教育，這個是全世界中產階級的一個共性。所有國家的中產階級都很重視他們子女的教育。

但是相對來說，在一些歐美國家，這種教育投入的壓力會小一些，尤其是北歐，他們的福利制度非常好，福利制度非常好的社會一般競爭就會低下，基本子女上學也很容易，上大學很容易，大學畢業以后找一份白領工作也很容易，維持中產階級地位是比較容易的，所以教育的壓力就不會那么大，會有緩沖。

但是在東亞社會普遍來說，福利會少一些，尤其中國，像周曉虹老師說的，資源還是很少，要通過競爭。這導致東亞社會里中產階級對子女教育更重視。現在日本的年輕人，雖然父母讓他們受了很好的教育，但新一代日本年輕人實際上競爭力非常弱，現在還蔓延到韓國。現在的年輕人跟父母非常不一樣，他們不想就業，啃老，甚至為了減少自己要承擔的責任，不談戀愛、不結婚、不生孩子，叫“三不青年”，這是日本很大的一個變化。這跟《日本新中產階級》里面說到的新中產階級主導的價值觀相比，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他們現在福利變好了，競爭壓力小了，是不是大家覺得都可以這么過？中國社會現在還處于日本那個時期，所有比較性。

何婕：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因為說到新中產階級的崛起、發展，可能就要說到它的未來。傅高義先生的妻子30年之后1988、1989年重返日本時已經發現，30年前的子女們受了比較好的教育之后，他的那種焦慮跟之前父母那一輩的焦慮已經不完全一樣，甚至那一代年輕人已經有了更多的自我選擇，女性也更加獨立等等。現在又過去了30年，中產階級慢慢發展之后，會走向何方？

傅高義也講過，他說中產階級是對自己的下一代有一個穩定預期的階層，但這種未來有不確定的困惑。周教授，如果從日本來反觀我們自己對自己未來的預期，包括還有李春玲老師剛才講的那種困惑在不在？

周曉虹：我覺得這種焦慮雖然只是在面對現在機遇提升，同時機遇又不充分時的一個反應。當我們的機遇更多時，換句話說整個社會的福利能夠更多提升的時候，人們面對資源，不需要再拼得頭破血流，我想人們的焦慮感就會降低，人之間的競爭也會降低。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既好也不好。中國這40年里之所以發展這么快，我經常開玩笑，一切向錢看。我們一方面說它對道德造成損傷，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沒有一切向錢看，中國的經濟怎么能在前30年以10%的速度往上？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中產階層在中國未來的發展中間，應該起多兩個作用，一個就是剛才講的，對更廣大的人民的示范作用：有更多的人會鼓勵子女去接受教育，成為中產尤其是新中產。還有一個就是直接關乎中國的未來，包括整個經濟的轉型，從制造業到更高的科技產業、創造產業的轉變，需要中產階層。

第二個中產階層的未來相對更重要一點，因為關乎整個社會。國家用越來越多的方法，使中產階層的比率越來越高，才能使最貧困的一族越來越少，暴富一族受到越來越多抑制，否則兩大階級之間的對抗就一定會發生。

何婕：確實，日本很明顯地看出中產階級從崛起、穩定、再發展，最后像李春玲老師觀察到，甚至已經沒有競爭的欲望，有很明確的步驟。反觀我們自己的發展，因為經濟發展規律不一樣，我們迅速崛起，可能這個過程不是分幾步走，甚至有一些現象是同時出現。

盧漢龍：我一直有這樣一個觀點，就是說西方中產階級這些行為，其實是跟長期以來他們整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分不開的。像日本戰后建立起福利保障制度，使得現在即使老齡化那么嚴重，仍然能夠經受得起沖擊。

而我們現在的白領，在調查中都說沒有安全感，三座大山：還房貸、子女的教育、父母生病怎么辦，這些都一下子可以把你所有的積蓄花完。假如中國大部分的工薪族都處于這樣一種焦慮中，我想我們的中產行為是出不來的，認同也是出不來的。

所以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建立整個社會安全系統，建立整個支持系統，我覺得太重要了。但是對這些公共政策我們又要有非常冷靜的看法和思考，因為公共政策跟整個經濟的發展，跟社會的活力可以說是對沖的，一定要恰到好處。不是說公共政策好了，什么東西國家都能包下來了，社會一定就安定了，不是這么一回事，因為人的欲望是沒有頂的，還牽扯到人性挑戰的問題。我們對中產階級的研究也好，期許也好，要照顧到兩面，既要希望中產階級作為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能夠發揮好作用，同時要使這種力量能夠得到保護，這一點我是覺得非常重要。

李春玲：說到中產階層作為社會的核心部分，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一方面中產階層在那兒慢慢擴大，但同時又感覺中下游進入中產階層越來越難，特別是年輕的大學畢業生。他們急著想加入中產階層，他們受過很好的教育，前期投入很多，但買不起房子，就業壓力大，競爭壓力大等等。現在中下層進入中產階層的道路，變得相對有點窄，尤其對家庭背景出身不好的階層。

中產階層之所以能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是他為中下層的人通過代際流動或者是本人的流動，一步步往上走，起到一個整合社會，讓社會持續穩定發展下去的作用。

目前出現情況，比如說不平等，機會差異，拼爹等等，導致中下層的人覺得往上走、加入中產階層隊伍變得越來越困難。這時候中產階層發揮社會穩定性的作用就會弱化。

我們在研究中感覺特別強烈，就是年輕一代有一部分人覺得他們不可能進入中產階層。本來，假如大部分年輕人抱著中產階層夢想，拼命努力工作，去奮斗，那么這個社是往前發展的，是處于穩定狀態的。但是一部分年輕人覺得他上大學也很困難，或者上好學校很困難，拿了大學文憑找好工作很難，在大學尋求一個穩定生活的機會變得越來越少，他們對加入中產階層的期望越來越少，變成比較絕望的狀況，就會導致中產階層擴大的步伐變慢，穩定社會的作用變弱化。這是目前社會比較大的問題，讓中下層進入中產階層，中產階層進入上層的渠道變得越來越流暢，中產階層發揮社會穩定性的作用就會越來越好。

(本文轉自上海譯文，公眾號：stphbooks。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