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周之前，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出人意料提出在6月8日這天進行臨時大選（snap election）。與此同時，作為英國議會最大的反對黨，科爾賓治下工黨內斗不斷，民調支持持續走低。不管是普通英國民眾還是忠實的工黨支持者，基本上無一例外認為保守黨會在一個多月后取得一邊倒的勝利，為他們獨力推行 “硬脫歐”政策增加籌碼。

可就在今年五月到六月初的這六周時間內，工黨在科爾賓帶領下力挽狂瀾，幾乎上演了英國政壇史上的“伊斯坦布爾奇跡”。

英國時間6月9日臨時大選結果讓各路觀察家與看客大跌眼鏡的時刻出現了：雖然保守黨獲得了超過1360萬的選票，并拿下了下議院650議席中的318個，但依然沒有達到議會多數，還必須求助于自己在北愛爾蘭的同盟民主聯盟黨（DUP）尋求聯合執政。

反觀被各家選舉預測機構看衰的英國工黨（除了選舉當天的exit poll比較接近最終的投票結果外，在選舉前夜，只有Survation較為精準地預測了工黨能占有40%的投票比例）在臨時選舉中豪取1287萬張選票（占投票總人數的40%，僅次于保守黨的42.4%），拿下262個議會席位（比15年大選多出了30席）。

工黨在臨時選舉中的突飛猛進，不僅使其能夠在議會中組成對自己更有利的反對陣營，其政治增長也讓特蕾莎·梅的如意算盤變成竹籃打水一場空，挫敗了保守黨繼續單獨組閣執政的政治意圖。至此，臨時選舉儼然變成了保守黨自己主導卻唱砸了的一場鬧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并可能潛在引發其黨內的沖突與矛盾?？梢哉f臨時選舉引發了英國政壇的大地震，并會伴隨一定程度的連鎖反應。

但究竟這六周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工黨突然間成為了一股“清流”，吸引了各類人群，特別是年輕人的青睞，為什么保守黨丟掉了其單獨執政的權力？這還是要從當今英國社會中來尋找答案。

工黨黨魁科爾賓這兩年作為英國最有爭議的政治家之一，備受各路人士包括其黨內同僚的污蔑和指責。特別在今年上半年，工黨在民調中持續走低，一時間沒人看好他能帶工黨走出困境。甚至一群之前支持他的工黨年輕支持者也對他大失所望。但事情突然出現了大反轉。在準備臨時選舉的六周中，科爾賓和他的競選團隊在英國走南闖北，所到之地聚集了成千上萬的草根支持者為他打氣加油。頓時間，一年前大熱的科爾賓現象又“重出江湖”。但和一年前不一樣的是，這次人們不僅僅因為欣賞和感受老頭的政治理念和個人品質來支持他，更重要的是，科爾賓和工黨終于把其親民的理念變成了施政綱領與政策，用實在的綱領而非飄忽的政治理念去贏得人心。

在其施政宣言中，工黨著重強調了三大目標：1.結束緊縮政策，重塑福利國家的基石（比如NHS國民醫療體系），加大對公共服務的投資與支持；2. 發展工業，增加工作崗位，確立10磅最低工資制，保護工人權利，重振工人階級；3. 免除大學學費，消除教育不公，投資下一代人的成長和發展。從政治光譜上講，工黨的施政綱領并沒有如右派報紙宣傳的一樣走極左路線，而是一個實在接地氣的類似北歐社會民主式的重建社會福利國家的綱領。

綱領一經發表，立刻受到了草根階層的歡迎?？茽栙e每到一處，之前沮喪失落的工人，生活質量不斷下降的普通職員，小小年紀便身背國家貸款的窮學生們，身處中產的香檳社會主義者（champagne socialists），甚至一些社會名流紛紛發聲或走上街頭，參加工黨集會，表達自己對科爾賓的敬意。他們認為“科爾賓是希望”，如果工黨在他的領導下當政立刻會改革社會，為普通民眾帶來福音。為什么他們會這樣認為，為什么對科爾賓的支持一時間一浪高過一浪？這還得從英國社會和階級根源講起。

自從2010年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Lib Dems）組建聯合政府，再到2015年保守黨獨力執政以來，保守黨正如一些觀察家所言，在為他們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金融資產階級發聲做事。7年間，保守黨政府為了經濟增長，繼續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一方面為大企業減免稅收，一方面對公共福利服務進行縮減。雖然英國經濟仍保持在世界前五的水平，但民眾工資收入卻出現了負增長（如圖所示）。

