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別有因緣咸水妹》上篇。

咸水妹名揚上海灘

近現(xiàn)代以來，因為上海的國際國內(nèi)地位，以及廣東人在上海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廣東許多事物揚名于開埠后的上海，比如“食在廣州”，筆者在《民國味道》一書中有深入的考述，此處不贅。再比如“咸水妹”，則是本文的主旨所在；風(fēng)月史也是經(jīng)濟和文化史的一個重要側(cè)面和重要反映。

在筆者能搜檢得到的文獻中，最早記述“咸水妹”的當(dāng)屬咸豐、道光時期曾為官嶺南的劉楚英。劉楚英，字湘蕓，四川中江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舉人，授甘肅羅平知縣，咸豐九年（1859）升任廣西梧州知府，同治二年（1863）調(diào)署桂林知府，同治三年回任梧州府。他同治九年刊刻的《石龕詩卷》中有“別有因緣咸水妹，絕無滋味淡巴菰”句。按：淡巴菰即煙草。清王士禎《香祖筆記》說：“呂宋國所產(chǎn)煙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絲薰。”也有寫作淡巴姑的。如俞正燮《癸巳存稿?吃煙事述》：“煙草出于呂宋，其地名曰淡巴姑。”但孫橒（字詩樵）的《余墨偶談》（同治十年刻本）說這首詩作于上海。故其又在《咸水妹》條說：“上海蛋戶之為海娼者，人呼之為咸水妹。”光緒十七年（1891）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張心泰《粵游小志》“妓女”條，也有“有蛋戶為海娼者，人呼為咸水妹”的記述，語言與此雷同，或?qū)龠^錄。張曾隨父宦游兩廣，光緒十三年謁選，官至宣化知府。也是同治九年刊刻的毛祥麟的《墨余錄?風(fēng)月談資》，未點名咸水妹，更點睛咸水妹：“更有廣東流娼，與之雜處，裝飾異土著，不梳高髻，不第裙，不裹足，飾無珠玉，……人呼為鹽酸梅，蓋言品味雖未佳，而亦可以解渴除煩，一若津津乎有余味也。”大約因為未履粵地，耳食上海景觀，得有此說吧，當(dāng)然也不廢其傳神寫照之處。后來徐珂輯撰《清稗類鈔》，也有類似從音之說，但不至于泛指廣東流娼：“西人呼妓曰咸飛司味，華人效之，于接應(yīng)西人之粵妓簡稱之曰咸水妹，然有時也接本國人，惟不能使與西人相遇耳。”

風(fēng)月事常在風(fēng)聞間，所以，咸水妹的故實，越到后來，似乎越模糊：

俗呼粵妓為咸水妹，不知其何所取義。對山書《屋墨余敘》（即指毛祥麟《墨余錄》，毛字對山）則謂為咸酸梅，以其物雖微，食之亦頗有味也。昨日有咸水妹鄭雙喜者，強拉某洋人入室尋歡，洋人不依，雙喜偽向之纏擾。洋人怒甚，大聲斥之，適二百四十號巡捕得得而來，乃解送英公廨。（《英界公堂紀事》，《申報》1895年1月30日3第4版）

再后來則引發(fā)起考究來——何謂咸水妹？或叫“咸酸梅”，荷蘭語之音譯也：

滬俗稱粵妓曰咸水妹，不知其意云何，亦不知其言自何而來也。按咸水妹專接西客，我國明時已有荷蘭人足跡，即當(dāng)時所謂紅毛番也。初至廣東沿海一帶貿(mào)易，漸與一蛋戶之為妓者接觸，故或謂咸水妹為荷蘭語之譯音意云妓也。清初人詩有“別有風(fēng)情咸水妹，絶無滋味淡巴孤”之句，蓋為上海作也。又蘇滬一帶，水與酸之音近，妹與梅為諧音，清毛祥麟蘇人，《墨余錄》云粵妓妝飾異土著，不攏頭，不裹足，飾無珠玉，善歌，雖不解其詞，然娓娓動聽，猶云其品雖未佳，亦可以解愁除悶，正如咸酸梅之津津有味也云云，則咸水妹即咸酸梅之轉(zhuǎn)音歟？不可得而知矣。（中國《咸水妹考》，《申報》1923年11月19日第8版）

