婁利玲一個人總是睡不著，坐在小木床上，靠著窗戶，讀讀書，寫寫日記。柜上有一盞微黃色的燈，她從手中的字上抬起頭，就會望見六十年前的黑白照片。照片上，被圍在中間的新婚夫婦，是各自家里最年輕的孩子。

婁利玲撫摸著自己六十年前的結婚照。本文圖片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除署名外）

那是在1957年的家鄉杭州，27歲的新娘婁利玲，朝著遠方露出微笑。此時，她對新郎章元泗即將奉命奔赴的富拉爾基重型機械廠，還幾乎一無所知。但不出兩年，她就會拿到調令，離開北京的藥檢所，來到齊齊哈爾的富拉爾基，與丈夫團聚。

“上海抽了五個工程師，其中有他一個。他說，你怎么辦。我說，你去吧，我也去。結果，我們就在這兒待了五十多年。”

若非章元泗三年前去世，今年應是他在富拉爾基工作生活的第六十年。

當你一個人，完全是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才能成為兩個人。而隔壁的兒子和媳婦早已沉入夢鄉。而你沉浸在世界上最美好而輕松的回憶之中。

這就是婁利玲的快樂。

富拉爾基是達斡爾語，意即“紅色的江岸”。

家事

時光把床頭的木頭磨得光潤，也在新娘的臉上刻下皺紋。章元泗和婁利玲在這張廠里配的小木床上睡了三十多年。彼時開荒艱苦，簡樸實用是榮耀，也是工程師的品格。

誰知多年以后，這種品格化為他人的重負。婁利玲總后悔，退休時沒加上職稱，不然工資就能高一些。“那時，他爸在這里，說算了算了，夠花就行了，別去了。職稱就沒加上。”婁利玲明明想要埋怨，卻又不知怎么地，對我笑了起來。

媳婦劉秋娥反過來勸她：“我說媽你不要這么想，活著就挺好了，不要糾結職稱。你們藥局的，比你年輕的，比你老的，都過世了。我這人說大白話。”

婁利玲希望兒子媳婦過得好一點。“他們到這，也是受苦了。”

婁利玲仍然保持著閱讀的習慣，多年來每天寫日記。

她生了三個孩子。只有一起住的大兒子章鷹在這里出生成長，接了自己的班，成了重機廠的工人，剛退休不久。

頭一胎是女兒，特地回杭州生的，“因為我可以看看我的媽。”女兒被姥姥帶大。小兒子也在杭州生養。“放在他奶奶家，他奶奶帶的。”直至章元泗家人零落，無人看管，婁利玲才把小兒子帶回。至于那時小兒子多大，是四五歲還是十幾歲，婁利玲竟已不太記得。

這不失為家族策略。彼時南人初來東北，趕上艱苦建設，生養不易。但兒女難免生出心結。

“姑娘也不太來。她爸有病的時候來了。住了沒幾天，就回去了。她還得伺候她的公公婆婆。公婆是在上海的。”婁利玲拿著最后一張全家合影。

那是在病房里，暗淡的淺藍色木門襯著白墻。面色蠟黃的章元泗倚在床上。婁利玲的右手扶在他背后。二人身后是三個三口之家，人人表情肅穆。

你低聲地嘆息。那時候，想法和現在不一樣，好像到艱苦的地方去還是對的。那時候，就是為了建設嘛。那時候，身邊的工程師，多年之后的勞模，還是英姿勃發，眉清目秀。就像相冊里的照片上那樣。

舊事

一重廠前的主席像，為一重自行研制的不銹鋼所鑄，高度10.1米。

當初來這的還有許多轉業軍人。自朝鮮戰爭局勢穩定，蘇聯應《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對中國援建的第一批大型重點工程項目，開始大量投入建設。

從1950年到1954年，中蘇分批議定的百余項蘇聯援助重點工程——被后人稱做“156項重點工程”，成為中國“一五”時期的重工業基礎。其中有三項落在富拉爾基，使得這個小鎮變成了工業城市——富拉爾基熱電站、富拉爾基特殊鋼廠、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富拉爾基重型機器廠，又稱第一重型機器廠，就是如今一重集團的前身。

