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世界是自然世界的重要構成。萬獸通靈，初民從畜養、馴服動物（如牛、羊、狗、豬的畜養，到馬、騾、驢，乃至于象的馴服為畜力）到模仿動物（華佗模仿虎、鹿、熊、猿、鳥五種禽獸的運動形態制作健體強身的鍛煉方法“五禽戲”，中國傳統武術模仿龍、虎、 豹、蛇、鶴五種拳型的“少林五形拳”等），進而欣賞、崇拜異獸（良渚文化中的“神人獸面”、仰韶文化中的“人面魚紋”、龍鳳麟龜“四靈”、明代官服上“衣冠禽獸”等），借助動物的超凡力量（如鳳凰納福、神龜禳災、貔貅驅邪、天狗御兇等），豐富和發展了中國文化（如十二生肖民俗等）。人類作為萬物之靈的自傲，過多強調了人異于禽獸，而忽視了自身也是通過動物來認識和征服自然世界的，由此人類也逐漸認識到通過動物把握與自然界保持平衡和諧的重要性。

鄒振環，《再見異獸：明清動物文化與中外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2月

作為獸系的“梼杌”，卻有“人形”，更為“神譜”，甚而以此命名煌煌的史書。（朱學淵： 《以“梼杌”一詞，為中華民族尋根》，《文史知識》2005年第5期。）異獸本身也與人類文化的史書糾合在一起，動物史也是歷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史作為這一參天史學之樹上一株新生的幼枝，與其他分枝相比，無論史料還是研究方法，均處于基礎薄弱的階段。中國傳統的史書向來重人事而輕自然，重政治、軍事，輕文化、習俗，在有限的討論動物的資料方面，也主要從祥瑞之視角入手，缺少有系統的記述。有關動物史的信息大多是非常零星地散布在五花八門的、非常規的古籍文獻之中，需要研究者運用開放的史識和史觀，具備多學科的理論素養，才能在這些蕪雜的史料叢林中尋找到方向。毫無疑問，中外動物文化交流史是一個有意義的學術空白，其中有很多內容需要通過學界的研究去填補。動物史的研究者不僅需要具備解讀傳統歷史文獻資料的能力，更需要具有整合和聯想進而發掘隱含在史料文獻字里行間文化信息的能力。

文明社會不同區域動物的傳播，也成為人類文化交流史上的不朽篇章，它幫助人類去認識人與世間萬獸生命的共存；人類需要動物，而且從未停止探尋不同歷史區域的珍禽異獸。動物文化令世人著迷，不僅因為其多彩的生命形式，同時也因為其揭示了人類文化的深刻隱喻。理解動物，經常是探索自然和研究文化的一種方式。在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動物經常作為具有說服力的比喻，如《伊索寓言》《動物莊園》等。自古至今，以動物為喻甚至成為學界熟悉的思維方式，如漢代學者揚雄就以“童牛角馬”來比喻不今不古、不倫不類之事物；英國當代思想家以賽亞·伯林則將西方思想家和作家分為刺猬型和狐貍型兩類，認為從文化學上來觀察，刺猬大致屬于封閉型的，而狐貍屬于開放型的，后者更樂于互動和交流；我們會把與世隔絕的夢幻境地和逃避現實生活的世外桃源稱之為“象牙塔”，而把已經逝去的，吞噬一代人青春、生命和良知的時代形容為伺伏于叢林的猛獸。人類和動物不僅在仿生學上也在精神世界互通互補，動物不僅打開了人性善良的一面，也展示了人性詭異的一面。每一種人類文化之中，都鑲嵌著光怪陸離的動物文化，作為其奪目的華章之一。