一考證，一認真，就有人較真，提出訂正意見，以為更應(yīng)是英文Hanasomaemia之譯音：

昨閱本報中國君所作《咸水妹考》一則，說自有理，惟據(jù)余所知，尙有一說，亦頗有價値。按咸水妹乃英文Hanasomaemia之譯音（譯意美女）。咸水妹專接西客，故西人呼之為咸水妹，理似較長也。不知中國君以為何如。（大荒山人《咸水妹考補遺》，《申報》1923年11月22日第21版）

然而，終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所以十年之后，有心之人再作考證，認為起源于香港，似乎了很大的進步：

上海的妓女中，有一種專接外國人，叫做“咸水妹”的，我想一定有很多人，不知這名詞的來歷。

據(jù)說咸水妹的發(fā)源地是香港：當(dāng)香港割歸英國辟為商埠后，外國人漸漸的上岸經(jīng)商。其中一班兵艦上的水手，終日無所事事，便靜極思動，要找尋妓女尋歡作樂。可是我國的那些妓女，因為見他們生的相貌，和我們異樣，都是黃頭發(fā)，藍眼睛，很覺得害怕，所以誰也不敢接近他們。只有在海面上那些搖舢舨船擺渡的女子，伊們時常渡外國人上下輪船的緣故，都看慣了，言語也慢慢地互相能通達，那班外國人乃和伊們兜搭起來，伊們自后也就以此為業(yè)了。

香港本是一個海島，海水是咸的，伊們又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伊們“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的通稱。這個“妹”是廣東俗語，作女子未曾出嫁之稱，又可作婢女解。現(xiàn)在往往有許多人，凡是廣東妓女，都叫伊們做“咸水妹”，那是錯的。（陳天賜《咸水妹考》，《申報》1936年10月3日第17版）

有考證，有質(zhì)疑，原本有助于發(fā)現(xiàn)事物的真相，可是有時質(zhì)疑是在倒退；此番質(zhì)疑者即是如此：

三日本刊《咸水妹考》謂“海水是咸的，伊們都在海上作生意，所以叫做咸水妹。”雖則頗似言之成理，然而終覺牽強得厲害，據(jù)我所知：咸水妹乃Handsome Maid的譯音，猶之德律風(fēng)（電話），馬達卡（汽車），色老夫（跑街），康白度（買辦）等，是一樣的，未能照字面來解釋，否則便攢進牛角尖去了。（郭振方《咸水妹是譯音》，《申報》1936年10月20日第16版）

如此堅持說咸水妹是Handsome Maid的譯音，那還不如十年前大荒山人的水平；迄至今日，海上所謂的名家們，也常煞有介事地考證咸水妹的淵源，水平也還是二三十年代的重復(fù)，毋庸例舉；中國學(xué)術(shù)，多是低水平的重復(fù)，于此可見一斑。其實曾履咸水妹源地香港并有深入觀察的王韜，其刊刻于光緒元年（1875）的《瀛濡雜志》早已指出其為音訛：“滬人遂訛稱咸酸梅，謂其別有風(fēng)味，能領(lǐng)略于咸酸之外。”（王韜《瀛濡雜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頁）越到后來，似乎越搞不清楚，如《圖畫日報》1910年第304號碧《嗜好與俗殊咸酸》仍稱：“滬上曲院現(xiàn)象，雖繪不勝繪，然以大致論之，連日各圖中已略具梗概，惟花界中別有所謂咸酸妹者，（或作咸水妹），其命名不知何所取義。若非俱系粵產(chǎn)，能操西語，故所接狎客皆系西人。唐人詩：‘嗜好與俗殊咸酸。’咸酸妹之專接西人，殆知西人之嗜好，與華俗不同乎？因作是圖，以補曲院現(xiàn)象之關(guān)。贊曰：似花非花，似葉非葉，粵女婆娑，西賓款接。渾身倩潔，曰咸水妹，嘉名特別。”