“他們那些人的青春就到這了。”劉秋娥說。她父親是傘兵，家鄉在河南。抗日戰爭結束后，其所在部隊被調往北大荒開荒，而后進入第一重型機械廠，工作了一輩子。

婁利玲有時在電視上看見西湖。“現在的西湖，那不像以前的西湖，現在人多，亂七八糟的。以前多清靜啊。”記憶似是非是。章鷹拿出一張照片：“這是我媽年輕的時候，挺好看的吧。”清清靜靜的西湖邊，婁利玲梳著大辮子。從紹興搬到杭州的章元泗一家，那時住在婁利玲家前面。那時，西湖邊人挺少，都是情侶，一對一對的。

“他在杭州上學，浙江大學。”婁利玲講著杭州話的語調，仿佛不愿融入周遭世界。章鷹想起父親，他口音標準，要是不注意聽，聽不出是南方口音。“我媽不行，第一句人家都聽出來了。她總覺得她說的口音挺標準的。”在東北長大的章鷹夫婦，一口東北話抑揚頓挫。

冬天有工人騎車上下班，雪地上咯吱作響。

劉秋娥對自己公公的專業技術印象深刻。她記得，“文革”時章元泗被下放到專門煉鋼的七車間。那時工人面對有故障的天車，不會維修，只知敲打。章元泗便告訴工人，電怎么看，圖紙怎么看。“他笑話我們，回來和我說，工人怎么怎么樣。我說是，我們工人文化水平很低的。”

婁利玲翻看相冊里章元泗的工作照，不記得他那些同事是什么人。

章元泗和婁利玲最后一張盛裝二人照，名義是“綠寶石婚紀念”。婁利玲看著這張照片：“這是他去世的前兩年。”沒說完，便被兒媳糾正：“不是兩年，頭幾個月。五月份照的，八月份就走了。”

當時家里似乎對老爺子瞞著病情。“媽說的，給老年人照相不花錢。”劉秋娥又補充：“其實洗的、拍照的，也都是那些南方人。”

婁利玲有時給北京的同學打電話。那頭的老太太，一月工資七八千元，每年攢錢去一個國家。而婁利玲自己的退休工資是兩千多元，她感覺腿腳不好，連南京藥學院的同學聚會也不想去。

最讓婁利玲苦惱的是記憶力下降。“以后就變成阿爾茲海默癥了。”她把病名說得清楚，卻記不清近期的事。

“九月份？”聽到兒媳提到九月曾送自己住院，婁利玲不禁反問。兒子無奈笑道：“不用記著啦。”

你的時間以想念為界，被分成兩截。你想要接近時間軸上幾個飄忽的亮點，它們卻越發模糊混沌。你以為影像不致丟失，自己卻漂泊在遺忘之流中。

章元泗的工友們對夫妻二人的祝福，被貼在1957年新婚時拍攝的照片后面。

工廠

工人住宅是規整的兩室一廳。廳里掛著褪了色的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

大房間是書房，兼做章鷹夫婦的臥室。大書架上堆滿中英文的書，有用藥手冊，也有文藝小說。章鷹不太看書：“不像我爸和我媽那時候，像老學究似的，天天翻著書。”

父母都是大學生，章鷹自己卻是初中畢業。他18歲接了母親的班，進入五車間當維修工。五車間有上世紀六十年代一重自主建造的12500噸水壓機——這是一臺飽含著榮耀與使命的機器。早年填補了諸多國內鍛件的空白。而一旦這臺將近三層樓高的水壓機作業時卡了殼，章鷹就得爬上去維修，水壓機溫度高，他的工作服全部濕透，身上也到處是機油。

“一天能出你們一年的汗，出得一點勁兒都沒有。還特別埋汰。”

章鷹2000年便轉了崗。隨著年紀增大，他怕自己失一腳掉下去。

一重五車間里，工人操縱著轟鳴的機器。澎湃新聞記者 陳曦 圖

車間作息精確，工人們精神緊張，難有再學習的時間精力。技術卻在進步。2006年，新的15000噸水壓機投入使用。它打破了國外核電鍛件的壟斷——之前全靠進口，價格不菲。那臺章鷹服務多年的老水壓機，2010年也進行了改造，操作更加自動化。

