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撞車視頻再次刷爆朋友圈，一名女子在過斑馬線時被出租車撞倒，路人無動于衷，倒地的女子隨后又被第二輛車碾壓，該女子在車禍中死亡。

看完視頻，心里有說不出來的難受。網絡上民意沸騰，有人說，冷漠成了這個社會的絕癥；還有人說：雪崩發生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日光之下，并無新事”，六年前佛山的小悅悅事件也曾引起民眾的廣泛關注，當時還有人大代表提出議案，希望刑法增設“見死不救罪”，試圖借助法律匡扶搖搖欲墜的社會道德。

作為法律學者，我深知法律無力提升民眾的道德水平，但是法律至少應當有所作為。

那么，法律需如何應對“見死不救”呢？

首先要說明的是，對于特定群體之間的“見死不救”，比如父母之于孩子，又如丈夫之于妻子，再如警察之于傷者，這自然都屬于犯罪，并無太大爭議。復雜的是，類似撞車視頻中的路人，他們和傷者之間并不存在這些特定的關系。

對此問題，在世界范圍內有好、壞撒瑪利亞人法兩種做法。

這個奇怪的法律名字來自《圣經》的典故。

有一個猶太的律法師想找耶穌的麻煩，假裝請教耶穌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愛鄰舍如同自己”中的“鄰舍”意指何人。

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行路來到那里，看見他，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里去照應他。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

撒瑪利亞人和猶太人是死對頭，祭司是猶太人中的宗教領袖，利未人則是宗教精英，但是最后施以援手卻是為他們所極為不恥的外邦“雜種”。想象一下，二戰期間，一個中國士兵倒在地上，國軍將領從旁邊經過、愛國學生也經行此地，但都沒有施救，最后救助士兵是一個日本人。這個故事會不會讓你震驚。

有人考證，在故事中，從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途非常危險，匪徒出沒頻繁，也有許多“專業碰瓷”。所以，祭司和利未人著急趕路，沒有救助同胞其實也情有可原。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愛人如己”不僅僅要愛我們所想去愛的人，還要愛那些我們所厭惡的人，同時愛一定是要付出代價的。

因為這個典故，就出現了壞撒瑪利亞人法和好撒瑪利亞人法兩種處理“見死不救”的立法風格。

所謂“壞撒瑪利亞人法”（Bad Samaritan law），也即要求公民在他人遭遇人身嚴重危害的時候，如果施以援手對自己沒有損害，就應該積極救助，否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這種立法最早出現在十九世紀的葡萄牙，隨后的一百年，至少為包括德國、法國在內的十五個歐洲國家的刑法典所采納。英語國家很少采取類似的立法例，在美國五十個州，當前只有明尼蘇達、威斯康辛、佛蒙特少數幾個州規定了這種法律。當時，促使美國出現這類立法的一個著名案例是發生在紐約的邱園案（kew gardens）。一天深夜，一位名叫科迪·吉洛維斯（Kitty Genovese）的女子被刺傷，躺在路上奄奄一息，拼命地向周圍的鄰居呼救，呼叫了半個多小時，周邊的38個住戶，居然無動于衷，甚至連個報警電話也未曾撥打，大家從窗戶上看到一切，聽到了一切，卻眼睜睜的看著鄰居慘死街頭。隨后，美國有個別州出臺了相應的法案，要求公民在類似情況下必須履行一定的救助義務。比如遇到像殺人、強奸等惡性刑事案件，如果無力制止，但至少應該報警，如果無動于衷就可能構成犯罪。但對這種犯罪屬于輕罪（misdemeanor），處理通常是點到為止，以佛蒙特州為例，其刑罰不過罰金100美金。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歐陸的立法，比如法國對此行為的處刑，最高可達5年監禁。

在英語國家常見的是“好撒瑪利亞人法”（Good Samaritan law），或稱自愿者保護法（ volunteer protection law），通過法律來鼓勵善舉。這種法律的主要精神在于免除見義勇為者的后顧之憂，如果一個人本著善意無償施救他人，在救助過程中，即使出了紕漏（只要不是故意或重大過失），也不應承擔責任。這樣人們就不用擔心行善反遭惡報，從而見死不救。比如在醫生偶遇路人心臟病突發，醫生可能會擔心如果救治失敗會惹上麻煩，該法就可以消除醫生的顧慮，讓他放心行善。

從社會效果來看，“好撒瑪利亞人法”明顯要強于“壞撒瑪利亞人法”，鼓勵人行善比強迫人行善要容易得多。當前，為什么這么多人見死不救，也許不單單是道德滑坡的問題，而是絕大多數人心存顧慮，害怕惹上麻煩。善遭惡報，這在中國已不是一起兩起，以至行善成為例外，冷漠卻是常態，在這種禮崩樂壞的背景下，設立見危不救罪，要能起到實際效果，真是癡人說夢。

在筆者看來，見死不救罪沒有設立的必要行和可行性，否則就會混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使懲罰失去必要的約束。如果規定見死不救罪，文章開頭所提及的視頻，誰構成犯罪？豈不是所有看客、所有路人都要受刑事追究，總不能說誰離傷者最近、誰最有富有，誰就應該履行救助義務，如果這樣，定罪量刑豈不成了抓鬮式的司法兒戲。

法律不可能激進地改變社會現實，喚起人們的道德意識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在很多制度都不健全的情況下，貿然在法律中設立見死不救罪，它又能有多少作為？別的不說，單說醫療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就會使得相當一部分人放棄行善的念頭，好心把傷者送到醫院，昂貴的治療費誰出？讓醫院一律發揚公益之心，救死扶傷可能不太現實。

重建道德，要靠各種制度的齊頭并進，法律能做得其實非常有限。法律只是對人的最低道德要求，它不可能也不應該強人所難。我們不可能期待每個人都能像康德哲學所提倡的那樣，不計利害遵守道德戒律。雖然這偉大的教導時常縈繞我心：道德本來就不教導我們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導我們如何使自己無愧于幸福。

在當前的背景下，法律所能做的，只能是盡量的減少善行人的后顧之憂，鼓勵而不是強迫見義勇為，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的“好撒瑪利亞人法”值得借鑒。我們的法律亟待為人們行善創造積極的條件。比如，對于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的救人反被誣陷案，對于誣陷者，法律必須嚴懲。刑法規定了敲詐勒索罪，救人被訛，完全符合該罪的構成要件。此罪的成立有兩種情況，一是數額較大，一是多次敲詐。司法解釋規定的數額較大標準是2000-5000元之間，各地根據情況在此幅度內確定具體的標準（比如北京市的標準是3000元），同時司法解釋也規定，在特殊的情況下，如造成嚴重后果的，數額可以減半計算。救人被訛，一般都應認定為造成嚴重后果，數額應當減半計算。即便敲詐未果，也應該以犯罪未遂對待。對于專業訛詐者，法律還規定了多次敲詐，只要兩年內三次敲詐，無論數額大小，都可以犯罪論處。遺憾的是，在司法實踐中，很少看到訛人者以敲詐勒索論處的案例，不知是媒體刻意回避報道這類案件，還是這類案件根本就不會進入司法程序。

期待我們的法律能夠為善行創造積極的條件，讓人心中日漸麻木的堅冰被融化，讓我們能夠看到重新燃燒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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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國，不在宏大的敘事，而在細節的雕琢。在“法治的細節”中，讓我們超越結果而明晰法治的脈絡。本專欄由法律法學界專業人士為您特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