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別有因緣咸水妹》下篇。

咸水妹、水雞、偽咸水妹

在上篇中，我們發現，咸水妹與蛋家、粵妓均有交織，但未曾厘清。因此，無論在風俗學還是民俗說上，都是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所謂“水雞”，是舊時廣州娼妓陋俗的一個重要特色。1923年，胡樸安主編的《中華全國風俗志》出版，由于其開創性，于右任、黎元洪、汪精衛等欣然題詞，許世英、葉楚滄等受命作序。是書第一次開始比較清晰地分辨記載：

粵有所謂水雞者，即所謂蛋婦也，以其居水濱，故名。浮家泛宅，一葉扁舟，日以渡人為業，生涯亦頗盛。顧此等水雞，則注意于夜市，所撐之艇曰沙艇，裝璜美麗，潔凈非常。每當夕陽西下，則燈火齊明，沿河一帶，如西濠口、長堤、沙基等處，濟濟溶溶，觸目皆是。一般青年蛋婦，盛服艷裝，坐以待客，或高唱其咸水之歌，或嬌呼其喚渡之聲，于是叫艇呀，游河呀，乘涼呀，過夜呀，一片柔脆聲浪，乍聆之如春鶯出谷，殊令人解頤。遇炎夏時尤多。第見其衣黑綢之衣，長者及膝，著黑綢之褲，短及于脛，赤足盤坐，而露其雪白嬌嫩之膚焉。夜度之資甚廉，然多麻瘋之癥，偶一不慎，則禍立隨之矣。（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編第376頁）

從中我們也可看到，在廣東，特別是廣州，從事性服務的蛋家妹，即使她們也唱咸水歌，卻不稱為咸水妹，而俗稱為水雞。當然，水雞之稱，早已有之。陳坤（1821年生）《嶺南雜事詩鈔》“水雞”條：“浪暖珠江泛水雞，隨潮上下愛雙棲。鴛鴦解事還相笑，情未深時跡已睽。”自注說：“撐小艇蛋家婦女，謂之‘水雞’”。吳永章箋引梁松年(1791-1865)《夢軒筆談》“水雞條”曰：“蛋女年少私為娼者，曰水雞，以其與所私常在蘆蓢（一種稱為水雞的水鳥的活動地）也。”至于當面，則更是雅稱“阿姑”。如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七回，寫惲來偷了咸水妹五百美金，被老爹押回香港謝罪，見了咸水妹說：“這個人從此不是我的兒子了，聽憑阿姑（粵人面稱妓者為阿姑）怎樣發落，打死他淹死他殺他剮他我都不管了！”（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頁）

回過頭來，我們有必要簡單回溯考察一下蛋民與風月的淵源。蛋家原系生活在珠江流域及附近海面的水上民系，其最初來源眾說紛紜，有說來源于早期南方土著，史籍首見于《隋書·南蠻傳》：“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蛋、曰獽、曰俚、曰獠、拖（去‘扌’），具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

近人尤其是粵籍學術大家如羅香林、陳序經、伍銳麟等，對蛋家均有深入研究，十分有助于弄清咸水妹的源流。羅香林教授認為蛋民出于古越族，在論及“蛋民之特性及其現況”即有涉風月。如說蛋家血統之不純，“蓋以其有若干婦女以接客伴宿為業，所生子女，不能無混血作用，而其社會壘需要女子操作，每重女輕男，茍不生女，輒向陸地育嬰堂領取女嬰，畜為己女”。又說“蛋民鮮貞操觀念”，“蛋民之競操妓業，其殆始于朱明之初。”(《百越源流與文化·蛋民源流考》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78年增補印行，第223-251頁）

羅香林教授頗有引用伍銳鱗教授的資料與觀點；伍教授在嶺南大學以作實證調查著。但伍教授在其著名的《沙南蛋民調查》中說：“有些人以為蛋民的嫂嫂大都是賣淫為生，因此他們遂被視為最不講究首先的民眾。就我們觀察，這種見解也有不少的錯誤。原來蛋民因為生活比較困難，不但是男的，就是女的，也要勤于工作。男人因為到外邊尋找工作，搖艇多為女人。為著招徠生意，他們免不得要笑容甘口，于是腦筋單簡的人們遂把她們來做淫婦看待。我們承認蛋婦之有公娼私娼者很不少，然無論哪個城市里，陸上居民之當公娼私娼，也不算少。”（《伍銳鱗社會學調查報告集：民國廣州的蛋民、人力車夫和村落》，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頁）然而，作者在《三水河口蛋民調查報告》中又說：“河口蛋民本來沒有娼妓（明娼），但是做暗娼的卻不少，大概稍有姿色的婦女，往往兼營皮肉生涯，她們都不敢明目張膽地領牌，大都以招住客過夜為名的，這些暗娼大都做熟客的生意。”（《伍銳鱗社會學調查報告集：民國廣州的蛋民、人力車夫和村落》，第501頁）

