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大清國第一個外交使團

啟微

2017-07-28 10:02

來源：澎湃新聞

近代以來，如何走向世界一直是中國需要面對的重大問題。今年，鐘叔河先生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終成完璧，收錄百種國人走向世界的文獻。其中有本《初使泰西記》，記錄了清政府第一個外交使團出使美歐的情況。時光回到1868年2月25日，“龍抬頭”的第二天，在原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的帶領下，大清國第一支外交使團從上海虹口碼頭登船出發。

使團三問

今人看到此想必有三個問題：使團的目的是什么？為什么讓一個外國人做主使？使團成員的構成如何？

《北京條約》后，各國使臣陸續進駐北京。由于當初簽約時有覲見皇帝和派遣使節的約定，有些公使就糾結于這兩件事。“中國的”赫德（Robert Hart）也時時建議總理衙門派出使臣和領事。1866年，他曾帶領斌椿等人成功游歷歐洲。覲見同治皇帝被清廷以皇帝尚處于沖齡為由暫緩，派遣使臣則被總理衙門“以各國至中華通商傳教，有事可辦，故當遣使，我中國并無赴外國應辦之事，無須遣使，駁之”。1867年，《天津條約》快到十年修約的日期。為了籌備修約事宜，加之鑒于“第十余年來，彼于我之虛實，無不洞悉，我于彼之情偽，一概茫然”，總理衙門王大臣奕?上奏試辦外交使團，為期一年。所以這支外交使團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各國情況。

組建外交使團最重要的是主使的人選，但當時外交人才難得。這個時候，蒲安臣出現了。蒲安臣1861年被林肯任命為駐華公使，到北京后積極執行“合作政策”，與總理衙門大臣合作愉快。他還讓丁韙良（W. A. P. Martin）翻譯惠頓的國際法著作——《萬國公法》給清政府使用，清政府用這部書獲得了一些外交勝利，交情因此加深。1867年，蒲安臣任滿即將回國。在奕為他舉行的離別晚宴上，文祥提議他代表中國出訪列強。蒲安臣自稱以為這個提議只是句玩笑話。但是第二天蒲安臣就被告知清政府是認真的，請他展期離開。最后雙方達成共識，清政府聘蒲安臣為“辦理各國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今人或許認為請一個外國人做主使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為什么高傲的慈禧太后就同意了？事實上，總理衙門已經準備好了理由：“向來西洋各國，互相遣使駐扎，不盡本國之人，但使誠信相孚，原無分乎區域。”赫德帶領斌椿等人游歷歐洲成為這些大臣的舉例。當然，即便關系如此，制約之法仍然必要。“凡于中國有損之事，令其力為爭阻；凡于中國有益之事，令其不遽應允，必須知會臣衙門復準，方能照行。在彼無可擅之權，在我有可收之益。倘不能見效，即令辭歸。”這樣，蒲安臣成為使臣就沒有名實方面的障礙了。此事可見當時某些“腐敗昏庸”的清政府高官的決斷力和“以夷制夷”的功夫。那么，當時中國就沒有能做使臣的大臣么？其實不然，只是當時風氣未開，都不愿意出洋。到1876年郭嵩燾出使英、法還被他的湖南老鄉送了一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的對聯。可見當時官僚士大夫是怎樣看待出使這件事。

左為蒲安臣，右為美國駐中國全權大臣印章

有了主使，使團其他成員的挑選就容易多了。為了照顧英、法兩國的感受，清政府聘請了英國駐華使館翻譯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和法籍海關稅務司德善（E. de Champs），并專門為了這兩人創立了新的官職，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左、右協理”，暗寓蒲安臣幫辦之意，當時英文譯成秘書。中方的首席代表是志剛和孫家榖。兩人均由司員考取總理衙門章京，為了“壯觀瞻”，獲賞賜加二品頂戴，職務與蒲安臣同。在出使過程中，他們只是扮演蒲安臣與總理衙門的中間人角色，直到蒲安臣在俄國去世。蒲安臣在介紹使團成員的時候，突出自己的領導地位。同去的還有同文館的英文學生德明、鳳儀（曾隨斌椿去游歷過）；俄文學生塔克什訥、桂榮；法文學生聯芳、廷俊。另有書手亢廷鏞、王綸秀、嚴士琦、莊椿齡，弁兵數名。出行費用從“總稅務司赫德處支用，覆實開銷”。

從左至右依次為：莊椿齡、桂榮、聯芳、鳳儀、德善、孫家榖、蒲安臣、志剛、柏卓安、德明、塔克什訥、廷俊、亢廷鏞。

使團計劃“由陸路到上海上火輪船，經日本過大東洋到米利堅；由米利堅渡大西洋到英吉利，過海到法闌西；往北順路到比里時、荷闌、丹麻爾、瑞典、俄羅斯；往南回路到布路斯；再南仍經法闌西到西班牙、意大利；由地中海經大南洋，順廣東、福建、江浙中國海面，自天津回京”。

