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次貸危機以來的十年，中國金融市場快速發展。在更市場化與互聯網科技進步的大背景下，中國金融監管也不得不面對屬于自己的發展時期問題。

巴塞爾資本協議III是否符合中國銀行情況？中國銀行業的風險應該如何應對？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更適合哪種方案？隨著互聯網科技與傳統金融的結合，傳統銀行業面臨的挑戰與機遇是什么？近些年出現的一些具體事件，如理財業務的快速發展、險資舉牌、現金貸、校園裸貸等事件，為此監管將如何跟上金融市場發展的步伐？如何縫補在互聯網金融下的監管漏洞？

基于以上中國金融監管正在面臨的一系列問題，澎湃新聞就此專訪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銀監會中國銀行業實施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巴曙松。

澎湃新聞：巴塞爾資本協議III關注市場風險、操作風險，而中國銀行業關注更多的還是信用風險。那么在信用風險的監管上，現行的巴塞爾資本協議III監管是否還適用當前的中國銀行業？

巴曙松：巴塞爾資本協議是隨著全球經濟金融結構與體系的創新變革，和不同時期金融危機中全球銀行業所暴露出的風險和問題而逐步拓展演化而來。從20世紀80年初國際債務危機背景下巴塞爾I的誕生，到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后巴塞爾II監管規則的改進，以及2007年次貸危機后巴塞爾III監管框架與規則的逐步成型出臺和目前在全球的全面實施，巴塞爾資本協議已發展為多方位全覆蓋的監管規則體系。

巴塞爾資本協議所涵蓋的風險范圍也不斷豐富，從最初巴塞爾I中的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逐步擴展至巴塞II中的操作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巴塞爾III中則將系統性風險，以及各類風險之間的相關性也逐漸納入監管范圍；監管指標也更趨完善，從最初8%的最低資本要求逐漸擴展至多層次的監管指標體系，涵蓋多層次的資本、杠桿率和流動性等要求，強化外部監管和市場約束，并輔之宏觀審慎視角。因此，我更愿意把這些國際范圍內形成的監管框架視為是其金融體系發展的教訓總結。

中國的銀行體系當前的風險當然主要是信用風險，但是市場風險、操作風險也隨著利率匯率的市場化而迅速上升，這些監管框架對于中國未雨綢繆防范這些風險提供了一個監管的參照框架，當前主要是信用風險的風險架構，也使得當前中國實施巴塞爾資本協議III的難度相對要小一些、復雜程度也相對要低一些。當然，這也給了中國的銀行業在新的監管框架下逐步積累經驗和數據、爭取在未來國際監管框架的完善中體現中國聲音提供了新的空間。

在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大背景中，中國結合本國銀行業具體情況，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的監管標準。其中，2013年起開始實施的《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標志著巴塞爾III在中國的落地實施。從實施范圍與標準來看，實現了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和系統性風險的全覆蓋，并且資本質量和風險計量的監管指標水平也高于國際標準。總體上講，中國在監管方面引入巴塞爾協議，對提升銀行業風險管理水平、完善資本監管制度大有裨益。

中國央行推出的MPA考核，實際上是巴塞爾協議III所提倡的宏觀審慎監管的積極嘗試。2017年4月中國銀監會發布了《中國銀監會關于銀行業風險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點題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房地產領域風險、地方債務違約、交叉金融產品、理財等十大重點風險領域，并將信用風險管控列于首位。這主要是針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新舊動能轉換和產業結構深度調整中，中國銀行信貸資產質量與信用風險管理面臨潛在巨大考驗下加強風險管控的重要舉措。中國商用銀行應在“加強信用風險管控，維護資產質量總體穩定”的總體要求下，建立逆周期信用風險預警與管理機制、實施表內外資產全面信用風險管理，在實時評估信用風險底數的基礎上，嚴控新增信用風險，化解存量風險，依據資本與風險計量標準，及時足額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增加利潤留存，提升整體風險緩釋能力。

澎湃新聞：對于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有很多討論，你認為可行的方案是什么？以及你認為何時是合適的推出時間？