所以，文獻和傳統中的蛋婦人盡可夫的說法，實在是過甚其辭。如趙翼《檐曝雜記》說：“廣州珠江蛋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為生計，猝難禁也。”（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62頁）按：據伍銳鱗教授的調查，1931年廣州蛋民數量約在10至15萬之間，而官方統計的總人口是104萬，占比達到1/10強。（前引書第19頁）至于潮嘉一帶，生計維艱，脂粉為生者，亦復不少，如俞蛟《潮嘉風月記》所說：“潮嘉曲部中半皆蛋戶女郎。”

對于趙氏與俞氏之說，羅香林教授均有批評。認為自雍正以來，內河蛋民強半陸居，乾嘉以后沿海都市蛋戶也“多為陸居民人操為陸居民人操妓業者所攙雜，孰為傳統之蛋民，且亦不易識矣”，而所謂“脂粉為生者……故冒其名，實非真蛋”。（《百越源流與文化·蛋民源流考》，第242頁）其實他們各自也都有自省自識。如趙翼說：“蛋戶本海邊捕魚為業，能入海挺槍殺巨魚，其人例不陸處。脂粉為生者，亦以船為家，故冒其名，實非真蛋也。”又說：“蛋女率老妓買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實罕有佳者。”俞氏也說，潮嘉蛋戶“舟中妓女親生者少，皆買自貧家”，則當“不限于蛋家血統”了。

再從上面所征引的材料中，我們已可看到，咸水妹未必是蛋家女，也未必是廣東人。一方面至后來凡交接洋人之妓均被稱為咸水妹，這中間顯有他方之人摻入，另一方面，中國妓女的一個傳統來源是鴇母從鬻女之家買來幼女，撫養長大，養女而承母業，咸水妹也不例外。前面的事例中已有多涉及，專門的報道也所在多是：

租界之中，良莠不齊。誘賣婦女，拐販小孩，幾于數見不鮮。昨聞八仙橋有江北人某甲，推車餬口，有子僅五齡，被人拐去。訪系同鄉人某乙所拐，遂報捕房。包探陳阿九將其拘獲，再四詰吐其實。然甲子已被賣與虹口咸水妹家，計價洋二十余元。該包探即押同某乙根獲經賣之一起人，及至咸水妹家，則甲子固然在焉。乃令買檢出賣契，捕頭飭將拐犯等解案候訊矣。（《拐孩破案》，《申報》1883年9月19日第3版）

甚而至于有買成年女子為娼者：

天津連年饑荒，賣兒鬻女者不計其數。節經列報，舊歲亦復如是。就紫竹林而論，實難屈指。然土人以糧米高貴，自顧不暇，何能謀人？所多多益善者，粵之老妓耳。去春有咸水妹阿有者，特駕船載買十數口而去。嗣有同類者，暗中轉運，計買去者不止百十人，其余尚有住戶或以牟利，或以居奇，每家買至七八口十數口不等。統計去年由津買去女孩總在五百口以上，而買者固系粵妓，賣者亦系拐來所得，身價僅飽拐匪囊槖耳。（《鬻女慘聞》，《申報》1878年2月9日第3版）

也有成年他省女子被賣作咸水妹的：

江北女子季小三子，現年二十一歲，于民國十九年六月間，憑媒嫁與同鄉人祁斗元為妻。同居年余，祁因迫于經濟，乃串通其表弟，于民國二十年十月間，設計將季女誘出，偽稱觀劇，領至虹口西安路同生里二十二號門牌婦人鐘福寶所開之妓院（俗名咸水妹）內，迫令為娼。（《祁斗元賣妻為娼》，《申報》1936年3月22日第12版）

