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駐馬店一名女子在斑馬線遭車輛兩次碾壓的視頻在網(wǎng)上流傳。視頻顯示,一女子被一輛紅色出租車撞倒在斑馬線上。62秒后,倒地女子遭到一輛SUV二次碾壓。事發(fā)后,過往車輛和行人減速繞行,但無人上前移動或者保護該女子。

6月8日，駐馬店警方通過官微給予回應：當時有十幾個人撥打110、120電話，但是無人敢輕易挪動傷者。此外，警方還表示，涉案司機已被逮捕，賠償也已到位。

然而，連日來，關于“救助缺失，法律是否缺位”的討論一直在持續(xù)。

事件：悲劇重演引發(fā)深思

這起發(fā)生在今年4月的交通肇事案件，讓不少人想起了2011年的佛山“小悅悅事件”。回顧兩起交通肇事逃逸事件，雖然肇事司機對事故承擔主要責任，但依然引來“路人太冷漠”的質疑聲。

對此，駐馬店警方通過官微與網(wǎng)友進行互動時稱：“當時有十幾個人撥打110、120電話，但是無人敢輕易挪動傷者。”

駐馬店公安局表示，該起事件首先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逃逸事故。被撞女子的悲劇，首先源自那輛撞人之后揚長而去的出租車。如果第一次撞人之后，出租車司機能夠停下來報警、救人，維護好現(xiàn)場，就沒有二次碾壓的發(fā)生。

不過，事發(fā)地點附近的一家理發(fā)店店主說：“那么多路人看到了，不說救人，攔個車也行啊。”

也有人認為，對于經過的路人和司機不應該過于苛責，因為事發(fā)突然，來不及反應也屬于正常，“救人并不是光有熱情就可以的”。

爭鳴：是道德還是法律義務？

殘酷的事實刺痛著人們內心的同時，也一次次引發(fā)人們擔憂和拷問：雖然肇事司機對事故承擔主要責任，但路人到底有沒有責任上前救助？

按照法律規(guī)定，不具有特定身份和職務的路人并未強制要求其履行救助義務，如不救助也不會受到法律處罰。那么法律真的就管不著“見死不救”了嗎？對“見死不救”行為能否立法懲治？

對此，包括法律專家在內的社會各界長期以來觀點不一。

據(jù)了解，早在2001年的全國兩會上，即有32名代表就增加刑法罪名提出議案。建議刑法增加新罪名：“見危不救和見死不救罪”，立法內容應包括犯罪行為的法律界定和懲治條款等。

有法律學者建議規(guī)定公民對于國家公共利益與他人的合法權益遭受危害時，負有救助義務；對于“見死不救”的行為，可以按其社會危害性及責任人當時的主客觀條件，追究其刑事責任。

“入刑”的支持者提出，不少人認為救人只是道德義務，而非法律要求，即使袖手旁觀也不必擔責，這無形中增加了“見死不救”發(fā)生的概率，如有法律規(guī)定，則可強制要求人們及時實施救助，承擔起維護他人生命安全的責任。

反對者一般認為，見死不救是一個道德問題，不屬于法律強制管轄的范疇。而且這一犯罪的界限確定起來難度較大，如果打擊面過寬或過窄，既達不到法律的社會效益，又不利于司法實踐。

不少專家認為在實際操作中還會遇見諸多難以具體認定的情形。甚至有人擔心，如果盲目引入，有可能讓圍觀群眾更遠地離開現(xiàn)場。

立法：應給扶危濟困撐起保護傘

除了對法律方面的爭論，社會上也不斷有聲音指出見危施救的“責任成本”問題。

6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推送了一篇題為《十年前彭宇案的真相是什么？》的文章。文章結合近期發(fā)生的路人遭碾軋事件，總結稱：不少人在感慨、悲憤世態(tài)炎涼、路人冷漠的同時，卻將眾人的冷漠歸過于十年前的“彭宇案”。文章稱，回到“彭宇案”案情本身……事過多年后，彭宇也承認了當年確實和老太太發(fā)生過相撞。

文章中提到：“我國司法實踐中，也并未發(fā)生過一起僅因扶人而讓扶人者擔責的判例。”文章同時提醒，“法律始終站在善者那一邊”。

健全的法治保障會成為扶危濟困的保護傘。今年兩會通過的民法總則，重申了法律對見義勇為的態(tài)度。其中第184條規(guī)定：因自愿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為了鼓勵見義勇為，各地也陸續(xù)出臺了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以深圳為例，一個專門出臺的“好心人保護條例”——《公民救助行為保護條例(征求意見稿)》，明確規(guī)定了“好心人”救人免責、鼓勵為“好心人”作證、被救助人誣陷敲詐或被刑拘等內容。這充分說明，國家與地方對“義者”的獎勵、保護長效機制正在日趨完善。

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所提倡的高尚道德品質。有專家認為，臨危相救也是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基本道德規(guī)范，身邊熱心相救的好人好事不斷見諸報端，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每個人都有著一顆“老人老、幼人幼”的善心，主動救助責無旁貸，是義務，更是責任。

延伸：負特定義務者不能“見死不救”

據(jù)法律界人士介紹，國內刑法中并沒有與“見死不救”相應的罪名。涉及“不履行救助義務”，法律只規(guī)定了特定身份與特定職務的人，在別人危難的情況下有救助義務，例如警察、檢察人員、醫(yī)務人員，根據(jù)其職業(yè)法規(guī)有救死扶傷的義務。

比如，《人民警察法》規(guī)定，“人民警察的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執(zhí)業(yè)醫(yī)師法》明確規(guī)定，醫(yī)師應當具備良好的職業(yè)道德和醫(yī)療執(zhí)業(yè)水平，發(fā)揚人道主義精神，履行防病治病、救死扶傷、保護人民健康的神圣職責。

此外，根據(jù)現(xiàn)有法律懲罰見死不救行為也是有可能的。例如某些見死不救行為可被定為“不作為犯罪”，即有救助義務并且能夠實施救助而未實施。

鄭州大學法學院的鄭磊博士說，“救助義務”并非針對所有人，根據(jù)刑法，只有某些特定的“先行行為”引起附隨義務，比如成年人帶著鄰居家的小孩去游泳，該成年人就負有法律上的救助義務，以及對家庭成員也負有救助義務。

日前媒體報道過一個案件：女子因情緒低落在朋友家中自殺，家屬狀告對方索賠。法庭審理后認為，死者的朋友陳先生應當承擔20%的次要責任，支付死者父母死亡賠償金和喪葬費8萬余元。法官對此解釋稱：人們在與他人相處時，要負擔起注意義務，如發(fā)現(xiàn)對方有異常，要及時采取預防措施，避免悲劇的發(fā)生，否則也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

（原題為《【焦點】“見死不救”，能否用法律來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