明初鄭和下西洋，打開了海上絲路的新局面。以15世紀鄭和下西洋為起始點，下迄18世紀乾隆時期的明清中外動物文化的交流史，呈現出以下若干特征：

1. 明清中外動物交流呈現出以海路為主要渠道，漸趨形成以海上絲綢之路為重心的動物交流網絡，交流的范圍較之陸路為寬廣。

談起汗血馬，人們就會聯想到西漢張騫出使“鑿空”西域開拓的陸上絲綢之路，隋唐時期橫貫歐亞大陸的陸上絲綢之路由興旺逐漸走向式微，海上絲綢之路于宋元時期逐步興起，明初鄭和下西洋，掀開了海上絲路的新局面。多線并舉的陸、海絲綢之路，展現了明清時期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大格局。與外部世界立體網絡式的接觸，外來動物亦頻頻現身，漢唐時代犀牛、大象、孔雀、獅子等異獸已輸入中土，海上絲路則迎來了長頸鹿、獅子和大象等更多類型的異獸，這些異獸作為貢品，源源不斷地進入內地，深入宮廷。蒙古人的西征，將歐亞大陸打通，陸上絲路一度空前暢達。元朝也非常重視海外貿易，波斯和阿拉伯人乃至更早的粟特人之航海傳統，為鄭和下西洋做了重要鋪墊。15、16世紀是全球從地域史走向世界史的重要開端，鄭和下西洋率先成為歐人地理大發現的前奏。本書的開篇即是圍繞鄭和下西洋與明初“麒麟外交”，以及《西洋記》中的動物詮釋與想象兩個主題展開的，旨在闡述明朝與亞洲、非洲各國的交往，不僅是政治和經濟上的，也體現了文化交往上的成就。海上絲綢之路，一般說來是指從南海穿越印度洋，抵達東非，直至歐洲的航線，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但另一條海上絲綢之路的東線，則經常被忽視。這條東洋之路是與東亞各國，及日本、朝鮮、琉球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東亞是溝通西太平洋半環貿易網的北路網絡，自明初開始，是明清時期朝貢體系的核心區域，朝鮮、琉球與中國延續了長達500余年的宗藩關系。本書也討論了朝鮮和日本有關“象記”與“象之旅”，即這一東亞海上絲綢之路的印跡。換言之，明清中外知識交流的空間拓展，不僅延續了傳統海上絲綢之路，并將之拓展到印度洋、東非，還在大航海時代的背景下，與東亞世界的動物知識廣泛交流，正如何芳川所言： 動物與動物知識的輸入，擴大了中國人的眼界，開辟了多少想象的空間。（何芳川： 《中外文明的交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3。）不同文化語境下，人們賦予動物以特殊的認識和情感，由動物所產生不同的文化聯想，也賦予動物以文化交流的意義。

日本象之旅。采自【日】狩野博幸監修、陳芬芳翻譯《江戶時代的動植物圖譜：從珍貴的500張工筆彩圖中欣賞日本近代博物世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麥浩斯出版，2020年，頁89。

2. 動物知識交流的全球化背景的形成，隨著新式交通方式日益便利，動物知識交流的類型和內容也越來越廣。

明清時期是中國步入全球化的開端，并逐漸進入了雜糅交錯的全球化多元性的場域之中。中外動物交流史的研究，需要放在跨學科的全球化和國際化的視野下來展開，已成為當今世界的普遍認知。在15世紀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西方天主教耶穌會士為主角，成為傳輸外來動物知識的主力。大航海時代之前，各個地方的文化和藝術都有不同的知識類型，每種知識產物都被區域性的各種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緊緊地捆綁在自身對應的社會之中。動物知識的生產與傳播自然可以通過親眼目睹的直接接觸，但在古代個體生命活動范圍有限的環境下，絕大部分的動物知識還是需要通過書本編譯和個體轉相傳授。大航海時代之后，知識破碎的圖景漸漸被打破，傳統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動物史的敘述，漸趨為跨國家、跨文化的全球史的敘述所取代，中西動物知識交流與互動的局面得以改觀。以西方耶穌會士為主體，通過譯本和多個不同層面知識群體之間的對話與互動，引入了外來動物知識，特別是中國人比較陌生的海洋動物知識。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和南懷仁《坤輿全圖》，突出其中所繪制的新世界的動物圖文。與之相關的還有康熙朝的“貢獅”與《獅子說》一書，利類思在通過《獅子說》傳播西方動物文化的同時，還旨在從基督教傳播的角度切入，打破佛教文獻中關于獅子與佛教的聯系，通過質疑歷史上陸路貢獅的可靠性，企圖在中國開創基督教系統敘述獅文化的新傳統。