商業(yè)繁華，風(fēng)月繁盛，自古而然。鴉片戰(zhàn)爭后，上海之所以被作為新開通商口岸首選，以其良好的港口貿(mào)易條件，所以，開埠之前，上海城內(nèi)固無妓院以應(yīng)客，可黃埔江的商船上卻可得享此般服務(wù)：“道光以前，上海黃浦多泊賈舶，土人每以舟載妓應(yīng)客，舟子輒高聲呼曰：客欲喚妓乎？客應(yīng)，即移棹至矣。”（徐珂《清稗類鈔?娼妓類3》，孫國群《舊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頁引）王韜也說：“向時，浦中賈舶停橈處，士人輒載?院客溯洄其間。春風(fēng)上下，其聲曰‘唯’。泊舟者聲相應(yīng)，即攏舟送至，衾裯笙笛咸備，晨鐘初動，便來引去。于萍水中作魚水歡，恬不為怪。”（王韜《瀛濡雜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頁）

1843年上海正式開埠，發(fā)展二三十年之后，繁華便成，風(fēng)月自然不敢遲滯。亦如王韜說：“黃浦中，向有船妓，略如蛋戶。日將暮，駛附海舶，分宿各幫。其海舶全身白堊，俗謂之白肚皮船，俱舶浦心。舶中所攜紅毛酒，貯以玻瓈瓶，色紅味甘，辣如丁香，功勝媚藥。楊征男《淞南樂府》云：‘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羅袖爭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醉紅毛，身世總酕醄。’今此風(fēng)稍息。近虹口處，間有西洋妓艘，歳一二至。華人或易西國裝束以往。其有江干僦屋，獨處無郎，號稱西域葡萄者，邇來亦殊盛。”（王韜《瀛濡雜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頁）就其著眼于洋人的，據(jù)1871年的不完全統(tǒng)計，英租界有專接洋人的妓院27家妓女92人，華洋兼接的35家131人，專接華人的382家1352人；法租界共有250家2600人，其中洋人常去的24家90人。有了這么一個數(shù)量，自然惹人關(guān)注。（[美]蘭能?科林《上海史》，孫國群《舊上海娼妓秘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頁引）這似乎還不包括咸水妹：“華妓洋娼之外，別有所謂咸水妹、淡水妹者。”（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卷十，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且不說咸水妹，粵妓總是少不了的，因為粵商縱橫四海，尤其是潮州商幫，很早就踏足蘇（州）松（江，上海）地區(qū)；乾隆《潮州府志》說潮州“婦女妝束，以航海往來蘇松間，相仿者甚多”，可見往來之盛。洋商北上，粵商繼往，相關(guān)服務(wù)群體也跟著蜂擁北上，在虹口北四川路、四馬路一帶，仿佛建了一個廣東城。馮爾康教授說，上海本以移民為主，客屬移民約占4/5，而廣東人又占客屬移民的1/5，不可謂不多。梁元生教授也說，在1840年代末期和1850年代初期，廣幫以八萬人之眾雄居上海移民群體第一位，后雖讓位于得地利之便的寧波幫，但也始終保持住第二的位置。初期廣東商人幾乎壟斷了上海的對外貿(mào)易，進而影響到相關(guān)貿(mào)易政策的制訂，被費正清教授形容為“上海的廣東化”。在這龐大的廣東人群體中，自然有蛋家，有咸水妹；洋商們需要妓女的服務(wù)，這種服務(wù)，除了少數(shù)洋妓，就只能由在廣州時就已與洋人打慣了交道的蛋家妹或廣東妹承擔(dān)。

咸水妹的香港淵源

從《申報》第一次關(guān)于咸水妹的報道即轉(zhuǎn)載自香港《華字日報》，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援引香港成例要求咸水妹進行定期身體檢查，可知上海的咸水妹之稱，淵源自于香港；前引陳天賜的《咸水妹考》說得也實在很靠譜。之所以未被廣為采信，或許因為都是第二手材料——未曾親見親歷之故。上海人的香港觀察也與此合。如王韜在光緒丁亥（1887年）寫就的《漫游隨錄》中記他1867至1869年應(yīng)邀赴歐西考察途中，在香港期間的見聞，即提到咸水妹：

