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我在何種社會關系中認同自身？我如何認識自己的責任？

一個生活在20世紀的人也許會用“我是中國人”，“我是法國人”或者“我是美國人”來定義自身，這種自我認同與一種真摯的、深沉的愛國熱情緊密關聯——國家標志著個體的歸屬，更表達了一種包含特定社會、政治和文化歷史的生活方式與價值取向。人們將國家視為身份認同的重要根基。

但到了21世紀，國家提供這種獨特歸屬感的難度似乎越來越大：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同質化的影響日甚，而尤其在西方國家，國家在制定政策或表達自身時，不得不注意種種國際協議與規定（諸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歐盟等），并受制于自由市場的影響，其后果是國家間政治價值差異的弱化。

當國家難以勝任安頓個體的職責時，兩種趨勢出現：一小部分人試圖超越國別，以“世界”或“天下”的公民自居，“達沃斯人”（Davos man）是其中代表，他們強調全球合作與經濟全球化，并拒絕對任何國家示忠；但更多的人不是將目光上升至世界，而是下降到城市——“我是紐約人”替代了“我是美國人”，“我是巴黎人”替代了“我是法國人”，城市成為身份認同的替代性選項。

貝淡寧（Daniel A. Bell）用“愛城主義”（civicism）在描繪這種趨勢。但問題是：城市能成為“我是誰”的替代性歸屬并提供一種獨特的政治文化身份嗎？我們如何定義一座城市的特殊精神和氣質并在其中安頓自己？強調“愛城”而不僅僅是“愛國”究竟有何意義？

6月16日，“啟皓北京”所發起的“啟皓對話”活動，邀請《城市的精神》一書的兩位作者貝淡寧和艾維納·德夏里特（Avner De Shalit）共赴北京，與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劉瑜一起，展開了一場關于城市精神的對話。

城市精神為何重要？

緩和極端的民族主義，讓我們做到國家層面難以踐行的事

作為知名的社群主義者和儒家文化的支持者，貝淡寧教授始終堅持社會關系對個體認同的根本意義，并強調個體在社會關系中擔負責任。這種關懷表達在他對城市與城市精神的洞見中：既然國家或民族可以被賦予規范性意義，為什么城市不能成為我們在政治過程中推廣和繁榮自己獨特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場所呢？既然我們對國家或民族的自豪感與歸屬感可以被“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命名，為什么我們對城市的驕傲情感難以找到確切的語匯表達并被認真討論呢？“愛城主義”一詞由此提出，而這種“愛”，是建立在對城市精神（spirit）或氣質（ethos）的認同、參與和歸屬上。

何為城市精神？貝淡寧指出，正如住在麥當勞附近的人難以對麥當勞產生任何歸屬感，我們很難為一個只是表現出全球化的同質性的城市感到自豪。城市精神應該是一座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應該表現城市公民最有共鳴的情感表達和話題探討：耶路撒冷是當之無愧的宗教之城，高樓云集霓虹閃爍的香港則頗具享樂的氣息，巴黎常被冠以浪漫之名，而在連出租車司機都對國家大事滔滔不絕的北京，“政治”兩字更能概括其獨特氣質。

然后城市中的公民為什么應該認可城市精神？宣揚愛城主義究竟有何意義？毫無疑問，城市精神能提供現代人亟待的社區感和歸屬感，而這種情感和全球化背景下開放、包容的精神并不相悖。但在“歸屬”之上，貝淡寧看到了城市精神更多的積極意義：

首先，城市精神與愛城主義能緩和極端與保守的民族主義。二戰時期法西斯的蔓延已經讓我們看到極端的民族主義所帶來的暴力與種族仇恨等惡果，而城市精神將發揮一定制約作用，讓民族熱情更為理性。這并不是要否定民族或國家的正當性，或讓愛城主義取代民族主義成為替代性的政治身份來源，而是使民族主義容納地方的自豪感與對世界的開放性，并朝向一種更溫和的發展形勢。