《貢獅圖》，中國嘉德四季第三十一期拍賣會中國書畫（八）2012年10月。

3. 中外動物文化交流過程中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特點。

在全球化影響的背景下，我們仍需要超越中西高下之分和先進與落后等二元對照的思維模式，保持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必要的張力。中外動物知識的交互影響，在全球化進程中如何保持本土文化不被淹沒。無論動物知識的傳送者還是接受者，在往迎拒斥之文化選擇的過程中，都有面對借鑒域外知識和保存本土文化的重塑、挪用。原文本中的動物知識及動物意象，在進入異域環境之后，如何塑模、演繹和生長，甚至形成各種新的多元化的變種，是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外來動物知識在與中華本土動物知識的交互對話，很快開始了本土化（在地化）的旅程。接受和借鑒外來動物知識，參與譯述的西人和國人，無不通過借助中國傳統文獻的知識資源，在動物知識與譯名方面，既使用音譯，也努力使用意譯，致力于“外典”與“古典”“今典”的互動，來表達對域外珍禽異獸知識系統的新認識。域外動物新知識進入國人知識視野的同時，也是通過動物譯名反映一個新知識傳播所經歷的紛繁曲折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歷程。

4. 多元性和多樣性外來動物知識的輸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動物圖繪的變化，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呈現出獨特的表達形式，給文本提供更廣闊的詮釋空間。

故宮出版社2014年推出的《鳥譜》《鵓鴿譜》《獸譜》和《海錯圖》4部清代動物圖譜，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獸譜》和《海錯圖》，正好代表了清宮畫師和民間畫師在動物圖繪方面與外來知識所形成的互動。這些動物圖譜無論在文字方面的知識性輸入，還是圖繪方面的藝術性表達，都呈現出極其明顯的多樣性和多元性特征，這是大航海時代之前的博物畫所無法比擬的。16世紀起西方傳教士學者和畫師的東來，帶來了異域動物的新知識，也帶來了西洋博物畫的新技藝。明清統治者為了向世人展示其富有四海、統馭江山之氣概，都指令西洋傳教士在世界地圖上繪制動物圖像，也諭令宮廷畫家及名臣共同完成動物圖譜，兩者都采用了“左圖右文”的形式，不同符號構成的文本肌理，由卷軸的輿地地圖到冊頁之圖譜，由刊本到繪本，不同的載體意在締造不同的觀看文化，各自承載著不同的感官認知，其作用在更為有利地系列展示域外的珍禽異獸，從而產生圖文詮釋的豐富性。這些集藝術性和知識性為一體的地圖圖文和動物圖譜的公布，成為研究明清兩代動物圖繪的新材料。《獸譜》中的“異國獸”與《海錯圖》里有關中外海洋動物的知識與畫藝，都充分顯示了中外動物知識的交流，在內容和形式上所具有的多元性和多樣性，以及直接或間接的各種互動。

《海錯圖》中的井魚

《海錯圖》中的人魚

5. 中外動物文化交流史呈現出全球史研究的特色，亦說明了是文化差異決定了文化交流的流向。

中外動物文化交流史拓展了傳統歷史學的領域，成為全球史研究最好的案例。首先是必須采取宏觀的視角，將具體的歷史論題放到更廣闊的全球史的脈絡中；其次是強調動物文化交流案例所存在的相關性，動物史上交流的案例都并非孤立的個案，一定需要將之放到復雜的、互動的歷史空間中來理解，避免簡單化的判斷；第三是既要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觀念，也要放棄中國天朝中心主義支配下的朝貢模式，以迫使我們避免外交上的狂妄自大和文化上的狹隘性。中外動物文化交流史還引發了一個重要的新啟示，即通常我們都同意一些論者所言，文化交流如同流水一般，是由文化勢能強的一方向文化勢能弱的一方灌溉。明清中外動物文化的交流，顯示出的交流方式卻是多元性、多樣性的，不同地區動物文化的接觸，決定了互相之間交流的機緣是各自的差異而非勢能的強弱，是差異決定文化的流向。不僅高勢能的文化區會流向低勢能的文化區，低勢能的文化區同樣會流向高勢能的文化區，鄭和下西洋時期大量引進異域動物文化是一個顯例。

（本文節選自鄒振環著，《再見異獸：明清動物文化與中外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