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記憶”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概念，“記憶研究”也成為多學科關注的焦點領域。代表性的比如歷史學對歐洲中世紀共同體的死亡追悼的社會史研究，以霍布斯鮑姆的“傳統的發明”和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概念為代表的近代民族國家集體記憶建構過程為焦點的民族主義起源的研究，以及《記憶之場》的編者皮埃爾·諾拉為代表的通過對集體記憶的表象“記憶之場”的分析，揭示一個社會集團如何表象自身過去的研究。此外，還有大量將個人生活體驗挖掘整理作為同時代史的史料利用的口述歷史研究等。

記憶不僅對個體生命極其重要，對整個人類群體而言，也是認識自我和建構認同的根本手段。當代中國社會處在急劇變化和變革的歷史關頭，如何通過建構社會記憶提升中國人精神生活的質量，是中國面向未來、進一步走向世界亟需解決的問題。

7月11日，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華東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邀請哲學、社會學、民俗學、歷史學、宗教學、文學、語言學等學科的十多位專家學者舉辦了題為“文化創傷、公共記憶與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的跨學科工作坊。主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進行了對話，理論層面專注于“記憶研究的跨學科視角”，實踐層面則聚焦“記憶建構的實踐研究”。

開幕式：當代的精神生活需要風向標

開幕式由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李明潔教授主持，她首先邀請本次工作坊發起人、華東師范大學民俗學研究所所長王曉葵教授做了主旨說明。王曉葵教授指出，記憶理論受到關注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記憶解讀緊密相連，與作為“記憶產業”的現代媒體的興起以及冷戰結束后民族國家宏大敘事的落幕，個體敘事的興起也有直接關系。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如何處理與“過去”的關系，以及如何看待傳統，便成為人類理解自身、認識他者，進而建構自我認同的重大課題。記憶的建構是其中重要的手段，因此，理解我們社會公共記憶的建構過程和特征，不僅是我們如何面對“過去”的標尺，更是我們如何選擇“未來”的航向標。王曉葵說：“我們期望通過理論和實踐的探討，了解過去的何種要素、在當下的何種語境中被如何意義化之后，又是為了誰而保存下來”。期待通過跨學科對話，對中國乃至東亞的文化創傷的建構和社會記憶的關系以及對中國人精神生活的影響，做出有益的探討。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校宣傳部部長顧紅亮，《華東師范大學學報》主編楊揚教授分別致辭，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哲學系童世駿教授發表了主旨演講。

童世駿教授首先從哲學角度談了作為一種精神生活現象的記憶的理解。他指出，討論精神生活時我們通常會談論記憶、認同、意義和理想；記憶是面向過去的，理想是面向未來的，認同是關于自己的，意義是超越自己的。記憶本身是一種精神現象，它與認同、意義和理想都有關系。

關于記憶與認同的關系，童世駿教授認為，我們可以把認同感理解成為自己生活史的連貫的敘事，也可以用來理解有沒有靈魂不死、來世的問題。雖然作為個體的生命、靈魂是有始有終的，但是我們有所屬共同體的集體記憶，通過教育、閱讀，我們了解自己的民族、種族、國家等，而這樣的集體記憶，會超越成員的個體生命，又把分別有始有終的個體串聯起來。從這個層面來說，我們依然可以談論不朽。

其次童教授分析了記憶與意義的關系。他指出，要解釋一個現象，把握一個現象的意義，就要把它置于一個關系網絡中去，而最重要的關系就是我們作為解釋者自身所具有的生命歷程，有過去、現在也有未來。從這個角度說，最近報道的“電腦詩人”“創作”出來的“詩歌”，充其量就像天上彩云那樣，只有當一個有豐富生活史的個人欣賞它、拍攝它時，才真正具有意義。不僅記憶影響意義，意義也影響記憶：記住什么、遺忘什么，怎么記憶、怎么遺忘等等，只有根據記憶的內容或對象才能理解。從這個角度來說，電腦可以在“記憶力”方面打敗人類，但卻無法在“遺忘力”方面打敗人類。在大數據時代，尤其要強調遺忘也是一種能力；我們不要因為增強了記憶技術而削弱了遺忘能力。

