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場的舊書大都被家人撕去簽名或簽贈頁，雖然盡職盡責的小販及書商已將其重新拼好，畢竟品相有損，影響了成交價。不過拍品數量龐大，細細梳理，還真有值得說道之處。如這本《藤森成吉集》，扉頁即有題記：“此為翻板書，而紙板實為現代叢書舊型。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下午，偕小燕游淮海路上，在海南書店得此種書十一冊并記。 黃裳。”

《藤森成吉集》原為現代書局1933年版，黃裳這本出版于1937年，沿用舊紙型，所以稱為“現代叢書舊型”。現代書局名噪一時，《現代》雜志即為1932年5月施蟄存受書局所托創刊，曾出版好書無數，惜壽命不長，從創辦至關張不到十年（1927-1935）。書的版權頁沒注明出版社，被精于此道的黃裳認定為“翻板書”，就是現在說的盜版。不過發行者“張鑫山”倒不是化名，他是當年龍虎書店的負責人，這個名字霸氣的小書店創建于1935年，設在上海福州路與山西路交匯處，以出版通俗讀物為主，尤好翻印。有意思的是，龍虎書店翻印了不少“革命”書籍，如出版于1937年的《高爾基論文》，署名“蕭參”譯，同樣也署名發行者“張鑫山”，內中所收高爾基論文二十篇及所謂的譯者“寫在前面”一文，都自瞿秋白《海上述林》中移栽而來。

能和愛侶一起逛書店，確是藏書人值得一記的。黃裳一次性購入“此種書十一冊”，收獲不少。藤森成吉是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領袖人物，曾經造訪上海，由內山完造主持迎接，魯迅、茅盾、田漢、夏衍等均在座，據夏衍回憶，席中魯迅還給了田漢一個不小的難堪。與藤森成吉淵源最深的也是夏衍，早在旅日就讀明治專門學校期間，就翻譯了他的戲劇《犧牲》。黃裳與夏衍關系匪淺，買下這本書還特地題記，當時的心境是懷念歇業的龍虎書店還是念及故人，就不得而知了。

又如《裴多菲詩選》，這是孫用先生最知名的譯作，1949年后多次出版，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為最早版本。黃裳與孫用差了近二十歲，關于兩人的交往，除1949年前同為唐弢主編的《筆會》及顧均正主編的《少年讀物》供稿以外，其他尚未得知。不過他們有共同的好友——周汝昌。周和黃是南開中學的同學，兩人關系一直很好，1964年6月4日周寫給黃的信中說：“裳弟：……詞話即寄，緣月底連郵費亦須等發薪。兄處常如此，弟或以為奇，他人更不能置信耳。笑笑！”入不敷出若此，找誰借錢呢？其中就有同住無量大人胡同的同事孫用。周夫人和孫夫人關系很好，同為人民文學出版社裝訂廠的臨時工，周家經常向孫家借錢。也許周汝昌在寫給黃裳的其他信中，會提到這位扶危濟困的朋友吧。

不單是簽名，書中也偶有批注。如這本《明夷待訪錄》，由原古籍出版社1955年整理出版，當時以“梨洲遺著匯刊”（薛鳳昌編，上海時中書局1915年鉛印版）為底本，用“海山仙館叢書”及“小石山房叢書”等參校并加以分段整理，出版說明中提到“各本輾轉翻印，恐不免還有錯誤，待找到了初刻本，當重新行校正”。通行的是1981年中華書局版，這一次找到了初刻本即“浙江慈谿二老閣本”重校，但未發現文字異同，僅改正了標點訛誤。目前沒查到黃著中提及此書，但讀到黃宗羲開篇“余嘗疑孟子一治一亂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亂無治也”時，黃裳有感而提筆：“向之無聊思想，以為五七年至六二年凡五年，六二年至六六四年耳。期更五年而更太平，不知直至十余年始定，今日讀梨洲此言，不禁感慨系之。”

其他如1984年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一士類稿 一士談薈》，以及《文史資料選輯》《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藝林叢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等多本，都是黃先生愛讀的書。

也有幾本簽贈本幸存。如陳兼與簽贈本《兼于閣詩》，簽贈頁被撕去，有一通毛筆信札藏在書中未被發現：

黃裳先生：前承枉駕，因客多，未及細談。前二十年，自李蘇翁處已聞大名，近在鄰竝，宜多接觸。茲奉贈拙集一冊，乞指教，是幸。即頌撰安！

陳兼與拜上 一月廿七日 

陜南村153號三樓三室

這是黃裳初次拜會陳兼與后，陳老的贈書及短札。黃裳在《憶蟄存》一文中提到，施蟄存和幾位老朋友每周在陳老家里聚會談天，因為住得近，也介紹黃裳去參加，曾去過幾次。施蟄存《更生日記》對這次聚會失載，但記錄了后來幾次在陳宅中與黃裳的晤面。李蘇翁應是李宣倜（1888-1961），號蘇堂。李宣倜好京劇，曾與羅惇曧、樊增祥合著《鞠部叢談校補》，黃裳當年寫的《舊戲新談》應當引起過他的注意。

