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舊清晰地記得25年前，日本天皇訪華之行到達上海的時候，南京東路上簇擁著前來歡迎天皇夫婦的群眾們的盛況；不少民眾探出窗外，熱情地向天皇一行招手致意，在簇擁著往前行進的過程中，中方的代表依次為天皇介紹南京路上的每一座建筑的歷史：猶太人的建筑、美國的建筑，以及日本的建筑……天皇在車內，不停對民眾招手致意。”

6月24日，在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上海市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上海市日本學會、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等單位共同主辦的“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25年前曾經參與接待日本天皇訪華外事工作的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回憶起了當年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時，中日兩國致力于構筑更友好的中日關系的氣氛。

“又是25年過去了，南京路還是南京路，中國還是中國，日本還是日本，為什么當年的中日關系可以發展到那樣的高度，在邦交正常化快要迎來45周年的時候，我們目前看到的中日關系還倒退了呢？” 趙啟正感慨道，中日邦交正常化實現的45年以來，充分證明了中日友好的重要性，一衣帶水、互為鄰國的中日兩國，在新時代下進一步發展中日關系，推動中日關系走向新的高度，不僅符合兩國利益，更是世界形勢變化的必然選擇。

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中日關系在即將迎來邦交正常化45周年的前夕，也出現了一系列回暖的跡象：上個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日方派出了高規格的代表團參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特使二階俊博向習近平主席轉交了安倍的親筆信；隨后，安倍發出了希望在“一帶一路”上加強與中方對話和合作的信號；前一段時間，國務委員楊潔篪展開了訪日之旅，不僅與日本官方進行了對話，還廣泛會見了日本各方代表……

“中日除了發展友好關系，沒有第二個選擇。”前日本駐華大使、宮本亞洲研究所代表宮本雄二在強調發展中日友好關系時如是說道，在座的中日學者和專家也從不同層面對這一結論進行了論證，并為中日兩國進一步構筑友好關系提出了詳實的建議。

世界格局下的中日關系：另一種重要性

2016年底，美國商人特朗普以政治素人的身份高舉“美國優先”口號并成功當選美國總統。上任之后，特朗普因其競選期間的出格言論以及當選后采取的一系列爭議性政策，讓“不確定性”成為了當今世界格局的一大特點。

“在世界走向多極化、領導力量多元化的今天，日中兩國應該為維護和發展現有的國際秩序作出積極的貢獻。”宮本雄二認為，我們因此必須從如何在維持和發展國際秩序的同時，從實現亞洲的和平與發展的這一新的視角，思考日中關系的走向。

宮本雄二認為，日中兩國還應該共同探討為確立東亞的和平與發展所必須的理念，制定實現這些理念的原則和規則，構建能確保這些原則和規則能有效貫徹的制度框架。

前日本駐華大使館公使、日本綜研國際戰略研究所副理事長高橋邦夫進一步指出，應意識到中日關系所涉及的不僅是兩國，并將其放在更廣闊的視野下。事實上，無論是在中日韓三國關系，還是東盟、亞太經合組織、亞歐會議、G20等多邊場合，中日都是兩個頻繁被提及的國家。在這樣的廣度下，兩國可以不斷合作的領域和內容也在變多，例如，在進一步發展和維護自由貿易體系、應對氣候變化、應對包括PM2.5在內的環境問題、食品安全問題、老齡化問題、核電站安全等方面。

趙啟正還指出，在思考發展中日關系的時候，不能忽略了美國在中日關系中的作用。“只在熱氣球上看中日關系并不夠，還需要站在衛星上看。”因為如果今日的日本執政者還拘泥于冷戰思維，認為中美之間的對立不可調和，那么將在要不要發展中日關系問題上出現戰略誤判。

盡管在以什么原則去維持世界秩序上，中美之間產生了一定的分歧，但是另一方面，中美關系正因為特朗普的上臺后的對華政策，迎來了新的窗口期。

4月初，中美首腦在美國海湖莊園成功進行了會談；近日，作為中美元首會晤后確立的四大對話機制之一，中美召開了首輪外交安全對話。在貿易上，中美進一步確立了通過磋商談判的形式來解決分歧的機制。一切舉措都說明，中美兩國都在試圖尋找利益共同點，創造共贏局面。

理解與誤解中的中日關系：加強民間交流

目前，安倍政府表示愿在一定條件下考慮參與到“一帶一路”倡議中。事實上，古代絲綢之路就曾跨過海洋延伸到日本的奈良，至今中日之間仍舊流傳著鑒真東渡日本的故事，中日之間文化交往源遠流長一直是不爭的事實。25年前日本天皇夫婦訪問中國時，在中國西安的碑林博物館，就在65萬余字碑文中找到了其年號“地平天成”4個字，而天皇的年號，正是來自出自中國《史記·五帝本紀》中的“內平外成”及《尚書·大禹謨》中的“地平天成”。