到達新大陸

當時，香港是中國與世界海上交通的樞紐。去美國有兩條路：一是向西，經過馬六甲海峽、開普敦，橫渡大西洋到達美國東海岸；二是經日本橫濱，橫渡太平洋，到達金山（澳大利亞金礦發現后才在淘金者口中變成舊金山）。使團選擇的是第二條路線，由于上海沒有直達舊金山的郵輪，只得去橫濱換船。出于商業和軍事的雙重目的，美國國會撥款成立了太平洋郵輪公司（the 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開辟太平洋航線。1867年1月1日，該公司開通舊金山—橫濱—香港航線，航程30天左右，每月一班。1872年因需求太大改為半月一班。

使團1868年2月25日從上海出發，到橫濱換乘“中國”號，經過30多天的航行，在愚人節這一天抵達舊金山。此時還沒有今天著名的金門大橋，只能“合船歌舞”慶祝。很多人在碼頭迎接使團，華僑六大會館的司事前來拜見，蒲安臣擔心美國民眾反對他代表中國的情形也沒有發生。在舊金山期間，使團參觀了造船廠、織氈作、鑄洋錢局、農場、水銀礦等處，還參加了兩場宴會。4月26日，赴廣東新會華僑建立的岡州會館宴會。只見堂中懸掛對聯兩副。一副為：圣天子修禮睦鄰，化外蠻夷，渾若赤子；賢使臣宣威布德，天涯桑梓，視同一家。另一副寫的是：沐清化以食德天朝，作客多年，漫云戴月披星，無關圣澤；捧丹書而停驂旅館，相逢異國，怎不薦芹獻酒，共敘鄉情。宴會中，華僑首領抱怨了當地政府對華人的各種歧視，希望使臣能夠保護他們。這些訴求后來反映在“蒲安臣條約”。兩天后，加州州長舉行盛大的歡迎晚宴。州長致辭中有一句頗有意思：“我們的客人，最年輕的一個政府的兒子，代表最古老的政府。”

現在的岡州會館

在舊金山逗留了一個月后，使團再度登船，沿著加州海岸，經巴拿馬（運河尚未修），過加勒比海，看到了在古巴種煙葉的粵省“豬仔”，于5月23日抵達紐約。當時的紐約“街市喧闐，樓宇高整。家有安居樂業之風，人無游手好閑之俗”。稍事停留，使團便乘火車抵達華盛頓，入住邦街的“梅豆伯歐力田”客店（即賓夕法尼亞大道的Metropolitan Hotel）。先拜會美國國務卿華爾特（William H. Seward），后到白宮向美國總統朱文遜（Andrew Johnson）呈遞國書，行執手禮。因為當時外國使臣覲見大清國皇帝的禮儀尚未確定，所以出使前志剛和孫家榖已經得到指令，不主動覲見出訪國君主，以免外人要求在覲見時使用相同的禮儀。

在進行外交事務之余，使團像今天的中國人那樣參觀了國會大廈，乘船到弗吉尼亞弗農山莊（Mount Vernon）拜謁了美國國父華盛頓墓。當時很多士大夫都讀過徐繼畬的《瀛環志略》，對華盛頓建國后將權力交出仰慕不已，此后他在中國的形象越來越完美。此外，使團還抽空去了趟紐約赴工商界晚宴。

紐約工商界宴請使團請柬

經蒲安臣連日往美國國務院商議，擬成《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蒲安臣條約”）。蒲安臣與華爾特商量出條約的英文部分，由柏卓安口譯出不通順的漢文，再由志剛譯成漢文部分。7月25日，雙方畫押、蓋印。該條約共八條，內容為：中國保留領海權、自行管理內地貿易、向美國派駐領事、雙方民眾在對方國內信仰自由、自由遷徙、可互派留學生和設學堂、不得干預中國內政。第三、四、六條是基于舊金山華僑的請求，保護他們的利益，其他各條皆有所指。從條文和當時的歷史情境來看，這份條約尚屬公允。

至此，美國之行的主要任務完成，使團返回紐約，準備前往英國。由于聽聞英國君主前往瑞士養病，蒲安臣決定先回家省親，此時已經是陽歷八月。他們首先訪問了在奧本（Auburn）家中休假的華爾特，參觀了當地的監獄、孤兒院、農具、自來水設備。接著向西北行460余里，參觀尼亞加拉瀑布。這一觀光項目至今仍是華人新英格蘭旅行的不二選擇。參觀完尼亞加拉瀑布后，使團沿路返回，抵達蒲安臣在波士頓的家。他本非波士頓人，哈佛法學院畢業后與人合伙在此開了家律師事務所。據說蒲安臣請人做了一面大黃旗，鑲藍邊，中繪一條長三尺、寬二尺的龍，出門時，以為前驅。使團參觀了海口炮臺、天文臺、織布作、造船廠。蒲安臣花費15500美元的巨資購買了一處位于哈佛和麻省理工之間的房產。順便透露下，蒲安臣還是旗昌輪船公司的股東。

在美國停留了四個多月后，1868年9月9日，使團在紐約海口登船，往英吉利國進發。

英倫之行

經過十天的航行，使團抵達利物浦，旋即乘火車到達倫敦。由于英國當時正在大選，各大政黨忙于選舉。加上剛剛發生了揚州教案，各大報紙大肆報道，各政黨人士自然避免與使團接觸。