最后，童教授談到記憶與理想的關系。他認為，談論自己理想，關鍵是想象自己的此生要如何進入相關人們的記憶中去。我們在回憶或者評價自身與前輩的時候是有標準的，這種標準就是理想。通常我們認為記憶是面向過去的，理想是面向未來的，但最重要的記憶，可能是“面向未來的記憶”。記憶什么、怎么記憶，其實都牽涉到未來想過什么樣的個體生活和集體生活。當然，什么樣的個體生活和集體生活是美好的，什么是未來美好生活的理想，對這個問題，也只能由具有健全記憶的人來回答；人們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精力來討論人類的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時下講的“中國夢”、“精彩人生”，我們也可以從記憶這個角度去理解：它們并非抽象的概念性的語言，而是很感性的、很敘述性的，是與我們的個人生活史息息相關的。也就是說，記憶和理想，就像記憶和認同、記憶和意義一樣，也是相互影響、互為前提的。

理論探索部分：記憶研究的跨學科視角

第一場：源自哲學的思索

在理論探討方面，工作坊分別邀請了哲學、民俗學、社會學的學者圍繞記憶理論進行了跨學科的闡發和交流。針對20世紀以來當代記憶研究的發展歷程和前沿走向，上海大學哲學系楊慶峰教授從哲學角度闡明了當代記憶研究的總體邏輯和轉向邏輯；分析了當代記憶研究中的基本問題；指出了當代記憶研究中哲學的缺席狀況及其出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為之后與其他學科的跨學科記憶研究奠定了基礎。

面對當代社會反復出現的"國學熱"與"傳統文化熱"，不同立場與態度之間爭論不斷，華東師大學報編審唐忠毛教授嘗試用記憶理論來解釋當代傳統文化復興現象，他認為國學復興是當代傳統建構的表現，也是一種正在當代社會框架下被型塑的記憶。“傳統”與集體記憶、儀式闡釋、規范的道德內容等緊密聯系，主要通過代際的“交往記憶”與經典文本、儀式化的“文化記憶”兩種形式保存下來，前者是自主、動態、重構式的實踐過程；后者是組織化、客體化、形式化的建構過程。當代傳統文化復興應在動態的“交往記憶”和形式化的“文化記憶”之中尋找到一個平衡點，既不能簡單仿古，也不要盲目拒絕。

第二場：集體記憶與精神生活

集體記憶有不同展現形式，例如關于遠古歷史的記憶、關于現代生活的記憶、關于神圣的記憶、關于戰爭的記憶，等等。

華東師大社會學系主任李向平教授提出“神圣記憶”概念，以討論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曾經討論集體記憶的記憶框架。但是，神圣記憶則是這個“記憶框架的框架”。所以，“個體的記憶必然置身于這個框架，特定的記憶能否被回憶起和以什么方式被回憶起、被講述出來，都取決于這個神圣記憶的框架”。依據這個神圣記憶的框架，能夠使某些回憶成為“能夠進行回憶的記憶”，某些則被作為“不能進行回憶的回憶”“不正確的回憶”、不是神圣的記憶。因此，傳統中國人的神圣記憶包含天命、祖宗、圣人、神仙、社稷等，它們在二十世紀的變遷則是一種被神圣化的革命激情。這說明神圣記憶是集體記憶那個建構的機制，能夠決定“集體記憶”及其“記憶的社會框架”。

王曉葵教授認為當代中國人的精神構造中有兩個重要的極點，一個是關于鴉片戰爭以來的被侵略、被傷害的歷史敘述建構的歷史悲情，另一個是通過敘述漢唐以來的輝煌歷史以及發明創造等對人類的貢獻建構起來的民族自豪感。這種精神構造在很大程度上型塑了中國人當下對待自我和他者的價值觀。王教授以電視媒體中大量的抗日神劇為例，認為歷史悲情和民族自豪感雖然有效地整合了中國人的國族認同，但是，在建構文化創傷方面存在缺陷。進而王教授介紹了“文化創傷”的概念，并提出了了中國的南京大屠殺等諸多重大的災難性事件為什么未能有效地通過文化創傷的建構成為公共記憶的一部分這一問題。王教授強調，中國需要重構文化創傷，進而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產生良性的作用。這個既是中華民族邁向成熟的一個必要條件，也是重建和日本以及西方關系的一個必經之路。