進而連經營咸水妹營生的老板都可以非粵人，那咸水妹的成分更大可懷疑了：

嘉興路青云里五百八十八號江北人沈步周，年三十，拖車為業。昨晨，至密勒路武昌路口隆興茶館吃茶，有友朱阿二，亦江北人，開咸水妹妓寮，亦同桌吃荼。沈將茶壺拿錯，互起爭執。朱走開后，隨即帶來尺長鐵棍，將沈胸部腰部連擊三棍。沈暈倒在地，二零四二號巡捕將沈送醫院救治，驗得沈受內傷甚重，腹內流血，恐有生命之憂。沈現已神智不淸，或須開刀醫治。（《拿錯茶壺連擊三棍　沈步周受內傷甚重》，《申報》1928年10月13日第16版）

所以，稍后即有非粵籍咸水妹的公開報道：

住法租界環龍路一零七號、業西崽之鎮江人湯啟榮，年二十四歲，素性無賴，于本月十一日夜間十一時，在霞飛路遇見現住麥賽而蒂羅路十七號，曾為咸水妹妓女現已從良之揚州女子黃玉美（今年二十歲），湯即冒充捕房探員名義，將黃女攔住，向之索閱妓女花捐執照。黃女答以現在巳經停止淫業，不為娼妓。（《西崽行為無賴》，《申報》1934年10月21日第9版）

再如，煙臺口岸出現的咸水妹，則完全與廣東無關了：

山東登州人鄒元和與妻鄒徐氏及蘇州婦人王朱氏，在煙臺開設暑期妓院，專接外國水手，即上海之咸水妹，因攜帶女子潘彩英、王大媛搭乘太古輪船出口，被救濟會調查員陳少廷等破獲，移解地方法院，檢察官將被告以略誘罪起訴，其被害人則發交救。（《販良為娼案審訊記》，《申報》1937年4月13日第12版）

風水輪流轉，當再轉回廣東時，珠江上的水雞或曰咸水妹，是風流還看外江妹了：

這是湖北人姊妹兩個，卻都講得好廣東話，聽說從前在上海做咸水妹的，去年才到廣東，年紀是不小了，風頭還過得去，生意也還不錯，我們這位徐大咨議竟給他迷住了，一天到晚盡記得月娥兩個字兒。（東越許廑父《珠江風月傳》（續）第六回《能諂能驕人情勢利，忽啼忽笑癡意纏綿》，《小說新報》第7年（1922）第3期，第13頁）

別有風情咸水妹

蛋家既為賤民，被“潑贓水”也是情理之中。不過廣東確實存在過“咸水妹”，雖然此咸水妹不同于彼咸水妹；廣東的咸水妹，乃唱咸水歌的咸水妹。大概這也是作為妓女的咸女妹，廣東本地人不明所以的緣故。廣東咸水歌又名“姑妹歌”，東莞、廣州等地則稱為木魚歌，乃是一種漁歌，內容豐富多彩，廣泛傳唱于沿海地區，尤以珠三角近澳門的中山坦洲、東莞沙田為盛；以坦洲為代表的中山咸水歌，于2006年經國務院批準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咸水歌風之盛，在明清以迄民國的竹枝詞中多有反映，如清初大詩人王士禎旅粵所作《廣州竹枝詞》說：“潮來濠畔接江波，魚綺門邊凈綺羅。兩岸畫欄紅照水，蛋船爭唱木魚歌。”（雷夢水等《中華竹枝詞》，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8頁）這木魚歌，其實就是咸水歌。

其實咸水歌也并不是蛋家的標配，如張半草的《羊城竹枝詞》說：“漁家燈上唱漁歌，一帶沙磯繞內河。阿妹近興咸水調，聲聲押尾有兄哥。”（雷夢水等《中華竹枝詞》，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6頁）很顯然，是由咸淡水之交的沿海一帶內傳到省城的。而且，遍查廣州地區的竹枝詞，也極少詠及咸水歌咸水妹，也是明證。咸水歌內傳到上海，引人側目的，也正是其風情。

但是，“聲聲押尾有兄哥”的咸水調，卻與香港咸水妹的洋調大有區別：“香港接近五羊城，洋派由來說大英。蛋婦咕哩亦洋話，此間風氣令人驚。”（胡子晉《廣州竹枝詞》，雷夢水等《中華竹枝詞》，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7頁）大華烈士簡又文說：“粵之‘咸水話’蓋即上海之洋涇浜英語也。‘咸水妹’者，專以外國水兵為對手之娼妓也。一次，一個咸水妹罵一個外國水兵曰：Die boy! Die boy! You go die,too much man die, no see you go die !蓋直譯粵語云：‘死仔，死仔，你去死，咁恁）多人死，唔（不）見你去死，！’也。”當主要指顧香港的咸水妹而言。（簡又文《東南風五集》，《逸經》1937年第21期第89頁）