又有王貴忱簽贈的《劉逸生先生書簡》一冊，扉頁已不存，幸有短札一封：

黃裳先生：前拜領賜書后，隨即寄奉小札叩謝，計已檢收矣。不料竟因小恙入院醫療，至今仍在留醫中。故延遲數日方始寄上小書，請鑒恕。前幾年，晚編印一小冊《李一氓同志書簡》，如尊處未備，當寄奉也。匆匆奉問。順頌撰安！

晚 王貴忱拜上

十二月一日夜

晚近的書多是簽贈本，如同為藏書家的楊成凱。

劉逸生是嶺南詩人和詞家，也是王貴忱的朋友，劉逝世后王貴忱將遺簡刊出，另刊印了李可染、周叔弢、周一良、于省吾、潘景鄭書簡集多種，還有信中提到的《李一氓同志書簡》。看到1928年出生的王貴忱于此自稱晚輩，才想到2019年就是黃先生冥壽百歲了。

本次拍賣的“標王”，是名為《同學少年》的文章，有四頁之多。手稿為鋼筆書寫，用紙有“我的稿紙”字樣，有人目為黃裳專用稿紙，其實黃裳致古劍的信中提到過這事：“又想托你買一些稿紙（商務印書館有售，薄型報‘我的稿紙’）買四五本即可，掛號寄下，用費由稿費扣，或記帳將來投稿再說，如何？”

此文遍查不得，猜測為未刊稿，全文錄下——

這兩年常常意外地遇見一些老朋友，有的還是三四十年前的老同學，走出學校以后就斷了來往的，也重新見面了。握手之后，彼此端詳著“鬢發各已蒼”的顏面相視而笑，這笑的內容是復雜而豐富的，但總的說來是高興多于凄楚，興奮多于悵然。我在學校里是學工的，本來就不用功，更加拋荒了多年，現在是連簡單的電器也不會修理了。想想前些年“四人幫”考教授、考專家的往事，真是捏著一把汗。如果讓我也參加這種“考試”，交白卷是必然的。不過許多老同學卻比我高明得多，他們為祖國為人民工作得很好，很有成績。“同學少年多不賤”，在一次聚餐時我打聽了一下，有的當了部里的副總工程師，有的是研究院所的主持人、名教授，職位最低的也是發電廠的廠長。在國外成為有名的專家教授的也不少。國手名醫也有一位。……這使我感到光榮與驕傲，肩負著“四化”建設重任的千百萬科技工作者中間，有些正是自己少年時的朋友，這是不能不使人激動的。

閑談中間他們都問我的近況和別后的經歷，表示了極大的興趣。這也難怪，他們之間本來就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系，即使不在一地工作，消息還是靈通的。只是對我這改了行的朋友，所知甚少。即使偶然聽到一些消息，也半信半疑，覺得好像是在聽《天方夜談》里的故事，難怪要殷勤地加以探問。不過這一時又哪里說得清楚呢？他們想瞭解我的經歷之困難，正與我企圖讀懂他們的工程設計圖之困難相同。但到底我們都是生活在同一偉大的時代中間，有著大體相同的感受，這就是能夠使彼此瞭解的最重要的基礎了，細節的差異畢竟是次要的。

多少年來我們形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印象，仿佛科學家一般都是不問政治的。說到老一輩學者時也總是強調他們在青年時代抱著要使祖國繁榮富強的雄心壯志，但因在政治上看不清楚，可以枉拋了心力。只有到了新中國成立，才得到了施展抱負的機會。這個公式大體上也是真實的。有人還說過，科學家和武器一樣，都是沒有階級性的；在什么人手里就為誰服務。這話不免過于機械也有些刻薄，但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在特定情景之下，政治和技術的標準也可能出現顛倒。“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曾經是風行一時的口號。前兩年恢復大學招生時，重理輕文的傾向一時成了突出的問題。這一切，說明的都是同樣的問題。前些年，我自己就曾有過這樣的幻想，要不是異想天開地改了行，那么現在也許就在什么車間里太太平平地抄著數據，過著神仙般的日子了。