7年以來，保守黨一步一步削減公共服務行業的支出。在梅當政期間，這種削減達到了頂峰：“NHS cuts, pension cuts, social care cuts, police cuts, public school cuts, disability benefit cuts, housing benefit cuts.”毫不夸張的說，保守黨這種緊縮削減政策在公共領域的擴張正是一場有產階級向福利國家、向底層階級進攻的無聲階級戰爭，進一步割裂英國貧富對立的兩級社會。

在這樣一種侵略性的政策面前，普通國民的生活越來越艱難。更多的人開始陷入貧困。很多人面臨失業，卻拿不到屬于自己的失業救濟金來維持生活；需要國家貸款來支付自己學費的底層學生在外出打工時被要求與雇主簽訂“零小時工作合同”（zero-hour contract），這意味這他們可以隨時被解雇，而沒有工作權利的保障；有些底層的老年人將在冬天的時候失去過冬保暖補助，而凍得瑟瑟發抖；殘疾人在國家評定面前會被認定沒有殘疾，并會失去工作的機會；住在簡易住房（council house）里的窮人如果有多余的房間需要支付更多的床位稅（bedroom tax）；由于NHS沒有更多國家資金資源和人員支持（醫生和護士在英國是緊缺行業），更多需要得到治療的人只能沒完沒了在醫院等候排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依靠food bank（為窮人提供快要過期的免費食物的慈善機構）來救濟自己的生活；還有部分人因為貧困或者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沒錢治療，只能走上街頭成為乞丐和無家可歸者。

面對民眾的苦難，保守黨政府與上流社會毫不在意，反而忍受苦難的民眾被妖魔化為吃國家空餉的“懶人”，成為國家削減公共開支的最好借口。這里我們不排除真正有這樣“吸納稅人血”的懶人，但面對不可計數的需要工作和幫助的普通國民，難道他們每一個都是“懶人”嗎？

出現在英超聯賽中的支持科爾賓和工黨的政治旗幟——由利物浦球迷所制作并于5月7日利物浦對陣南安普頓賽前展示于KOP看臺。

面臨生活艱難的困境和未知的將來，沮喪而又憤怒的工人階級和年輕一代一時之間無力組織新的群眾力量進行自救并與保守黨政府相抗衡。但科爾賓作為左派底層理念與反緊縮先鋒的化身，他的登場立刻引起了草根階層的共鳴。工人階級也需要重新尋找自己在政治中的階級代理人，反映自己的意見和需求。而已經擔當了兩年工黨黨魁的科爾賓，在政壇中絕不妥協的左派立場和在議會中堅決反對緊縮政策的態度，讓底層民眾重新對他率領的工黨燃起希望的火花。

工黨施政宣言更是猶如一劑強心針，配合著工黨的全國選戰運動，激起了新一輪草根政治運動的崛起：之前絕望的沮喪的工人，對政治漠不關心的普通職員，關注自身未來的青年一代紛紛加入到政治討論中來。針對右派報紙對科爾賓的造謠污蔑，他們自發組成親科爾賓的政治團體（比如工黨青年組織Momentum），并充當起維護科爾賓形象的“自傳媒”。甚至英國激進左派，如社會主義工人黨（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和真正的“托派”團體為了更好在民眾中傳播左派思想，開展反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活動，也紛紛投入到科爾賓的旗幟之下。

布萊爾之后，工黨已經是一個政治中派化，階層中產化和政策新自由化的新工黨了，傳統工人階級對他們的支持，在布萊爾派眼中也僅僅是將他們送入議會的選票工具。在這7年中工黨領導層也始終拿不出一個具有一貫性并可持續發展的反緊縮戰略來對抗保守黨政權，反而是背叛了自己所代表的階級，不斷地與自己的敵手進行政治妥協?？茽栙e的出現暫時改變了這一狀況。不只是科爾賓個人魅力和決不妥協的立場吸引了廣大民眾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長期無法解決的貧困問題使得英國貧富兩極分化愈演愈烈，結合科爾賓在黨內的努力，不得不使工黨內部暫止干戈并急速左轉，重新意識到他所代表工人階級的政治利益并以反緊縮為目標集合團結底層民眾和工人階級的力量來重組政治運動。

在科爾賓，工黨和激進左派的號召下，并結合群眾自發意識的覺醒，反緊縮似乎不是幻覺，而是一種真實的可以實現的政治理想。而大選正是實現這種政治理想的手段。如果工黨能贏得臨時選舉的勝利或至少能通過選舉形成一個強力的議會反對陣營，這樣便能有效阻止緊縮政策在英國社會的病態式蔓延。