個案研究部分：記憶建構的實踐研究

第三場：近代中國社會記憶

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各根據地普遍利用革命歌謠做宣傳鼓動工作，效果明顯，有“一首山歌三個師”“革命文件不如革命口號，革命口號不如革命歌謠”的說法。1950年后期這些歌謠開始被稱作紅色歌謠，并在新民歌運動中規模性地收集、編創出來，并在國慶十年前后出版。上海大學中文系主任黃景春教授分析當代紅色歌謠中的社會記憶，他認為紅色歌謠是新中國的“創世史詩”，其內容豐富多樣，體現的是當代人對紅軍、蘇區的社會記憶；而紅色歌謠所傳達的歷史感和價值觀已開始融入到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之中。

同樣是關注社會記憶，華東師大民俗學研究所李明潔教授則從社會語言學角度出發，分析2008年的網絡流行語“被自殺”流行現象背后所體現的當代民眾的社會記憶。由若干非正常死亡事件引發的網絡流行語“被自殺”突破了“被字句”的規則，在很短的時間內從一個修辭構式轉化成了語法構式。這是當代語言變異的典型代表，也是由事件動因導致社會記憶“語言化”的難得樣本。社會記憶的語言化直接導致語言變異，對應著交際記憶向文化記憶轉化的過程。經由網絡的助力，“被組合”被接納為漢語的語法構式，在當代的文化記憶中被保留下來，極大地揭示了當前中國的社會構造和民眾的身份認同。

第四場：二戰與歷史記憶

二戰以及與二戰相關的記憶在國際交往、國際會議之中不斷被提及、討論，眾多事件常常引發爭議。僅2015年已發生眾多影響巨大的事件，如2015年1月27日歐洲多國領導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參加悼念儀式；2015年2月希臘反德國游行，要求索賠二戰巨債；2015年5月9日俄羅斯紅場閱兵引發爭議；2015年8月15日日本內閣總務大臣參拜靖國神社；2015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儀式。

為何一個國家對二戰的紀念會引發國際性爭議？這些問題成為歷史系孟鐘捷教授探討二戰歷史記憶與國家關系的問題出發點。他說：“二戰記憶在國家性與國際性之間游走。戰爭結束初期國際法庭審判試圖塑造一種國際性的二戰記憶。戰爭之后，各國書寫二戰記憶則側重國家化的記憶塑造” 。但是這種記憶塑造基于不同國家的發展需求，呈現出復雜矛盾的局面。這些關于二戰的歷史在各個國家之間不斷被爭議，這些爭議實際上顯現了記憶與歷史的區別，記憶建構過程中的主體特征。這對我們理解紛繁復雜的國際形勢有一定的幫助。

同樣是討論二戰記憶，華東師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范丁梁青年研究員則主要聚焦德國納粹記憶中的受害者話語。范博士梳理了二戰后德國受害者話語的發展和歷程，并且從德國的經驗中提煉出值得思考的問題。戰后初年，面對戰爭末期的痛苦經歷、同盟國的非納粹化改造、艱苦的國內生活條件和國際社會的敵視與仇恨，聯邦德國社會迅速發展出了一種“防御性”的納粹主義受害者的記憶話語。直至1960和1970年代，在法蘭克福審判、學生運動、社民黨政府歷史反思策略和美國電視劇《大屠殺》熱映的推動下，這種受害者意識逐漸帶有“批判性”。1980年代，在基民盟/基社盟以“正常化”為導向的歷史政策的指引下，“誰能夠以何種話語得到紀念”作為納粹記憶的核心問題被正式提出，與此同時，受害者意識成為建構新的民族認同的工具。從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紀初開始，德國人的受害者話語越來越具有某種“進攻性”，并不斷加固著許多德國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雙重身份特征。20世紀60年代德國再次興起反猶浪潮，這些事件再次警醒他們，并且重新思考戰爭記憶建構問題。從1990年代開始，德國開始建構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雙重身份。在受害者話語建構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記憶的現實框架與歷史化、社會框架與個人、民族國家框架與歐洲化之間的張力。