這實在是一種沒有出息而且非常危險的思想，越想越感到可怕。順著這條路滑下去，那是會變成一個機器人的。即使是聰明的機器人，也一點都不值得驕傲，只能給人民帶來可怕的后果。一個人沒有思想，沒有靈魂，不問政治是不行的。機器人就不問政治，也很太平，誰也不會召集什么機器人大會的。不過這難道是人們生活的終極目的么？

這種想法雖然已經孕蓄得很久，但究竟沒有在老同學面前透露。同時我又知道，前些年他們的日子也并不好過，蹲過牛棚的也不是一個兩個。至少背上都背著一口無形的黑鍋。他們就是在這種心情下像機器人似地被使用了若干年，他們有著切身的體會，完全用不著我來“開導”。

這以后我就常常留心科學技術工作者的事情。有機會也想聽聽他們的議論。近來使我感觸最深的是這樣一件事，北京的一張“科技報”上對“愛國的知識分子”的一種特殊提法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來稿一百多件，發表文章二十多篇。參加討論的絕大多數讀者說，既然沒有“愛國的”農民、工人......為什么在知識分子頭上卻一定要加上這樣的“規定”呢？我回憶，也曾談過那篇有名的文章，但并沒有引起特別的注意，忽略過去了。可能是因為文章讀到結尾，主要的意思已經說完，因此不去細看了；更可能是因為知識分子長期來受著奚落，現在稱之為“愛國的”，看了已經十分滿足，因而不去尋根追底了。總之，我實在并未細看、細想，沒有發現任何不妥之處。這是真的令我慚愧的。從事科學技術工作的同志當然是細心的，但只是細心還發現不了這樣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還能善于思索。他們用自己在社會主義祖國中所處的地位，肩負的責任，思想上的變化、進步，......全面地進行了思考、衡量，發現了這種特殊的提法是不科學的。當然，一定也有人認為這種提法是百分之百地正確的。我看這并不是一件小事情。這說明，文學家藝術家不少人早已走出了“象牙之塔”；科學家也不再把自己只是關在實驗室里，他們要張開眼睛看天下事了。也只有這樣，人民的科學家們的積極性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發揮，社會主義祖國的建設才能有真正的希望。

一九八一.九.十九

此文寫得明白，時代氣息也濃厚，無需過多解讀。提到了“三四十年前的老同學”，“在學校里是學工的”，指的是黃裳在上海交通大學就讀的經歷。1940年黃裳受父命報考交大，數學考得極其費勁，幸好國文受到校長唐文治賞識得以考中。查找資料中，有兩點值得一提：其一是黃裳的學歷中都寫成電機系，而據《交通大學1943至1945三屆同學錄》，他卻是收錄在機械系的新生名單中，而早在1921年，交大的電氣機械專科就分別獨立建科（系），兩系差別很大，如1941年為適應戰時需要，電機系分電力、電訊兩組，機械系分鐵路、汽車、航空、造船四組，不知電機系是記憶錯誤，還是黃裳曾中途轉系；其二，有部分介紹寫成黃裳1942年轉學至重慶交大，這也是不確的，抗戰期間交大是兩地（渝校和滬校）辦學，渝校為本部，抗戰后渝校回上海，渝校和滬校才兩校合一。

而黃裳口中的“同學少年多不賤”，也可稍加考證。“有的當了部里的副總工程師”，可能為張錫圣，北航創始人之一，航空航天工業部專家；“有的是研究院所的主持人、名教授”，其一為羅組道，1957年留美回國后曾經擔任上海交大工程力學研究所所長，又有高鴻業，人大經濟學教授；“職位最低的也是發電廠的廠長”，可能說的是許冠亞，在上海楊樹浦發電廠工作；至于“在國外成為有名的專家教授”的，確實不計其數了。

還有《人日》原稿兩頁，也寫于“我的稿紙”上，也不見刊載——

今天是正月初七，人們習慣上稱為“人日”的日子。下午天氣很好，我到醫院去看望巴先生。推開病房門，看見他象往常一樣坐在臨窗的藤椅上，穿著白毧布短上衣，頭上戴了一頂深咖啡的毧線便帽。他看見我進來，就說，“我看見你寫的那篇《翻身》了。”接下去，他眼睛里忽然閃出了一點“調皮”的神色，說，“今天早晨我又跌了一交。”

這是使人吃驚的。三個半月以前他跌了一交，跌斷了腿骨，在病床上一動不動地睡了兩個多月。剛解除了牽引，正艱難地學習走路，連翻身還辦不到，動一動都要靠人攙扶，怎么能又跌了一交呢？我就向小林打聽那詳細的經過。早晨，他起床后活動，一個人扶著床欄站著，站得很好。護士兵正在整理床鋪，房里的人都去幫忙了。這時，他想在后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來。椅子不大好，一下子沒有坐穩，就又摔倒地上了。護士兵她們大吃一驚，連忙扶他睡上床，量血壓，聽心臟，一切正常。這才放了心。這次摔倒時著地的正好是上次骨折的部位，據說，重新愈合的斷骨是不容易再斷的，要斷也將斷在別的地方。我想，這倒有些象焊接的金屬件的情形。