上環(huán)高處為太平山，兩旁屋宇參差如雁翅，碧窗紅檻，畫棟珠簾，皆妓女之所居也。粉白黛綠充公牣其中，惜皆六寸膚圓，雪光致致；至于弓彎纖小，百中僅一二。容色亦妍媸參半。其有所謂“咸水妹”者，多在中環(huán)，類皆西人之外妻，或擁厚資列屋而居，佳者圓姿替月，媚眼流波，亦覺別饒風(fēng)韻。或有乞余作香港竹枝詞者，余口占答之云：“絕島風(fēng)光水面開，四重金碧煥樓臺。海天花月殊中土，誰唱新詞入拍來。”

不過，這里的“咸水妹”，大抵同于今日的二奶，而與上海作為妓女的接待水手洋商的“咸水妹”，是有明顯區(qū)別的；在上海，咸水妹僅指招接洋人的妓女，如光緒二年初刊的葛元煦《滬游雜記》說：“粵妓寄居滬地者，招接洋人，為咸水妹；應(yīng)酬華人，為老舉，簪珥衣飾皆有分別。”（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頁）“類皆西人之外妻”者，稱為“廣東婆”：

日前因廣東韋王氏及優(yōu)人楊月樓一案，聞上海紳董有稟請禁止婦女看戲之舉，因未能防范于前，尚欲求補苴于后，可謂因時救弊，煞費苦心，亦善舉也。然余不能無議焉。夫洋場之所稱為婦女者，良家尚不及半，其實則廣東之咸水妹、洋人所包之廣東婆，與夫本地之長三、么二、說書先生、花鼓戲私窩子、花煙間女堂倌、拚頭婦搭腳娘姨居多，有如許光怪陸離之婦女，而欲其咸遵約束，不犯律法，豈不難哉。（《禁止婦女看戲論》，《申報》1874年1月6日第2版）

而在《申報》上關(guān)于楊月樓案的筆戰(zhàn)中，代表“廣東四直州二直廳七州七十七縣同人”諉粵人之過于香山之一邑，也作如此區(qū)分：“蓋粵人所稱為糠擺渡（俗名買辦）、細崽、廣東婆、咸水妹者，均系香山一縣男女也，生無恥之鄉(xiāng)，習(xí)不堪之業(yè)，在粵人己不齒之于人類，而香山男女方以此為生財之路，致富之端，揚揚得意，以為光榮實甚。”其實，王韜所謂的“粵俗呼之為咸水妹”，或只限于香港一隅，不可推之全粵；粵地幾無此叫法，后敘。

明確把上海的咸水妹與香港的咸水妹等量齊觀的，是1903年廣東佛山人吳沃堯（1866-1910，筆名我佛山人）開始在《新小說》雜志連載的后來被譽為晚清四大譴責(zé)小說之一的《廿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作者幼隨父祖生于北京，兩歲即返鄉(xiāng)居，二十歲左右抵滬謀生（當(dāng)時上海和海外是廣東人外出謀生兩大去處）。因著這個身份和經(jīng)歷，他談起咸水妹當(dāng)然要靠譜些，當(dāng)然也不脫“上海印跡”；小說第三十三回《假風(fēng)雅當(dāng)筵呈丑態(tài)　真義俠拯人出火坑 》第一次寫到咸水妹時，地點就在上海粵人聚居區(qū)的一家妓院：

在虹口一帶，地方不遠就到了，打開門進去，只見那咸水妹蓬著頭，象才起來的樣子。我就問：“景翼有來沒有？”咸水妹道：“有個把月沒有來了，他近來發(fā)了財，還到我們這里來么，要到四馬路嫖長三去了。”

然而，這個期間的咸水妹，已經(jīng)非復(fù)從前的“交接洋人”，曾經(jīng)引得滬上名妓都折腰的咸水妹，而是地位遠次于上等妓女長三，而且早已“出口轉(zhuǎn)內(nèi)銷”，服務(wù)粵人等的中下等妓女了。而其正式對“咸水妹”作出解說，則要到第五十七回《充苦力鄉(xiāng)人得奇遇　發(fā)狂怒老父責(zé)頑兒》：

