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當代最知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芝加哥大學教授努斯鮑姆受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之邀，擔任2017年度杰弗遜講座的講者，這一講座被視為美國聯邦政府在人文智識領域所能給予的最高榮譽之一。在這一題為《無力感與責難的政治》的講座中，努斯鮑姆力圖診斷我們時代正當其道的責難的政治背后的基礎——憤怒，憤怒的起因、構成和錯誤，以及我們應當如何克服憤怒、尋找一種“抗爭但不報復”的共同生活方式。

本文包含了講座原稿的要點和節譯。

講座開始，努斯鮑姆首先分析了希臘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關于血親復仇的劇目《俄瑞斯忒亞》，她指出，在戲劇結局處的雅典城發生了兩個轉變，一個為人所知，而另一個則經常遭到忽視。在第一個轉變中，雅典娜引入了法律制度來代替循環往復的血親復仇，她設立法庭和陪審團取代一眾復仇女神來解決流血沖突。然而，復仇神并不是簡單地被驅除，而是在雅典娜的勸說下加入城邦，享受子民供奉的榮譽，這一轉變通常被理解為法律制度必須容納和尊重復仇的激情。這些激情的本性不容改變，我們要做的只是將他們置于法律的限制之中。這一解讀忽視了第二個轉變，在戲劇的開端，這些復仇神們一如禽獸，嘶嚎、血腥、不能人言，而當她們加入了民主的城邦，她們的本性發生了變化，變得追求榮譽、接受勸說。實際上，這第二個變化才是至關重要的，復仇的激情不可能被融入進民主政治之中，同時其本性不受改變。我們生活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因此我們的政治需要留給復仇神以一席之地，但一種向未來看的正義，要求揚棄復仇神本來嗜血、病態的形式。

如果通讀歷史，我們會發現不僅古希臘的民主制有著憤怒的難題。個人沉溺于指責他們認為的施害方，社群互相指責對方竊取了自身權力，公民指責精英是竊國之賊，外國人與女性也經常成為責難的對象。古希臘和羅馬人看到了憤怒，但與許多今人不同的是，他們認為憤怒是民主之敵。到了我們的時代，憤怒成為廣受歡迎的情感，有人認為若無對不正義的憤怒就無正義可言，有人認為正義對社會轉型、個人自尊乃至反抗錯誤的行徑都至關重要。然而，這些觀點在努斯鮑姆看來，都蘊含著致命的錯誤。

今年年逾古稀的芝加哥大學法學與哲學教授努斯鮑姆。

憤怒的根源：義憤，不公平的觀念

若我們考察憤怒的根源，盧克萊修及精神分析都能給予如下的洞見：憤怒是一種復雜的情感，它要求一種特殊的因果性思維：我遭受了某件錯事，而其根源在于某人。這一情感來自更原初的恐懼。在嬰兒時期，我們就經歷了人類的處境：無望，依賴他人。在對無望有所恐懼之后，我們發現了責難和憤怒的策略。當他人不給予我們迫切之所欲時，我們就哭喊著指責他們，以制造噪音、發出憤怒的方式以強加自己的意志。

責難一方面有著積極的功能，另一方面，復仇性的憤怒自一開始就極易滲透到了責難之中，將后者導向懲罰：我們所責難的人理應受苦。心理學家對嬰兒心理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甚至在嬰兒習得語言之前，我們就可以探測到他們看到象征壞人的玩偶被木棍毆打時自發的喜悅，在這背后，是一種天生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觀念。

定義憤怒

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完整意義上的、成人世界的憤怒呢？努斯鮑姆訴諸了在她看來最經典的亞里士多德對憤怒的定義。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憤怒是“一種對施加到某人所關心的人或事上的顯著傷害的反應，并且憤怒者相信這一傷害是被錯誤地施加的”，他還補充到，盡管憤怒本身是痛苦的，但它包含了令人感到快樂的對復仇的愿望。努斯鮑姆認為，“顯著傷害”與“錯誤施加”鮮見置疑，而“復仇”的要素卻不這么明顯（盡管所有西方哲學家都將這視為“憤怒”這一概念的一部分）。不過，如果我們更廣泛地定義復仇（比如，復仇不一定要由受害者實施），并且參照今天的科學研究，我們就會發現這一定義是令人信服的。