2016年12月，55歲的章鷹正好退休。

章鷹不抱怨少讀了書。他對父親墓碑上的字引以為榮：“為一重獻身，終身奮斗。”這樣的獻身，似乎把自己兒子包含在內。

婁利玲卻想不起來，問：“誰寫的？”

為一重獻身的章元泗，經歷了一些重要的搬遷決策。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為了謀求更大的發展，一重設計產品研發、核電石化容器制造的部分業務逐漸轉移到大連和天津。章元泗也曾參與關于拿地的商談。

之所以機構搬遷，一方面考慮設備出海發運方便。另外，苦寒之地對人才的吸引力終究有限。到了2005年，一重只有生產制造的職能和企業總部還留在富拉爾基。

這已不再是章元泗和婁利玲來的時候。工廠走得比人快。

一重的職工電影院已關閉多年。五十多歲的人，說起以前在這看電影只要一角錢，小時候的興奮仿佛回到臉上。

章鷹感慨，原本自己父母，在北京，在上海，都行。“但最后把我扔這兒了。”

那時都講究奉獻精神。但后來，章鷹和工友們發現，自己的收入與勞動強度不匹配。章鷹有點羨慕早年從重機廠去上海的連襟，“他還做這一行，加一個班400元，但在這邊，一個班15元，加班得隨叫隨到，不然扣錢。”章鷹感覺，連那點15元加班費，當年也是糊涂賬，不知記到哪去了。

章鷹說：“現在工人跌跟頭，打把式，往外跑。”

但章鷹也不無驕傲：“重機廠的工人，出去都是一把好手，什么活都能干。”作為中國重工業的搖籃，這里的工人有更多類型的車床可以操作，技術全面。只是，如今重工業總體不太景氣。跑到外頭也不好干。

眼下對一重而言，需要更多人才，但不需要那么多人手。去年5月新上任的領導雷厲風行，在上個冬天，搞了全員競聘。“干部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薪酬能增能減。”320名中層干部縮至190人。對營銷、高科技研發、苦險臟累差、高級管理人員等提升激勵。并制定了員工安置辦法，控制人員總量。此前遺留的集體職工的問題一并解決。

與此同時，去年定下的訂貨八十億、回款八十億的“雙八十”任務，當初看著遙遠，最后竟也完成了。今年任務是“雙一百”。后來，我們得知，從2017年1月起，一重便已扭轉了自2015年以來連續24個月虧損的不利局面。

近幾個月，廠里的工作量明顯多了起來。又因許多工人辦了內退，在崗的工人有時比以往更累。一個人得干好幾樣活。但工資不見得增加。因為任務多了，如果完不成，還得扣錢。

不過，比起之前沒活干的時候，這樣還是好得多。

章鷹感覺，“現在這廠子，正在爬坡階段，這個坡爬過去了，可能就好了。現在這個爬坡挺費勁。”

“國家好，小家才能好。”他又說道：“但要說，對重機廠有沒有感情，其實俺們說句心里話，我沒啥感情。”

劉秋娥急了：“也有，咋沒有。”章鷹回她：“你有，我沒有。”媳婦眼眶紅了：“我有。”

婁利玲從旁看著他倆，呵呵笑了幾聲。

劉秋娥平靜了一會兒，說：“咱們在這生，咱們在這長，咋能沒感情呢。”

章鷹還是覺得，這里沒有給自己帶來更好的人生。往年，與父親坐在一起嘮嗑，要是說重機廠不好，老人可不讓。

退休后，章鷹與工友一道旅游，拍拍照片。但不能走太遠，因為家里有老人。他每天清早六點醒來，已習慣了上班的作息。

一車間是一重建廠時最早的車間，機件成品從這里出廠。夜間機器發動，燈火通明。而工人需要倒班。

你并不是為了重機廠而來。上世紀九十年代，廠里的藥劑科整體并入醫院，那時兒子已接了自己的班。如今老伴去世，與重機廠最重要的關聯也消失了。

城市

一家人不斷勸我喝水。自打幾天前進了一次五車間，我的咳嗽就沒斷過。

五車間的外墻上，掛著職業危害告知牌：“長期接觸生產性粉塵的作業人員，當吸入的粉塵達到一定數量時，即可引發肺病，還可引發鼻炎、咽炎、支氣管炎、皮疹、眼結膜損害等。”因此，必須佩帶個人防護用品，保證除塵設施運轉正常。