然而一個事實卻是，在中日兩國貿易和交流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中日兩國對彼此的好感卻不增反減。

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數據統計，從1972年到2016年的45年間，日中貿易額從1972年的11億美元到2016年的3016億美元，兩國貿易額增加了約270倍。然而，另一方面，根據日本第21次日中共同輿論調查，有72%的日本人和78%的中國人認為當前兩國關系較差。2016年的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也認為，雖然中日兩國民眾對彼此的看法近年來略有改善，但主流仍然是負面的，甚至比十年前更糟糕。

早稻田大學教授植木千可子認為，中日關系的轉變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隨著國際戰略環境逐漸從冷戰轉移到多極態勢，以及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對日本的重要性不降反增，日本也越來越擔心自己在國際舞臺上不再受重視，轉而在外交上進一步尋求通過日美同盟來維護自身安全，而中國則選擇了依靠自身獨立發展來獲得安全的路徑，并且不斷強大。

多名與會學者一致認為，“中國威脅論”等負面消息之所以充斥于日本的媒體，與不了解真實的中國有巨大聯系。如何讓對方了解真實的彼此，增加媒體之間、民眾之間的交流依舊是最基本的途徑。此外，通過推進中日兩國在經濟、能源、環境、食品和旅游等領域的經貿合作、引導和發揮在日本主流社會的華僑華人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也將進一步推動中日兩國的“民相親”。

日本同志社大學教授加藤千洋指出，中日兩國之間源遠流長的文化聯系是推進中日民間交流的重要資源。他指出，當下一些中國人之所以喜歡來日本，不僅是希望體驗日本現代的生活文化，更是出于對諸如茶道和盆栽在內等中華古典文化的喜愛。因此，對共同文化的興趣如果能借助“一帶一路”倡議產生更多中日之間的溝通，無疑將真正促進民間外交。

合作與競爭中的中日關系：推動頂層設計

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以來，先后簽訂了4個政治文件，規定了一系列的重要原則，包括“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中日“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相互支持對方的和平發展”等，基于這四個基本文件，中日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中，雖然有矛盾和沖突，但是仍舊在各個領域的交往和合作不斷推進。

日本成蹊大學教授井上正則從中日建交史角度分析稱，戰后長達20年的時間，中日都沒有建立外交關系，但是在首相田中角榮訪華的四天時間內就達成了協議，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但是，由于恢復邦交所花時間過于短暫，很多分歧未達成一致意見。這些分歧隨著兩國的發展和世界局勢的變化，需要進一步的協商和界定，才能繼續發揮四個基本文件的作用。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遠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日需要重新尋找兩國之間的相處之道，為中日之間簽訂第五個政治文件開始做準備，以規范新形勢下彼此的行為準則，以繼續拓寬兩國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在具體路徑的選擇方面，可以先以中日雙方主要民間智庫著手，在逐步過渡到半官半民智庫為主要平臺。

宮本雄二還表示，兩國還需要解決“相互定位”的問題。“日本有必要正視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強、話語權越來大的現實，在此基礎上構建日本的對華政策；而中國也有必要認識日本的重要性并制定對日政策。”宮本雄二說，最根本的是要對對方國家、社會和國民抱有敬意。“1972年邦交正常化時，日本國內對中國深厚的文化傳統懷有尊敬之心。”

多位與會專家指出，中日盡快啟動管控危機海空緊急聯絡機制非常必要。2017年1月發表的《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指出，2015年以來，中日關系總體延續2014年底形成的改善勢頭，但是考慮到2012年中日之間爆發的釣魚島危機曾一度使中日關系走到戰爭邊緣；2016年，中日在東海發生若干次海空摩擦，同時南海成為了中日之間新的摩擦點。

除了啟動管控危機海空緊急聯絡機制，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咨詢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市日本學會會長吳寄南還指出，保持民間交流持續穩定發展勢頭、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有序推進中日經貿交流，以及進行多層次、多渠道、高密度的信息溝通，也是促使中日關系轉圜的有效途徑。

與會專家指出，更抽象的角度上看，中日雙方在發展友好關系的過程中，對中日關系的現狀需要合理和現實的研判，雙方都需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

3月8日，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在回答日本記者關于如何改善中日關系的提問時表示，中國當然愿意同日本改善關系，造福兩國人民，但是日本需要先治好自己的“心病”，要理性看待和接受中國不斷發展振興的事實。

“日本要調整狀態，接受自身綜合國力正在不斷下降的事實，適應亞洲近鄰中出現一個比自身更強大的國家的現實。與此同時，中國也應該用平和的心態接受一個成為政治、軍事上較以前更強大的日本的出現。”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常務副主任、上海市日本學會副會長陸慧海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