其次，城市精神有助于實現那些在國家協商層面難以達成的政治目標。正如當美國總統特朗普選擇退出“巴黎協定”時，紐約、芝加哥等大城市要求留下并繼續履行職責——尤其在氣候變化與全球變暖等事項上，面對國家難以解決的問題，或全國范圍內難以普遍推廣的措施，相對獨立的城市能夠憑借其環保精神踐行在國家層面上未得到踐行的工作。

最后，城市精神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貝淡寧將曲阜視為典例：儒家傳統和孔道精神帶來了這種城市獨特的文化魅力，吸引了大量游客。不可否認旅游業發展導致的過分商業化的弊端，但對一個經濟落后的城市而言，特定的城市精神的塑造將有助于刺激經濟發展。

而作為政治理論家，貝淡寧還看到了城市精神如何激發有全球影響力的社會與政治思考。對雅典和斯巴達城市區別的探討構成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政治理論重要的思想素材，而中國戰國時期各城市理念與精神的辯論，則交織成了中國社會和政治思想最具創造性的階段。

那么，如何定義城市的精神？貝淡寧指出，更有號召力和感染力的，是在城市發展的漫長歷史中追溯其精神與氣質。當然，意向調查等客觀衡量方式也有助于我們更清晰地觸碰城市的精神。但最直接感受與尋找城市精神的方式，乃是“閑逛”——漫步于城市中，與不同階層、不同族群、不同性別人的對話，觀察他們共同的主張與見解。這種漫步式的思考與對話，將帶領我們繪制一幅多彩而豐富的城市精神圖畫。

“愛城”意味著什么？在耶路撒冷中探尋答案

在英國管理巴勒斯坦時，穆斯林和猶太人因為哭墻祈禱而發生沖突。耶路撒冷的軍事總統詢問耶路撒冷的主要拉比亞伯拉罕·艾薩克·庫克（abraham Isaac kook）：“為什么猶太人堅持要到這堵石墻前祈禱？我們可以在其它地方復制一堵相似的墻——畢竟只是一些石頭而已。”拉比庫克驚訝地看著他說：“有些人的心是石頭做的，但這堵墻是長著人心的石頭做的。”

艾維納教授與觀眾分享的這個故事，或許有助于我們把捉耶路撒冷的城市精神及其內在緊張。一方面，作為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三大宗教的重心，耶路撒冷是毫無疑問的宗教之城，這座城市的故事是信仰——更準確地說，它是三個一神教共同的信仰；在上帝的城市里，一棟建筑、一條街道甚至一塊石頭都可能被賦予精神性的獨特意義，這種不可復制的神圣，塑造了耶路撒冷不可替代的魅力。

而另一方面，“神圣”背后那令人驚訝的宗教和族群復雜性，也埋藏了沖突和仇恨的種子。1867年馬克·吐溫曾寫道：“耶路撒冷的人口由穆斯林、猶太人、希臘人、拉丁人、亞美尼亞人、敘利亞人、科普特人、阿比西尼亞人、希臘天主教徒和一幫新教徒組成……地球上所有種族、膚色和語言，都被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一萬四千人展現出來了。”這種多族群、多宗教的格局持續至今，而各宗教和族群間的隔閡、矛盾與沖突從未徹底停歇。

艾維納指出，耶路撒冷城市精神的內在緊張之根源，必須在宗教與信仰的區別中探尋。真正的信仰關乎人與神的虔誠，而非人與他人、與族群或政黨的特殊聯系。但當信仰向下滑行時——確切地說，當信仰轉變為一種不再允許人們表達真正的信仰的宗教時，矛盾和沖突顯現。我們看到，當宗教把信仰放在政治機構的約束中、使之成為制度化的信仰時，它便在信仰與多樣性、和諧、寬容之間樹立起壁壘。這種專制的宗教讓我們更傾向干涉別人應該做和應該相信的東西，并對任何不一致懷有拒斥甚至仇恨的態度。宗教使信仰與政黨、與民族掛鉤，以宗教競爭取代了信仰的并存，并在其中與權力結為親密聯盟。