很顯然，廣州唱咸水歌咸水調的只是普通的蛋家妹，雖有涉于感情，實不接于風月；上海人似乎將咸水歌與蛋妹以操皮肉生涯的上海咸水妹等同起來了。這種混同，誘因之一，或許正在歌調——王韜《瀛濡雜志》說，上海的咸水妹“多能謳急琯繁弦，聲多噍殺，或調其靡靡之音，足以動心蕩魄者，則別一調耳”。（王韜《瀛濡雜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頁）

蛋家屬賤民，久被潑贓水，因而在他們的咸水歌中，也有強烈激的一面，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冼星海母親曾經教給他的那首《頂硬上》；其實這也可視為蛋家的族群之歌，代代傳誦：

頂硬上，頂硬上，鬼叫你窮

哎呵喲呵，哎呵喲呵

鐵打心肝銅打肺

立實心腸去捱世

捱得好，發達早

老來嘆番好

血呵汗呵，窮呵餓呵

哎呵喲呵，窮呵餓呵

哎呵喲呵，哎呵喲呵

頂硬上，鬼叫你窮

轉彎抹角

哎呵喲呵，哎呵喲呵

頂硬上，鬼叫你窮

哎呵喲呵，哎呵喲呵

冼星海幼年在澳門生長，母親黃蘇英即出身蛋家。據耶魯大學蕭鳳霞教授推測，明末的民族英雄袁崇煥也出身東莞蛋家，為應試才占籍廣西滕縣。(蕭鳳霞、劉志偉《宗族、市場、盜寇與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與社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4年第3期)他帶領的東莞子弟兵就多蛋民，在抗擊后金中的口頭禪和進攻令就是：“屌哪媽，頂硬上！”改革開放時，廣東人敢為人先，常常就憑著這句“屌哪媽，頂硬上”！

當然，咸水歌與其他所有民間歌曲一樣，大抵以情歌為主。其中因為朝廷政策的原因，這情況便不可避免地沾上了洋氣。明代海禁甚嚴，廣州一直保持開放，好幾度還處于一口通商地位，清代更是長期保持一口通商。廣州雖然一直開放通商，但卻長期以澳門為外港，洋夷商人不得直抵廣州。在取得許可后，在“引水船”引導下，方可前往；對中國官方來說.也可通過引水人對對外商進行監控.客觀上，珠三角河道與大海相連，網道復雜，沿途有暗礁等，航行不易，也必須熟悉水路的船只引導。承擔這一任務的，基本上是蛋家的船。臨近廣州黃埔時，還須通過引水人雇傭30-50只（1760年代）甚至70-80只（1860年代）在夜間掛滿燈籠的本地稱為“篤水船”的舢板，起拖行和浮標作用，進一步領航；這些舢板，每程收費一塊西班牙銀元。這是蛋家與洋人接觸的一個重要方式。另一個重要接觸方式，就是洋夷商船一路上包括在廣州停泊期間，由于除了交易之時，基本不能上岸居停，所以需要船民當然主要是蛋民提供相應服務，比如洗衣及捎賣一些物品。這也成為蛋民尤其是蛋家妹的重要收入來源。我們中山大學歷史系的程美寶教授，從外文資料中發現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如有一個叫William Hickey的人回憶，在虎門附近的小船上，有不少姿色不俗的女孩，一見到他們， 就會用“廣州英語”對船上大喊：“Hy  yaw  Massa, you come again. I  washy  washy for you last voyage;washy washy three piece, one man one catty; I washy washy you three piece.”以求獲得洗衣服務。特別是在外夷商船集中停泊的黃埔島，更是有無數蛋妹操持著舢板團團圍著洋夷船只叫嚷著要給他們提供洗衣服務。程美寶教授考證說，1789 年時這種洗衣服務大概是每人1塊銀元。開始的時候，對這種服務，官方約束很嚴，只有真正的洗衣婦才容許上外國船只，后來管理漸漸松弛，不僅黃埔島便多少變成了煙花之地，從澳門到廣州沿線也都可能出現蛋妹與洋人的性交易行為。（分見程美寶《水上人引水——16-19世紀澳門船民的海洋世界》，《學術研究》2010年第4期）