職業病難以避免。工廠生產中的排放物，連同干燥、寒冷的氣候，一并在人們的身心烙下印記。

黑龍江化工廠在2016年倒閉，嫩江邊只剩下空置的廠房設備。

建于1958年、曾興旺一時的黑龍江化工廠，去年忽然破產。此前，這家工廠收到齊齊哈爾環保局的二十九張環保罰單，累計三千多萬元，已然交不起這些罰款。與它同期建成的黑龍江玻璃廠、富拉爾基紡織廠，破產得更早。

章鷹為此挺高興，黑化可算黃了，要不夏天總是有味兒。“黑化周圍的房子，立馬能值點錢。”

但不久就傳來消息，富拉爾基簽下紫金銅業總投資40億元的十萬噸電解銅項目。人們還記得，這家企業曾發生瞞報廢水泄漏重大事故9天的事件，導致福建汀江部分水域污染。見慣了工業排放的富拉爾基人，對其宣稱的嚴格監管，一度不敢信任。去年夏天，劉秋娥也跟著大家，轉發抗議紫金銅業落地的消息。

富拉爾基的紅岸公園，依嫩江而建。冬天江面被冰封得牢牢的。

“不管親戚朋友，我都介紹，齊齊哈爾有鶴，富區的大米也很好吃。水要是被污染，以后還能說什么呢？”

劉秋娥的話音帶著肺部的混響。她因身體不好早早內退，之前在一重的焊接車間開天車，后來整天咳嗽，她感覺，車間的有毒氣體向上飄。

劉秋娥去年還得了風濕，右手五個手指四個疼，腿也不好。風濕是這座城市的常見病。

章鷹不免擔心。“這地方，兩千多塊錢工資，要是沒有病，完全過得去。挺安逸的。因為物資便宜。但要是有病，就嘩嘩嘩一筆錢，又嘩嘩嘩一筆錢。”

早三十年，這里的人還年輕，不為這些擔心。這座在規劃圖上看起來猶如大飛機的風沙之城，看上去充滿榮耀。自1957年起，直到1990年代，幾乎每年都有中央領導，來到富拉爾基，視察那些牽系國家重工業命脈的工廠。

建于1950年代的紅岸公園，有一座碉堡狀的公共廁所，男廁占了三分之二。

章鷹記得，那時街上能聽到上海和杭州等地的口音。人們身上有錢，看不上那些做小生意的。“來這里打家具、擦皮鞋的，都是南方人。”

現在情況早已不同。與章鷹的父輩同時來到富拉爾基的機構早已撤退。1958年從哈爾濱遷來的東北重機學院，1997年搬去河北秦皇島，即如今的燕山大學。齊齊哈爾醫學院也在世紀初遷至齊齊哈爾北市區。

正在老去的人，在富拉爾基的“大家庭”商場，追溯逝去的時光。在邁入2017年的那晚，商場頂樓的花園，搞了一場晚會。人們穿著亮閃閃的衣服，輪流拍照、嗑瓜子、換裝候場，在屬于自己的集體舞里回味青春，就像年輕時在車間換班那樣。“南方人可能覺得我們窮，但窮有窮的過法。”劉秋娥說。

2017年1月9日，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第一屆知青春晚暨第三屆百姓春晚，穿上演出服準備上臺的國企職工。

章鷹和劉秋娥得照顧老人。劉秋娥常與北京的親戚交流養生，替婆婆求醫問藥。但或許擔心這邊醫療水平不行，對藥的用法用量不能及時調整，親戚沒有提供藥名。

大家庭的使命是守望相助。元旦那天的年夜飯，章鷹去了丈人家，兄弟姐妹坐了一桌。章鷹坐在九十歲的老丈爹身旁，不停為他夾菜。媳婦在家照顧母親。他們是兩家人的大兒子和大女兒。

而你總感覺，老伴要在大城市，還不至于去世。大城市有辦法治病。要是自己還在北京多好，在上海也行。

未來

冬天天黑得快。四點鐘已是傍晚。婁利玲趴在窗口望著。對面是一重車間。夕陽下的廠房，與章元泗去世前相比，沒什么不同。早幾年，每到換班時間，從這個街區涌出的人，會匯入更大的浩浩蕩蕩的上班隊伍之中。如今，周圍一重廠區的房子空了不少。