交涉無門，困居霧都客棧，“如小說中魯智深在趙員外家住，真個悶煞灑家”。于是，使團只好寄情參觀和社交。萬獸園、泰晤士河隧道、蠟像堂均讓他們大開眼界，尤其在蠟像堂見到林則徐，“惜覿面不能共語，以問安邊之方”。另外，還有些外人來訪，或談開礦，或談洋鹽。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清政府亦知開礦能得大利，反對開礦實際上并不是迷信風水，而是顧慮到游民易聚難散，影響統治。李鴻章的“老朋友”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也來訪，他正在指揮工程兵建造要塞加強泰晤士河的防御。

直到11月20日，使團才在溫莎宮拜見了維多利亞女王，距離使團到倫敦差不多過了兩個月。而實質的外交活動直到1869年1月1日新政府上臺個把月后才開始。好不容易等到新政府上臺，使團于是向新外相柯勒拉得恩（The Earl of Clarendon）交涉。因為揚州教案時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W. H. Medhurst）采用炮艦政策，調軍艦脅迫地方官，所以使團希望英國政府能夠約束這種行為，將來發生交涉只準派軍艦保護，不得擅調兵船與地方官爭執。但英國外交部選擇避而不答，只是文字上表明對中國的友好態度，使團在英國等于義務吸霾一季度。

羈留歐陸

見與英國無事可商，使團便在1869年的第二天離開倫敦，從多佛乘船望法國進發。1月13日到達巴黎后，使團入住位于香舍麗榭大街的旅館。此時的巴黎已是比較干凈的城市，還安裝了煤氣燈，當然使團是看不到埃菲爾鐵塔的。雖然由于土耳其和希臘發生沖突略微耽擱幾天，但是使團很快在24日就向法蘭西第二帝國皇帝拿破侖三世（拿破侖大帝的侄子）遞交了國書。僅止于此，法國政府并不打算給使團什么政績，只見志剛的日記不斷地出現“幾月初一日，在法都巴里司客寓”的記載。除了與傳教士辯難，旁觀馬車、聚跳、觀象臺、教場操兵、反對選舉不公騷亂、電報、照相、熱氣球，聽意大利婦女彈洋琴，見了一位中國基督徒茶商，使團就這么在巴黎待了近八個月。據孫家榖追憶，是蒲安臣“欣羨法邦繁華”，可見使團行動的主導權所在。

志剛在巴黎留影

不知何故，中秋節后第二天使團即往瑞典進發，而不是按原定計劃先訪問比利時、荷蘭、丹麥。一路跋山涉水，一周后使團便到達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很快就向瑞典國王遞交了國書，旋即掉頭南下，先后訪問了丹麥、荷蘭。使團在這三國停留的時間都很短，無非是見君主、遞國書、參加外交宴會。因比利時國君在倫敦，于是改道北行，先訪問普魯士和俄羅斯。

11月20日，使團抵達柏林。跟法國一樣，普魯士君主很快接見了使團。在接下來的40多天里，使團赴宮中8次，或贈照像，或會宗親，或贈票觀劇。直到1月4日才見到“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志剛對他的印象是“其人身長語慢，好深沉之思”。忙于準備對法作戰的俾斯麥顯然不打算與大清國的使團做多少深入交涉，只是說些愿兩國和睦的外交套話。

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1870年1月31日），使團按例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禮，恭賀元旦。是日傍晚就從柏林出發，乘火車去俄羅斯。兩天即到達俄都圣彼得堡。此時的圣彼得堡正值天寒地凍，在向沙皇遞交了國書的第二天，蒲安臣即得肺炎，因醫治無效于2月23日身故。為了表彰蒲安臣“遠涉重洋，不辭勞瘁”，清廷賞給他一品銜并銀一萬兩。蒲安臣去世后，使團事務由志剛負責。曾與俄方商議設電報線、黑龍江居民售米、恰克圖商貿、阿古柏事件，但雙方未能達成任何一致意見，只是將商議情行寫入備忘錄。4月20日，使團離開圣彼得堡，往西歐而行。

此后四個月，使團先后訪問了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無非是訪外部、遞國書等例行公事。其間，使團參觀了龐貝古城、解釋天津教案，親歷了普法戰爭。鑒于普法戰爭的進行，使團急忙購得船票，于9月4日從馬賽港出發，踏上了回家之旅。

1870年11月18日，使團回到北京。大清國第一個外交使團在近三年的時間里，水陸行程12.6萬余里，訪問11國。與第二年出發的日本巖倉使團相比，蒲安臣使團取得的成績是微不足道的。面對各國的例行公事，使團沒有將重心轉到細心考察上，只是一般性質的游歷，未能造就中國的“明治維新”。雖然如此，蒲安臣使團畢竟開始了中國走向世界的步伐，培養了幾位外交人員，為接下來派出使臣做了必要的準備。

*特別感謝美國國會圖書館提供蒲安臣檔案的便利借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