巴曙松：從金融結構角度看，金融危機后全球金融體系延續了向金融市場傾斜和向金融混業發展的趨勢，系統性風險、市場透明度建設以及金融消費者保護成為當前金融結構下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全球各國加快推進金融監管改革，統一的功能監管或目標監管模式逐漸取代多頭的機構監管模式。中國應結合當前中國金融結構特征，加快推進中國金融監管改革。目前世界范圍內，有三種監管模式可以供中國改革者參考。

第一種模式是類似美國保持多頭監管的模式，但同時在跨領域的產品和機構的連接部位成立金融穩定委員會。第二種模式是雙峰模式，以澳大利亞為范例，該種模式由行為監管及機構監管組成。前者糾正金融不法行為，保護投資者利益，后者確保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防范系統風險，兩者統籌協調、相輔相成。第三種模式類似英國式的央行與監管機構全部整合的“超級機構”。中國金融監管改革可以參照以上國際模式，結合中國的市場狀況，做出判斷。

無論具體的監管架構如何選擇，我覺得關鍵還是要評估其政策效果，特別是面對中國迅速一體化的金融市場，相互割裂的監管框架肯定是不適應于當前的市場需要的，2015年中國股市的異常波動就暴露了現有的監管框架的突出缺陷；而理財產品的快速發展和影子銀行體系的膨脹，也表明監管體系已經在不同領域滯后于市場的發展。在市場的推動下，我覺得已經不能僅僅強調松散的、缺乏實質約束能力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而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功能整合。

澎湃新聞：通過互聯網發放的貸款，像“現金貸”這種貸款方式，（校園貸“裸條”事件）應該如何實現監管？

巴曙松：近年來，中國“現金貸”依托互聯網后發技術優勢快速發展。與國外類似，中國的“現金貸”具有方便快捷、金額小、期限短、利率高、無場景等特征，主要用于小額消費或應急周轉。從用戶畫象來看，其客戶群主要是30年歲以下的年輕人，收入低、經濟負擔小、負債消費觀念強，偏好通過借貸以提升生活品質。從服務方式看，中國“現金貸”出生就帶有互聯網基因，主要通過互聯網平臺運營及提供服務，在便捷性上完全不遜于英美同行。從風險控制技術看，中國“現金貸”充分依托大數據技術所帶來的后發優勢，通過數據建模、信用評分、智能反欺詐等工具和手段提升風控水平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現金貸”業務的發展。

總體來看，“現金貸”具有推進金融市場化、完善金融供給體系、豐富金融市場層次、增加消費者選擇空間的價值。然而，中國“現金貸”尚無專門監管，在為市場普遍接受的同時，也存在諸多弊端。中國征信體系也遠不發達，多頭貸款、惡意欺詐等現象更加難以防范。因此，需要完善的監管體系加以約束和規范。

一方面，加強行業立法。一是明確監管部門，可以借鑒P2P監管方式，由監管部門與地方金融辦實施機構監管和行為監管雙條線。二是建立準入制度，如在工商登記環節明確現金貸的主體資格和經營范圍要求，確立行業從業者的合法地位。三是建立適當的行業規范，對貸款利率、多頭借貸、滾動續貸等突出問題進行限制。特別是借貸利率的適當限制。四是建立簡明有力的執法機制。當前，現金貸主要通過互聯網發放，執法手段也應以互聯網和大數據為基礎，實現高效監管。

另一方面，優化行業發展環境。一是加大力度建設基礎征信體系，加強征信資源共享，幫助現金貸平臺有效實現反欺詐、多頭貸款識別和信用不良用戶的識別，提升行業整體風險控制水平。二是建設行業自律機制和信息披露機制，增強信息透明度，減少對消費者的欺瞞、不正當誘導行為。要重點發揮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平臺作用，出臺行業標準、引導行業自律。三是加強消費者金融知識教育和信用意識教育，讓借款人了解借貸行為的責任與風險。