復仇的欲望出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多半會將人們鎖定在追求痛苦的掙扎中，使人陷溺在過去并且做出更大的惡行。報復者往往希望通過自己的行為，來達到未來的幸福和自尊，但報復本身很少能使人獲得這些，并且它一向使得世界變得更為糟糕。

只是，這不意味著憤怒的兩個部分不可分離。我們可以想見一種向未來看的“轉移的憤怒（Transition-Anger）”，它不迫切追求復仇，而是進行抗爭，與其在回溯性的痛苦中沉溺，不如尋求問題的解決方法。努斯鮑姆認為，這一“轉移的憤怒”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親子關系。對家長來說，當他們對子女的錯誤行為感到憤怒時，這種情感就不一味尋求“以眼還眼”式的報復，而是希望通過懲罰使得子女改過自新。盡管復仇的欲望深藏人類本性之中，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應克服、不能克服它，親子關系的案例就蘊含了一種值得追求、現實存在的理想，尤其事關我們如何理解勢在必行的懲罰。

亞里士多德對憤怒的定義其實還有另一部分，即除了傷害，人們也會對“等級下滑”（如果有人威脅了你在世界上的相對地位）感到憤怒。盡管這一想法被很多哲學家所拋棄，但它確實是很多情形下人類的心理事實。然而，對此感到憤怒是錯誤的觀念，因為名譽和他人對我的評價（在社交媒體時代，人們更沉湎其中）不應成為生活中的重要之事。為此憤怒者往往追求尊嚴，但恰恰真正的尊嚴意味著平等而非等級高下，一個人只有在平等的關系中才能獲得自尊。

憤怒的三個錯誤

因此，憤怒可能包含三個錯誤：其一，顯見錯誤，憤怒本身往往可以是受到誤導的，繼而誤導我們，我們可能錯誤判斷事態或輕重緩急，其二，地位的錯誤，第三，報復的錯誤，一如上述，我們往往陷入對地位或報復的癡迷之中而愈行愈遠。

憤怒的第四個錯誤：無助感和“正義的世界”

所有這些錯誤發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憤怒還通常蘊含著第四個錯誤：我們經常在實際沒有人應為此擔責的時候歸罪他人。世界充滿了偶然的意外，并且這是個不完美的世界：有時災難就是災難，醫生不可能總是救回病人，再好的公共政策也不可能完全規避經濟困難。然而，在我們每個人暴君式的心靈中，我們總認為世界應當滿足我們的自我，而當我們無法得到滿足的時候，我們會感到不安，進而認為一定是有某個壞人導致了這一切。通過責難“壞蛋”，我們將無助感轉化為控制感。

無法按捺住對醫療人員的憤怒是一個全球性現象，盡管表現方式不同（在美國社會體現為訴訟）。

心理學家將此刻畫為“正義世界假設”，即我們相信世界本身是正當的，如果有問題，一定是因他人的錯誤而導致了它，并且，我們總能通過懲罰壞人而修復世界。當一個人的父母在醫院去世，人會很自然地想這是醫生的錯，進而采取不理性的傷醫或訴訟；你的婚姻失敗了，你會認為一定是某方出了錯，但事實是，很多時候事情太過復雜以至于很難這么說，人們確實就是會分開的；經濟危機有時可以被追溯到個人或機構的錯誤，乃至一些愚蠢的政策，但多數時候，這只是因為世界是如此混亂和難以管理。當人們不愿意接受這一事實，他們就易于責難和妖魔化少數群體：在古希臘的世界，它是“野蠻人”，在我們的世界，它可能是移民、女性或者富人。當這些群體被鎖定，我們開始了現實中的女巫迫害運動。

努斯鮑姆進而指出這一思維根深蒂固，從西方的經典童話中可以看出，自童年起我們就被如此教導。小紅帽的實際問題是衰老和缺乏關懷：祖母獨自一人在偏遠的地方居住，家人缺乏對她的保護和關懷。糖果屋的問題是饑餓，是家長被限制在低賤、被剝削的生活中，無力照顧好自己的孩子。但要追求一個結構性的解決方案太難了，于是我們找出壞人，無論是大灰狼還是女巫，并且代代灌輸下去。