小林在介紹了情況之后，取笑他說，“爸爸爬起來以前抖得好厲害。”他否認，說并沒有象她說的那么厲害，不過當跌下去時，確曾一下子閃出過這樣的念頭，“這下子可完了。”再在病床上睡兩個月，大約是受不了的了。”他笑著說，好像一個頑皮的孩子淘了氣以后沒有得到懲罰一樣，甚至還有點得意。

“送你一本書”。他說。書放在病床旁的小幾上，我拿了遞給他。又從小抽屜里取出了筆，他要在扉葉上寫兩個字。他手抖得厲害，我為他托住了書脊，這就好多了。他簽好了名，寫下了日子。很流利，和平常沒有什么不同。這是一本新印成的《懷念集》。

藤椅邊上放著一疊信件。他用右手困難地抽出一封來，打開信來看，仔細地看。然后放回去，再顫顫地抽出第二封信。......。這中間有朋友的來信，也有讀者寄來的。他一封封慢慢地讀著這些信。

他在慢慢地吃小湯團，芝麻餡的寧波湯團。他用小湯匙舀起了湯團慢慢地送進嘴去，慢慢地咀嚼著。

吃好湯團他要練習從藤椅上坐起來。

這是一把大藤椅，他坐得很深，兩腳碰不著地面。他只是用雙臂按著扶手想站起來。他用力，兩眼盯著前面，他用力，雙臂在發抖，閉緊了嘴。

本文寫的是探望巴金，寫得很細，如描述了巴金簽名的情形，“他手抖得厲害，我為他托住了書脊，這就好多了……很流利，和平常沒有什么不同”，可以澄清“簽本黨”關于病中的巴金簽名的爭議。從“重新愈合的斷骨是不容易再斷”跳躍到“有些象焊接的金屬件的情形”，也可隱隱感覺到交通大學機械系的底子。文尾沒有注明寫作時間，所幸文中全為紀實，查實不難。如提到了新印成的《懷念集》，此為巴金著作，1982年12月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印行，文章應寫于1983年；又提及巴老見到作者寫的《翻身》，《黃裳文集?負暄錄》中收錄了此文，并注明寫于1983年1月20日，故見面在這之后；“人日”是正月初七，可坐實為具體寫作時間為1983年2月19日（癸亥年正月初七）。而且文中提到“三個半月以前他跌了一交”，據巴金年譜及當時報紙所載，巴金的這次受傷發生于1982年11月7日，距寫文時正好三個半月。

另有拍品標注為“2005年某部作品后記原稿一頁”，2005年黃裳有三部著作出版，分別是《夢雨齋讀書記》（2005年3月，岳麓出版社，“開卷文叢”之一）《海上亂彈》（2005年5月，文匯出版社，“文匯原創叢書”之一）《清代版刻一隅（增訂本）》（2005年11月，復旦大學出版社）。手稿開篇談及“亂彈”，正是《海上亂彈》的后記。出版物上的落款時間是2005年3月27日，此手稿寫于3月15日，比較內容，出版物上也擴充了不少，可知其為初稿。

這篇“后記”坦露心跡頗多，言及近幾年來印過的幾本小書，“大抵是炒冷飯，只添入幾篇近作，算作澆頭”，所以“覺得對不起讀者”——這應該說的是之前出版的《驚弦集》《白門秋柳》《黃裳序跋》等書。對《海上亂彈》，黃裳的看法是“內容的雜亂，是免不了的”，還有為了“應付約稿，寫不出文章，輒抄舊日書籍跋文應之”，但是所幸“沒有冷飯”。

有了2005年這條線索，其他就好找了，如收入《清代版刻一隅（增訂本）》的“王立父遺文”、“東潛文稿”、“茶山老人遺集”、“紅樓夢酒籌”等。《清代版刻一隅》出版于1992年，時隔十三年后做了不少增訂，“東潛文稿”這條就是第一版中沒有的。

斯人已逝，文字而外，幸有影像留存。如一件“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合影”的轉機片，黃先生也習慣性地在外盒上簽了名。1986年11月8日至13日，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探討了如何發展自由寬松的環境，為提高民族道德和文化素質服務。13日，胡耀邦，習仲勛等會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并合影留念，黃裳在第二排中間偏右，第二排左一藏著個神情落寞的老頭兒，是黃裳的老朋友汪曾祺。

作者為“廢紙幫”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