這里有人不禁會問，科爾賓的重塑福利計劃和對公共領域的重點投入以及對教育的減免的資金由何而來？6月2日，首相梅在約克的BBC Question Time中聲稱，國家的資金投入不是一顆神奇搖錢樹，想投入在哪里就投向哪里。與其針鋒相對，科爾賓在同一節目中著重強調自己對其福利計劃的理解：在保守黨的統治下，英國已漸漸成為富人避稅的天堂。如果工黨當政，占全國人口5%的“富人”必須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不僅對他們會增收更多的個人所得稅，而且大企業必須繳納比以前更多的企業稅來幫助政府重建公共福利。當然有人會說，這不是拿富人的錢補窮人的窟窿，這是剝削資產階級來為無產階級服務。

這里我們不討論復雜的誰養活誰的理論，但就減小貧富差距而論，工黨的加稅計劃是可行的，而且其加稅之后其企業稅依然不高于歐洲發達國家的水平（明顯這也不是激進左派的政策，而是北歐福利國家一直采用的稅收方式）。

如圖所示，從加稅計劃中取得的稅收也正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用來實現工黨的反緊縮政策。

在臨時選戰如火如荼之際，5月22日和6月3日，曼城與倫敦再次遭受到恐怖主義的襲擊。保守黨政府長期以來引以為傲的國家安全政策隨之破產（根據Channel 4在2016年所攝的紀錄片顯示，6月3日倫敦橋恐襲的主要罪犯曾被警察盤問，但之后并沒有受到任何處置，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守黨反恐政策的漏洞）。不談反恐情報工作的失誤，由于大幅削減警察的工作職位，英國沒有足夠的警力去維護地方治安，凸顯了緊縮政策對國家安全維護的負作用。而保守黨在臨時選戰中更彰顯了心虛軟肋的一面。首相不愿參加公開的黨派辯論，在回答公眾時避開提問問題的實質，閃爍其詞，這些更加激起了民眾的不滿情緒。5月26日，Captain SKA一曲嘲諷首相梅的《Liar Liar》頓時火遍英國南北，多少反映了民眾對保守黨領導的公開質疑。

相對保守黨，科爾賓治下的工黨不僅左轉，一定程度上復歸了其工人階級和底層人民代表政黨的角色，他們還將目光轉向了脫歐后挫折感強烈的青年一代?？茽栙e明確表示，國家應該把更多投入到下一代身上，因為他們才是英國未來的希望所在。正是為此，工黨綱領中明確提出要廢除大學學費的政策。這吸引了更多對政治漠不關心的青年人的重視。加之左派理念在大學校園中的盛行和科爾賓個人魅力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站出來支持工黨。

事實證明，雖然最后工黨沒有贏得多數席位，但科爾賓和他領導的工黨贏得了工人階級的站臺和年青一代的民心。根據統計，較之于2015年大選43%的青年投票率，本次大選有大約72%的18-24歲有資格投票的國民參與了投票。在18-34歲的選民中，63%將選票投給了工黨。而且本次選舉工黨所拿到的投票比例的漲幅是即1945年以來最高的一次。雖然在廣大保守黨傳統選區沒有占到很多便宜，但即使在深藍選區（即傳統保守黨選區），工黨的投票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且工黨虎口拔牙，不僅奪下了不少邊緣選區，也攻下了7個深藍選區，特別注意的有Canterbury（自1918年以后都是保守黨選區），Battersea和Kensington（英國收入最多的選區，工黨以20票優勢拿下）。這說明不僅年輕一代用選票表示了對工黨和科爾賓的支持，更表示了有越來越多的個人反感和不滿保守黨7年以來的緊縮，enough is enough（受夠了）。他們用選票來表示自己的憤慨和對工黨反緊縮政策的期望。

雖然工黨沒有取得議會的多數，但262席足以讓他們聯合同樣反緊縮反保守黨的其他政黨來組成自2010年以來最大的反對派陣營。對于科爾賓和左派而言，這次選舉是“沒有勝利的勝利”。雖然存在著諸多變數（我們已經看了很多遍的工黨內斗，也看了很多集科爾賓被同僚在身后“捅刀”的政治肥皂劇，相信相同的事件仍會發生），科爾賓所一貫堅持并已化為工黨施政綱領的反緊縮政治定會吸引更多人來參與和投身（工黨）政治。同時青年一代的崛起將為英國政治諸入更多的新鮮血液，更多草根運動也會越來越多登上政治舞臺?？梢灶A見，在科爾賓現象的凝聚下，結合底層的反抗精神，工人階級對福利國家的重新期盼，新興青年勢力的崛起和左轉的工黨，一股強大的反緊縮運動正在形成之中?；蛟S在未來的某個時間段，由科爾賓引領的英國左派政治會給世界提供一個反緊縮的范本，為反資本主義提供一種潛在的可能性。

（作者系英國埃塞克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