憤怒，恐懼之子

憤怒是恐懼的后裔。首先，如果我們不具備巨大的脆弱性，如果我們完全能像基督教的上帝一樣自給自足，我們大概從來不會感到憤怒。實際上，確實存在著這樣的倫理立場，要求我們克服人類的脆弱性，例如斯多葛學派（一種主張恬淡無爭、順天知命的古代哲學）和甘地的哲學，然而，這不是我們所應接受的立場，因為沒有恐懼，我們也就不會有愛。愛是對超出我們掌控的某人或某物所感受到的強烈的吸引，沒有比愛上他人或國家更令一個人感到脆弱的事情了。在一年半的時間內，西塞羅失去了他最愛的兩件事物，他的女兒，以及（變為僭政的）羅馬共和國，當他的朋友們感覺到他悲傷過度時，他們勸他成為一個斯多葛主義者，然而，他回應說雖然他無法停止內心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但他并不認為他應當使之停下。完全的愛意味著痛苦，除去恐懼意味著除去愛的能力。

并且，恐懼以多種方式滋長著憤怒的各個部分，它使我們陷入斗爭、癡迷地位、沉湎報復。努斯鮑姆強調，她絕非一個徹底的和平主義者（pacifist），她相信，諸如二戰的斗爭是正義和必要的戰爭，但，即使在二戰正義的一方中，我們依舊可以看到對仇敵之血的狂熱，和純粹出自報復的暴力（如對德累斯頓的轟炸），正如丘吉爾所說的，為了獲取自由，我們必須迎擊危險和痛苦，但這意味著我們要守護我們所珍視的，而非“把（我們的）毒液傾吐在土地上”。

最后，絕望感和伴隨著的恐懼，都使得我們不由自主地指責他人，來獲取掌控感。找到一個人進行艱難困苦的長期斗爭，對很多人來說都好過接受單純的損失。

抗爭但不報復

努斯鮑姆主張，作為憤怒的替代物，我們應當追求對不正義的抗爭，并且放棄報復的空想。這意味著當錯誤發生，我們要向前看、向未來看，這一理想的典型是馬丁·路德·金及其領導的平權運動。

馬丁·路德·金看到憤怒的某種有限度的價值，它引領人們抗爭，而非因絕望而坐以待斃。盡管如此，這一憤怒必須被“凈化”和“規導”。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轉移的憤怒”的理想，它始終面對著兩個敵人，一是因絕望而導致的無所作為，二是破壞性的復仇欲。事實上，迫害者的痛苦和貶抑不能使得受害者自由，只有朝向正義的明智且充滿想象的努力才能做到這一點。

金和埃斯庫羅斯告訴了我們同一教訓：民主必須放棄復仇的空想，并且努力走向一個法治正義和人類幸福的未來。金的立場絕非軟弱，而恰恰是勇鍵的，政治的最大難題之一就在于始終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不受憤怒的錯誤的誤導。如盧克萊修在他的詩歌中所描繪的，憤怒一如野獸，盡管人們會認為這一情感是如此有力，但它卻一貫超出人們的掌控、反害其身。更重要的是，憤怒中的人們多半并不在乎這一點，他們不惜一切只要看到仇敵受苦。然而，如果我們被恐懼，憤怒和責難的政治所掌控，我們就永遠無法戰勝自己。

努斯鮑姆最后總結道，她的演講包含了來自文、史、哲這人文知識三大領域的教益，然而，一如她自身歸根結底是一個哲學家，她相信民主和哲學的精神迫使她謙卑地征詢他人的反對，一個哲學家的立場總應當是透明的、對批判而言脆弱的，因此，她將謙遜地接受各類批判。而與此同時，她依舊確信民主政治本身需要文學、歷史和哲學這三個互補的領域，尤其在我們這個充滿恐懼、怨恨和分裂的時代，只要我們還追尋旨在體面、審慎的彼此對話，我們就需要這些領域給予我們的至關重要的教訓和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