澎湃新聞：互聯網金融對銀行業沖擊，科技倒逼銀行業發展，對銀行業提出了什么樣的發展要求？這會給大眾生活帶來什么實質性變化？同樣，金融監管應該如何應對？

巴曙松：中國的科技革新，打破了銀行業依賴網點與柜臺的傳統經營模式，開啟了新的金融產業革命。據統計，中國網上銀行交易規模突破6億元人民幣，交易規模環比增長率保持在較高水平；2016年末，網上銀行與網上支付用戶已分別突破3.5億人和4.5億人。在金融科技倒逼銀行業變革的背景下，中國銀行業對互聯網金融等新經營模式的發展日益重視，絕大多數銀行家都將其作為發展重點。在互聯網金融的各類業態中，網絡銀行、移動支付和直銷銀行最受中國銀行業關注。

在技術變革的大背景下，中國銀行業的外部環境也正面臨變化。順應技術與外部環境的變化，中國銀行業發展的未來走向也逐漸顯現，逐步向智慧化、輕型化銀行、國際化轉變。

首先，未來智能化銀行的出現，將給未充分享受銀行金融服務的消費者提供便利，同時給中小企業帶來更豐富的金融服務。與傳統銀行不同，分析與IT技術將會成為智能化銀行最重要的發展基石，一家智能化銀行的成敗將主要取決于其科技力量，而非金融產品。在未來信息系統建設的過程中，中國的銀行業正在重點聚焦在核心交易系統、信貸管理系統和風險管理系統。根據我們的調查，在信息化技術的各領域中，移動互聯網技術、大數據技術和安全可控信息技術最受中國銀行業的關注。

其次，金融科技的深入應用推動銀行商業模式的轉型，目前我們正在看到中國銀行業的資產規模增速與利潤增速在逐漸脫鉤，這就是銀行業轉型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中國銀行業的傳統發展模式是：融資（補充資本金）-放貸（擴大資產規模）-收入增長（實現收入增長）-再融資。然而，自2015年以來，中國銀行業的規模增長與利潤增長開始逐步脫鉤，以招行為代表的部分銀行風險加權資產與總資產的比重不斷下降，輕型化轉型初現效果；具體表現為資產更輕，收入更輕。資產方面，表外資產（理財為主）增速高于資產負債表增速，同時，資本耗用低的零售業務占比不斷提升。收入方面，盡管中國銀行業非息收入占比仍相對較低，不過近年呈現不斷增長趨勢。

討論金融科技，就必須要關注金融科技的監管。中國的互聯網金融活動在起步階段時，監管環境是相對包容的。這就給了中國互聯網金融主體一個相對寬松的探索機會。在出現了一些局部的風險之后，總體上看，監管力度在加強，互聯網金融活動開始進入到調整期。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行業的發展與監管的力度與水平將形成相輔相成的關系。中國的監管機構對于傳統金融機構的監管已經逐漸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辦法，其關鍵在于促使互聯網金融機構的監管與傳統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意義上保持監管的一致性，構建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金融機構平等競爭創新的平臺。

澎湃新聞：前段時間個別銀行的理財風波暴露了銀行業在發展中的哪些問題？如何杜絕此類鬧劇的發生？

巴曙松：從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巨額飛單業務暴露出目前銀行銷售過程中存在著巨大的操作風險與道德風險。截至2016年底，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存續余額為29.05萬億元，年增長率超過20%，銀行理財的內控及管理制度建設在特定程度上跟不上理財業務的發展速度。而某些銀行職員正是利用內控管理漏洞及職業特殊性，違規銷售牟取不正當收益，可以說，制度不健全為理財銷售留下隱患。同時，由于客戶對理財產品的辨別能力有限，加之目前理財剛性兌付未實質性打破，理財由商業銀行的信用實質上提供了背書，客戶在購買理財產品往往主要追求高收益，對于理財投資標的、產品信息披露等缺乏深入了解，對風險關注也不夠，這也在客觀上為少數銀行員工違規銷售提供可乘之機。

理財合規銷售，或者說，把合適的產品，銷售給合適的客戶，應當是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操作風險防范的關鍵。監管方面應當加強法規及制度建設，加強對理財合規銷售的檢查，對于違規銷售的行為應當增加處罰力度。銀行也應當順應理財市場發展建立健全管控制度，及時彌補銷售環節存在的漏洞。當然，還應當加強投資者的教育，提高投資者辨別意識，充分了解自己購買的理財，保障自身合法利益。