但情況不應如此。追溯基督或猶太教的經典，我們能看到許多要求寬容對待他者或陌生人的教義。如果宗教旨在提升和創造一種和平、安詳的意識，帶來兄弟情誼，它就必須承認多元主義，必須尊重其他宗教，尤其在擁有共同的信仰——都相信上帝只有一個的時候。

但如何促進這種包容性的精神，并緩和宗教和民族的緊張關系？艾維納將希望寄托于“愛城主義”：對真正認可耶路撒冷城市精神并熱愛這座城市的人來說，這種發自內心的愛城情感，應該讓他/她愿意并設想他人也喜歡這座城市。換言之，愛城情感將引導他們對其它族群、文化與宗教采取更為寬容與接納的態度，因為唯有如此耶路撒冷才能保持一個整體而非一分為二。愛城，便是認可城市精神，并努力保全這座城市的整體性，愛城主義使我們天然地偏向多元與包容，并設想一個不同階層、族群、性別的公民繁榮共存的社會。

“兩個妓女在所羅門王前爭奪孩子。所羅門王說，‘將活孩子劈成兩半，一半給那婦人，一半給這婦人。’一位婦人點頭應允，另一位卻悲慟地說‘求我主將孩子歸給那婦人，萬不可殺他！’所羅門王當即判定她為孩子的母親。愛城主義也是這樣——真正熱愛這座城市的人，不會欲求將使之分裂的事。”

城市精神：通往自由之路

倘若貝淡寧和艾維納更多將城市精神視為一種“和而不同”的團結力量的話，劉瑜則更注重城市與自由的聯系：

首先，真正的城市精神必須自下而上地自發產生。這意味著政府不應成為城市精神的單一作者。定義“精神”的，應是每個人、每條街道、每棟寫字樓、每個小區——馬化騰可以是北京精神的作者，同樣地，范雨素也可能成為北京精神的作者。這種自發的精神將認可、并促進城市的公共性：在這里，每個人都應該被視為城市的成員。

其次，城市精神必定是多樣、多元乃至碎片化的。這意味著不僅北京和上海，或北京和巴黎的精神氣質迥然不同，即使在北京內部，不同地區的精神也可能呈現各異的色彩——五道口的氣質，可能完全不同于朝陽區CBD的氣質。承認城市精神的多樣性，使我們正視同一個城市中階層、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差異。

最后，城市的精神，往往表現為一種消解權力并反抗權力的自由精神。以中世紀歐洲為例，城市，往往作為自由自治的象征，成為農民或商人遠離封建關系剝削的避難所。劉瑜再次提及“巴黎協定”事件后紐約等城市反抗特朗普政府的行為，指出發達的城市文化將為人們帶來更多自由選擇，并有力抵抗專制的或盲目的權力欺壓。

這種自發的、多樣的、自由的城市精神，向我們敞顯一個更為開放的未來。

小結

以城市精神來緩和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遏制城市內的宗教文化沖突，并反抗不合情理的權力欺壓——上述期望讓我們看到了貝淡寧、艾維納與劉瑜三位談話者在面對當下種種社會困境與政治、宗教問題時探尋出路的努力。“愛城主義”期望向我們勾勒一幅自由、多元、和諧的圖畫，但要實現這樣的圖景，我們不得不面臨更多復雜的問題：

比如，如何解決城市內不同階層、不同族群公民間的隔閡？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中，住在北京朝陽CBD的市民可能難以設想20公里外皮村打工者的生活。而“愛城主義”真的能夠凝聚社會經濟地位落差如此之大的群體，并使我們對另一階層、另一族群的生活有真實的理解和共鳴嗎？

又比如，如何防止這種“愛城主義”導向一種不理性的排外情緒，乃至引起另一種形式的極端民族主義？哪怕“帝都”（北京）和“魔都”（上海）的相互調侃尚且可以看作友好的玩笑，在面對一些香港居民對大陸人的“蝗蟲”蔑稱和排斥情緒時，我們能指望城市精神彌合這種偏見和拒絕嗎？

演講者向我們展現了有“愛”的未來，而這種“愛”要轉化為現實的社會與文化景色，還需要更多反思與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