一重車間換班，十年前的人潮要比如今洶涌。

“這兩天冰少一點，這種冰上面走啊，怕摔一跤。”婁利玲望著樓下，似乎惦記著路上的歸人。

“老伴走以前問我，我死了你怎么辦，我說我也死。”

我嚇了一跳，忙說：“奶奶，這不行啊，還有活著的呢。”

“我說，你還有什么話要跟我說。什么也沒跟我說。我總想著他，好像總覺得，他應該在我面前。他退休以后，到大連去，有人請他在那工作，差不多七八年吧。我也去，住在大連。他回來以后，我就陪他出去走一走。溜達溜達。問他什么都懂，都會告訴你。他走了好像，活著沒意思。”

不知她是否聽到我的話。

一重的新春游園會，在廢棄的商場大樓里舉行。看到別人投中沙包，老人很開心。

她念著杭州：“多少年沒有回杭州去了。我的老家人現在都去世了。剩下我這一輩的，就有一個嫂子。也不去杭州了，因為別人都是小輩了。我的歲數也大了。出去要有人能陪著去。”

窗下亦有親人，給老人帶來驚喜。孫子回家時，把車停在下面。他眉眼有些像自己的爺爺，會開車帶著奶奶去街里轉。他在齊齊哈爾做公務員，因為不想當工人，也不愿離家太遠。

“兒子可能隨我，重感情。”劉秋娥有時想到，這是孩子懂事。要是去大城市打拼，北上廣，或者是杭州，靠家里這點在富拉爾基的積蓄，怕連房子都買不起。

富拉爾基的第三代大多遠走。“我們就這點好，把這幫孩子全都培養出來。有一部分上大連的，一部分上天津的。把孩子都整走之后，就跟著孩子去了。”劉秋娥說起兒子公務員考試考了第一，也很驕傲。自己早早內退，栽培孩子的精力不白費。

“我們的第三代，基本上沒有在重機廠的了，就重機廠，我們也不讓他們進來了。”章鷹見過最初的熱火朝天，見過后來的甩包袱，以及如今的周期性調整，感慨道：“現在工業這玩意兒，它沒準。”

屬于自己父親的時代終究已遠去。

五點多吃晚飯。兒子搟面烙餅，媳婦炒菜，是家常東北風味。婁利玲說：“我現在一點兒都不挑剔，有啥就吃啥。”以前她喜歡做八寶飯。

幾個月前，章鷹家附近的書報亭消失。婁利玲抱怨，自己訂的雜志拿不到了。但找不到書報亭的人了。打電話給郵局，郵局也沒有辦法。

客廳里擺著電子琴。家里只有婁利玲會彈。我們請她彈一首《送別》。老人起初推辭，后來拗不過。她的手指仍然靈巧。章鷹也露出笑容，給老太太拍照。“我老婆婆，很久沒彈琴唱歌，今天挺高興。”兒媳樂呵呵地，給自己的弟媳打電話。大家庭是這里的情感模式。

一重的退休職工們，沉浸在游戲的喜悅里。

元旦過后就是春節。街區樓上樓下都是鄰居、工友、同學。章鷹的游園券直接送到了家里。“園”就是閑置的百貨商店和庫房。工會準備了套圈、丟沙包等游戲，獎品豐富而廉價。鬢角斑白的人們，倚靠著舊日的柜臺，在笑聲與驚呼中，觀看彼此的戰果與皺紋。工廠是一個更大的家庭。

退休的藥劑師婁利玲坐在書房的窗前打字。窗簾上的花紋是飛機形狀，一重廠前也有一架飛機形狀的涼亭。一重生產的重型設備，便用來制造飛機、火箭、航母上的裝備。為了這些國家使命，章元泗沒少出差。那天婁利玲拿著一捧絹花，去機場迎接老伴，回來就把花一直擺在寫字臺上。現在紅色的花上覆了一層灰。

（參考書目：《中國工業化的初戰——新中國工業化回望錄（1949-1957）》、《從開埠設廠到“共和國長子”：東北工業百年簡史》。“翼虎·山河·尋路胡煥庸線上的中國”專題每周一、三、五刊發更新，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