澎湃新聞：理財業務的發展加大了資產價格波動對市場的影響，你認為，現行資產管理業務的問題是什么？對于理財業務的監管，監管思路的本質應該是什么？

巴曙松：近年來，銀行理財產品規模迅速擴張，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也豐富了市場的投資產品，但是，也積累了不少的風險，例如，部分銀行理財在業務開展過程中主要遵守表面合規性，但實質上通過資金池、期限錯配、層層嵌套規避監管政策，難以真實反映理財業務的風險。另一方面，不少從銀行體系流出的資金，大多通過信托計劃、資管計劃等通道投資到非標產品中，其本質不少是可以分類為一種貸款行為，但是銀行承擔信用風險卻不計提撥備及資本占用，也導致監管指標失真。

可以看到，2017年正在成為銀行理財的強監管年，中國銀監會發布《關于印發2017年立法工作計劃的通知》把理財業務納入立法的重點領域。實質重于形式是未來理財業務監管的最大特征。一方面，本著資本約束資產擴張的原則，對本質上與表內業務同質、而銀行承擔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的部分，引導其回歸表內；另一方面，鼓勵行業回歸資產管理本質。對于類信貸的資產配置，表外理財的資產配置與銀行表內資產有一定的同構型和替代性，而同構型的資產波動會對表內外產生一致性的影響，因此，強調全口徑下的表內外全面風險管理成為監管的思路。監管的最終目的就是引導理財成為真正的資產管理業務，實現真正的“受人之托，代人理財”。而當務之急就是，逐步消化和清理目前銀行理財業務中存在的違規操作，降低理財業務風險，從短期看肯定會對現行的業務產生負面影響，但是從長期看有利于銀行理財的風險控制。

澎湃新聞：去年頻發的保險業險資舉牌事件在今年受到趨緊的監管，你認為對險資的監管是否必要？其監管的本質是什么？

巴曙松：保險業出現個別保險公司“盲目舉牌”中暴露出的一些風險和問題，顯示出保險監管制度與實踐存在的短板。從資產配置來講，在當前低利率和資產荒的市場背景下，保險公司加大股權投資是市場驅動的投資行為，但呈現出的短期炒作，短資長配和激進的投資行為，給行業發展帶來巨大負面影響，積累了行業風險，因此此次“強監管”的背后是監管機構降低行業呈現的短資長配的期限錯配風險、潛在流動性風險與償付風險，以規范行業發展，防范系統性風險；有利于保險回歸其保險保障功能。

澎湃新聞：現在銀行業最擔心產能過剩行業帶來的風險，其原因是什么？銀行業有方法可以應對嗎？

巴曙松：這一輪的產能過剩，跟1997年、1998年相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上游產業，上游的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去產能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而1998年主要是一些下游產業產能過剩，比如紡織，相對來說，當前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去產能的難度相對要更高。如果不對這些過剩產能進行清理，不僅去產能難以持續進展，去杠桿實際上也會遇到障礙。在去產能的過程中，在這些過剩產能行業投放較多的金融機構自然會程度不同面臨風險壓力。

從全國的去產能進展看，在銀行業實際上體現出梯度式推進的格局，這一輪經濟轉型率先面臨較大去產能去杠桿壓力的沿海地區的金融機構，實際上經過前期對于不良資產和風險的處置，經營狀況基本上呈現出觸底回升的態勢，風險暴露開始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此時銀行業還應當像此前集中資源處置沿海地區的風險暴露一樣，將風險處置的重點放到中西部地區。其次，銀行還應當綜合運用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業務手段，促進產能過剩行業的并購重組，盤活這些過剩產業。第三，當前中國的經濟轉型，實際上是一個培育新增長動力、以及傳統增長動力減弱的動力轉換時期，在消化傳統過剩產業的風險的同時，還需要積極參與培育新興行業，這樣不僅可以提升自身消化過剩產業風險的能力，也有利于促進商業銀行業務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