看官先要明白了咸水妹這句名詞，是指的甚么人。香港初開埠的時候，外國人漸漸來的多了，要尋個妓女也沒有，為甚么呢？因為他們生的相貌和我們兩樣，那時大家都未曾看慣，看見他那種生得金黃頭發(fā)藍眼睛珠子，沒有一個不害怕的，那些婦女誰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搖舢舨的女子，他們渡外國人上下輪船，先看慣了言語，也慢慢的通了外國人，和他們兜搭起來，他們自后就以此為業(yè)了。香港是一個海島，海水是咸的，他們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他做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稱。這個妹字，是廣東俗話，女子未曾出嫁之稱，又可作婢女解。現(xiàn)在有許多人，凡是廣東妓女，都叫他做咸水妹，那就差得遠了。

香港的咸水妹之說，延續(xù)甚久。戴望舒的《蛋家雞》也錄有此說：“有人說‘咸水妹’就是蛋家中之藉父母遺體營生者……也不免冤枉了蛋家。其實，‘咸水妹’是專做外國水兵生意的；做皮肉生意的蛋家妹叫‘水雞’，以其交易在船中進行也。（可是其中未必盡是蛋家，非蛋家之下水當(dāng)雞者亦不在少數(shù)），他們大都會唱幾句‘海里珍珠容易搵’等的‘咸水歌’，又有一身結(jié)實的皮肉和腥氣咸魚味。戰(zhàn)前筲箕灣和香港仔多得很，聽說只消幾毫子就可以真?zhèn)€銷魂。”（盧瑋鑾等主編《淪陷時期香港文學(xué)作品選：葉靈鳳、戴望舒合集》，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3年版，第365頁）

到了大陸咸水妹早已絕跡的1960年代，白先勇先生的小說中還有咸水妹的描述：

夜來香二樓舞廳的人影子在暗紅的玻璃上，幢幢晃動，廣東舞曲睡眠不足似的，有氣沒力的拖拉著。騎樓上一個穿黃色緊身旗袍的女人正在和個葡萄牙水兵拉扯著，“夜來香”三個霓虹燈的大字，照得她生滿了魚鱗似的緞子旗袍閃閃發(fā)光。她半身探出騎樓外，浪聲笑著，水兵攬住她的腰肢，往房中拖去，黃衫女人兩手扒住騎樓欄桿，一頭長發(fā)跌到胸前，她的笑聲尖銳而凄厲，淹沒在四面涌來的麻雀牌聲中。她生過麻瘋，他們說，她已經(jīng)梅毒攻心了，他們說。她是中、西，葡、英的混雜種，她是灣仔五塊錢一夜的咸水妹。坐在“夜來香”的門檻上，撈起她的黃旗袍，擦拭給她梅毒蛀掉了睫毛的眼睛，她擤著鼻涕，揉著她粉紅色的爛眼角。合家鏟！她咬著發(fā)烏的嘴唇哼道，哄死人啦！講好五塊錢，那個死鬼提起褲帶飛溜。我要吃飯啊！我趕著他叫道，只要五塊錢，五塊錢哪！合家鏟！合家鏟！香港女人都差不到哪里去了，他半瞇著眼睛，漫不經(jīng)意的說道，香港女人，香港女人！有一天，香港女人都快變成賣淫婦了。兩百塊的，廿塊的，五塊錢一夜的。大使旅館的應(yīng)召女郎，六國酒店的婊子，灣仔碼頭邊的咸水妹。揩著梅毒蛀爛了的眼圈，大聲喊著：五塊錢一夜！（小姐，報紙說用水時縮成一個禮拜四小時哪。）嗯，香港快被曬干了。香港在深藍色的海水中，被太陽曬得一寸一寸的萎縮下去。（白先勇《香港——一九六O》，臺北《現(xiàn)代文學(xué)》1964年第21期）