第五場：多維度的中日戰爭記憶

1932年至1945年間，日本在對外侵略擴張過程中，對內為了解決本土人口過剩所導致的土地不足和對外為了加強對蘇防衛等問題，向中國東北輸送了27萬滿洲農業移民，這批移民被稱為“滿洲移民”。這批移民在1945年之后，經歷了異常艱辛的回遷過程，死傷無數。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趙彥民副教授以日本長野縣為田野調查地，考察了戰后日本社會滿洲移民的歷史記憶形成過程。他認為這種記憶形成過程經歷了四個時期，分別是忘卻期（1945-50年代末）、生成期（1960-70年代）、越境期（1980-90年代）、繼承期（2000年至今）。

趙彥民副教授認為滿洲移民的主體經驗從50年代的失語、沉默狀態，到60年代修建紀念碑、發行《滿洲開拓史》、定期開展祭奠活動，這種個體經驗逐漸為濃縮為集體記憶，以物質的形式變得可視化。這種活動和儀式在日本不斷拓展，復制和再生產，促使了滿洲開拓的“記憶之場”的形成。

同樣是對日本戰后記憶的調查，南京大學戲劇與影視學博士生陶賦雯則從新世紀日本的二戰電影入手，關注這些電影是如何建構戰爭和民族的記憶。她說：“進入二十一世紀，日本二戰電影以選擇性影像記憶、群體受害癥候、物哀主情話語、島國危機論與核爆夢魘等維度，呈現出新歷史語境下日本國家形象的記憶建構與民族認同”。期望通過電影文本研究，探究新世紀日本二戰電影是如何憑借影像對國家意識形態和大眾趣味的藝術平衡，滿足政府亟需通過大眾媒介制作新的輿論話語、幫助日本人在國際上恢復文化自尊心的需求，以隱秘曖昧的敘事編碼傳達“新的戰爭記憶”。通過影像傾述集體文化創傷經驗，以強大的影像情感勸服力拉近受眾與歷史的距離，與軍國主義產生共鳴，混淆災難和罪惡的意識形態，來反映當代日本的政治訴求和民眾感情。

2012年9月涉日游行在中國各地爆發，面對這些游行，在上海的日本人是怎樣的感受？華東師范大學民俗學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員中村貴使用口述史的方法對此進行了探究。他分別探討“在日日本人”和“在滬日本人”對游行的不同感想發現，“在日日本人”對涉日游行的恐懼是由日本媒體報道建構的，是一種“想象中的恐懼”，而“在滬日本人”的“恐懼記憶”是對“現在、這里”發生的事情的心理反應，繼而將它變為了“身體記憶的恐懼”。中村貴博士長期關注在滬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發現生活在兩國之間的“交叉性”群體，強調中日兩國間“一衣帶水”的關系，盼望兩國友好。

最后，王曉葵教授做了簡短的總結，他指出，來自哲學的記憶研究，強調作為方法論的記憶概念對學術實踐的指導意義；而宗教研究則指出中國當代社會各種信仰生活記憶建構的本質特征。來自社會學和民俗學的研究則討論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歷史悲情和民族自豪感是如何形塑當代中國的行為方式的。文學、歷史學、語言學、傳媒研究都提供了各自不同的分析視角，論證社會記憶形成過程中政治權力、文化傳統、族群的傳承性特征、國際政治等因素之間的復雜的力學關系。

戰爭、災難等歷史事件的記憶化過程，也是整個社會建構自我認同、確立自我的正當性的政治過程和文化操作。本次工作坊特別就這個問題，討論了中國、德國和日本的案例，德國和日本這兩個戰敗國在二次大戰之后圍繞戰爭責任都呈現了弱化加害責任，強化受害意識的傾向。與此同時，兩國在不同時期也都出現擺脫謝罪外交，回歸“正常國家”的傾向。

這個傾向也表現在重新塑造戰爭記憶的行動上，比如影視作品和紀念物展示，以及紀念儀式的變化。相較中國，作為戰爭的受害者和戰勝國，如何擺脫單一的歷史悲情的言說，將受害記憶轉換成自身以及全人類邁向和解與幸福的精神資源，這是這次工作坊提出的課題，也是一種期許和倡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