咸水歌是別一調，咸水妹自然也是別一風味——“別有姻緣咸水妹”！咸水妹的確是別有風情，謂之“咸酸梅”未為不可。在晚清纏足年代，其最別致的風情就是其一雙“美麗的大足”了。早期咸水妹出身蛋家妹，蛋家妹因為長年生活在水上，容不得繁復衣飾，更容不得裹腳纏足；而其江水洗濯的“六寸膚圓”，往往最為樂此者所稱道。如袁祖志《滬北竹枝詞》云：“輕綃帕首玉生香，共識儂家是五羊。聯袂拖鞋何處去，膚圓兩足白于霜。”（袁祖志《瀛海采問紀實》，岳麓書社2016年版，第154頁）葛元煦《申江雜詠》也說：“不系羅裙不貼鈿，花巾帕首亦翩翩。尋常懶著鴉頭襪，六寸膚圓比玉妍。”（葛元煦《滬游雜記》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頁）。此二詩足為粵妓生色。

美麗的大足而外，服飾也別具一格，更曾引領時尚。前述毛祥麟的《墨余錄·風月談資》（同治九年刻本）云：“更有廣東流娼，與之雜處，裝飾異土著，不梳高髻，不第裙，不裹足，飾無珠玉，……人呼為鹽酸梅，蓋言品味雖未佳，而亦可以解渴除煩，一若津津乎有余味也。”傳統“不第裙”而只穿褲，在傳統上，是露褻的不雅之舉，在后來卻引領時尚成了妓女的標配，而且因其行動方便，引得女學生企望仿效；曾國藩的孫女曾寶蓀說，當年（1904）她們因為習練瑞典操而穿上了褲子，高興得不得了。不久，這種露肌之褲傳到校外，公然穿著，到了辛亥革命以后，還讓人不待見。《紅雜志》1922年第13期的一篇文章《妓女的衣著》還數落說：“不領之衣，露肌之褲，只要妓院中發明出來，一般姑娘小姐，立刻就染著傳染病，比什么還快。”1927年的《北洋畫報》第117期王小隱《關于裝飾》，則舉了一個由咸水妹到名妓到閨閣的經典的時尚傳遞案例：“即以‘劉海發’一節而論，既出于滬妓胡氏，而胡則學諸‘咸水妹’者也，閨閣反紛紛效法之矣，‘貧效富，富效娼’，遂為一時之口號，豈不哀哉！”

這胡妓即晚清名妓胡寶玉。在以洋為尚的時代里，因為交接洋人，沾帶洋氣，時人輒效咸水妹之處還有許多，胡寶玉也不例外，并冀效此以贏得洋人的親睞。

也是。且別說外人仿效，就廣東人也往往效法——咸水妹向由被自己賤視的蛋妹充任。笑貧不笑娼，那時都一樣。徐珂另在《清稗類鈔·譏諷類》記載的一則故事，可為典型：“滬有女子曰王小娥者，頗知書，且習洋涇浜話。洋涇浜話者，不規則之英語也。及笄而不字，遂營丑業以自給。小娥本粵產，以咸水妹可接西人能得多金也，乃居鴨綠江路。一日，有舊識之施桂山過之，謂之曰：卿已上外交之舞臺矣。” （《清稗類鈔》第4冊《譏諷類·外交》，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738頁）

至于胡寶玉如何結交咸水妹，徐珂的鈔錄里語焉不詳，夢花館主的《九尾狐》則有精彩描述。第二十一回“播香名喜見清河君　發奇想結交咸水妹”先介紹了其內心動機：

那天在路上見了幾個咸水妹，忽然觸動了淫心。暗想：我與他同是婦人，一樣做那皮肉生涯，他獨陪伴西人，遍嘗外國的風味，不知究竟屬怎樣，我何弗與他們結交，問問細情，向他們討教一二呢。（《九尾狐》，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頁）

在第二十二回“慕歐風額覆前劉海　嘗異味身陪外國人”則詳細敘述了胡寶玉效仿咸水妹的情形。先是“見賢思齊”：

且說胡寶玉坐馬車回來，一路之上見有幾個咸水妹走過，頭上梳著前劉海，刷得光滑異常，又濃又厚，足有三四寸長；身上穿一件元色夾襖，元色大腳管褲子，腳上拖著一雙外國皮鞋，打扮得奇形怪狀。除去那班趕騷的洋人外，我們中國人再沒有去白相他的。那知寶玉見了他們，并不以為難看，反以為打扮新奇，得與西人交涉，開那西番并頭蓮花，心中很自羨慕。但他們精通洋話，熟悉洋務，方能與西人伴宿，我則件件不知，如何是好？不若與他們結交，學習些皮毛，再行想法便了。（《九尾狐》，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頁）