省港一家，為什么獨獨強調(diào)香港淵源呢？這點外人殊為難解。因為從前廣州雖然一口通商，但對洋人還是防范甚嚴，不僅禁止洋商攜帶女眷居住廣州，連日常活動都嚴格約束，“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準其前赴海幢寺、花地閑游散解”。（梁廷枏《粵海關(guān)志》（校注本），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頁）外出飲酒嫖娼，更是不容：“如有不肖男息為外人仆役，引外人擅離夷館飲酒、狎妓，或趁夜攜妓回夷館者，巡邏、更夫及捕快均可逮捕之。”（劉詩平《洋行之王：怡和與它的商業(yè)帝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頁）而且廣東人一種獨特的保守性，也不容洋人染指華妓。如1836年，幾名外國水手把船駛近一艘提供性交易的花船，其中有個人趁著酒勁跳上去，很快就被8到10個廣州男人的攻擊，在朋友的幫助下才被救出。（Charles Toogood Downing，The Fan-Qui in China, vol.1, London: Henry Colburn, 1838, pp.243-244.）

當(dāng)然，洋商特別是外夷商船水手既有性的強烈需求，利之所趨，作奸犯科之人之事必有，有一種區(qū)別于傳統(tǒng)花船的“河旁小艇”，主要活動在外國水手聚集區(qū)黃埔等廣州周邊水域，被外國水手戲稱為“愛之船”，正是這些“愛之船”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他們的性需求。（Paul. A. Van Dyke （范岱克）， “Floating Brothels and the Canton Flower Boats 1750-1930”， Review of Cultur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o.37, 2011, p.129, pp.142,）這種非法狀態(tài)，也容易引發(fā)惡性案件。如1781年11月11日下午，英國商船水手埃文斯?沙澤?梅特和見習(xí)少尉巴頓乘坐小船前往廣州城，途中接引兩名妓女登船，逗留了大約半個小時之后離開，之后他們發(fā)現(xiàn)不見了三塊銀元，導(dǎo)致一場斗毆的發(fā)生，埃文斯永遠失蹤。中國的涉案人員則被廣州地方當(dāng)局逮捕，審訊后承認了犯罪行為并被懲處。（英國印度事務(wù)部檔案 IOR/G/12/73, 14 November, 1781, pp.12-13.上引的海外文獻資料，轉(zhuǎn)引自冷東、沈曉鳴《黃亞勝案件辨析》，《學(xué)術(shù)研究》2014 年第12期)

所以，在這種背景下，外國人士在廣州的活動是不可能出現(xiàn)咸水妹的，至少不至于公開出現(xiàn)，當(dāng)然就不會有所謂的咸水妹之名稱。

作為中國民俗學(xué)奠基性刊物的中山大學(xué)《民俗》雜志，當(dāng)年也是將廣東的蛋家與香港的咸水妹區(qū)別對待的，也指向了咸水妹的香港淵源：

蛋民的名目：

……

D.蛋家妹，蛋家仔，蛋家波，蛋家佬：蛋民之中，又因年齡性別的不同，而有其各別的名目。“在岸上，少女名之曰蛋家妹，少婦名之曰蛋家仔，婦人名之曰蛋家婆，男人名之曰蛋家佬。這至今還是一個普遍的名詞。”

E.咸水妹，水雞：“蛋家妹是在香港澳門間，或咸水的海岸飄泊者，又叫咸水妹，（或減飛水妹）當(dāng)然做妓女的也有。……前清季世到近年，上海也有咸水妹了……”又中華全國風(fēng)俗志廣東之蛋婦條云：“粵有所謂水雞者，即所謂蛋婦也。……此等水雞則注意于夜市。（《蛋家》，《民俗》1929年第76期，第22頁）

外江人士抵粵近觀細察，也可以明白及此：

船戶多蛋民，不準考試，隸南番河泊所大使管轄。此等人多搭寮而居，陸居者少，俗呼蛋家。蛋婦俗名水雞，順德陳村呼為泥蟹，香港呼為咸水妹。冶容論淫，不顧廉恥。東船西舫，斗艷爭妍。樂此者呼為打水雞。（且寄廬主人《兩粵見聞錄》（續(xù)），上海時報館《滑稽時報》1915年第3期，第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