按：這前劉海，后來在上海灘頭風行了好一陣子，不明就里者皆歸功于胡寶玉；當然與其宣傳推揚不無關系，但發明權在咸水妹則無疑。前此上海仕女的發型，都是往后梳，額前光光的，用以展現“眉清目秀”的風采，而以前劉海壓眉，世人自是不輕易接受。

在吳沃堯筆下，想“粉”咸水妹的，不僅有名妓，當然更有名士；所著《發財秘訣》第四回“區牧蕃初登寫字樓 陶慶云引見咸水妹”，專寫丙記寶號的少東家區牧蕃著陶慶云引見咸水妹事。在第五回“學洋話陶慶云著書 犯鄉例花雪畦追月”中，咸水妹則仿佛時尚名妓被一干少爺先生簇擁著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9頁)畢竟，咸水妹可是按照國際標準“打造”的。愈往后，咸水妹的派款也日顯尊貴。黃式權《淞南夢影錄》說：“粵東蛋妓專接泰西冠蓋者，謂之咸水妹。門外悉樹木柵，西人之聽歌花下者，必給資而入，華人則不得問津焉。柳怪花妖，幾難入目。而每值休暇之日，虬髯碧眼，座上常盈。琴韻嗚嗚，履聲閣閣，即著名之琵琶庭院，花月簾櫳，未必有此熱鬧，斯亦孽海中別開生面者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頁）1920年初版的胡祥翰的《上海小志》仍樂道咸水妹的接客有度有款：“門口悉樹木柵，中開一孔便人通語，兩情既合，始啟扉納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頁）

其實，坊間一直不乏對咸水妹的偏見甚至貶抑過甚之辭。故徐珂《清稗類鈔》說：“衣服詭異不與常妓同，人以其侍西人也，多賤視之。然是中人亦各有意志，大率為咸水妹者，多立志不至歐洲，不入西教，非嫁西人則不改西裝，其言曰：‘吾之為是，以迫于不得已也。若遂欲吾心向西人，豈有是哉。’又雖與西人相接，多物色國人，擇年相當之可事者，俟蓄積稍富，則嫁之。既嫁，則不復與舊時儕偶通，以恐為夫所賤視也。夫若不嫌，始來往如平昔。其嫁西人者十不一二也。”然真能相對禮待咸水妹者，亦屬西人：“西人之至我國者，多與咸水妹相昵，久之或月給值以養之。或竟娶為妻，至禮拜堂成禮，并登報宣告。”（《清稗類鈔》第6冊《忠藎類·咸水妹愛國》，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577頁）前述吳沃堯筆下那位咸水妹，正是一個正面典型：從業遇到的第一個美國白人，就愛上了她，并將其帶到美國，遺贈大筆身家；歸自香港，又愿托身一老實忠厚苦力，殊可嘉嘆。

徐珂始終對粵人心存敬意，對咸水妹也頗多美言。他在《清稗類鈔》還記載了一個咸水妹的充滿人性光輝的故事：

有名聯桂者，嘗為某船主所昵，計月給資，儼然妻室也。自港至申，中途，見一民船將覆，船主無救意，聯請船主救之，船主曰：“此中國人船，何與我事？”聯桂怒曰：“汝如此輕視中國人，則吾亦中國人，以后請與汝絕。”船主又曰：“當何必如是？此非粵人船。”聯桂愈怒曰：“此雖非粵人船，然亦中國船也。汝何為于我中國加以區別乎？”船主不得已，始停舟施救焉。西人之至我國者，多與咸水妹相昵，久之，或月給值以養之，或竟娶為妻，至禮拜堂成禮，并登報宣告。其稍有身分者，雖與相處如夫婦，告人，則仍稱之為妓也。然娶咸水妹者，大率安于我國，不復為歸計。即歸，女亦不從，以離國則親友盡絕，且勢孤也。（《咸水妹愛國》）

由此可見徐珂待粵人以及咸水妹之厚。其實徐珂待粵人最厚之處，乃在此《咸水妹愛國》條辟頭即說：“粵東咸水妹，率自他省拐販而售之蛋戶者。”如此撇清，實無必要。如果用時報館編《余興》1914年第1期《咸水妹謠》結束本篇或更合適：

鴉頭襪不穿，項上金連環。自識波斯賈，郎君未可前。

言語通侏離，歌成齊拍手。海上月明多，相送過虹口。

歲歲住涇橋，何如學蛋戶。由于水性咸，不及儂心苦。

來往西醫院，遨游海賈艘。欲歸歸不得，鄉夢繞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