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二戰后，日本經濟復蘇并迅速發展，一大批職員進入大型企業與政府機構并得到終身職位，工薪族成為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代表。他們取代了老中產階級，成了新中產階級，帶動了家庭、經濟與文化的變革。1958年至1960年，哈佛大學中日研究專家傅高義來到東京市郊的M町展開田野研究，耗時兩年完成了成名作《日本新中產階級》，深描日本社會快速變遷之際的“新中產階級”。近日，這本書由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澎湃新聞獲得授權摘錄其中的部分文字。

毫無疑問地，M町的居民對國家充滿依戀，雖然感情復雜，但總體態度是積極的。他們認為自己和其他日本人一樣，同屬于一個獨一無二的種族、語言和文化（這是日本長期孤立于其他國家之外的結果）。人們不乏對國家的積極情緒，但如何在國家傳統中發現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則并非易事。老中產階級在與西方接觸時更多地以沙文主義和傳統復興的觀念予以回應，與此相反，絕大部分工薪族相信，日本必須使自己的傳統適應于當代。但國家認同的問題在于，如何在自己的傳統中發現既為日本所獨有，又適用于當代的元素？

一些日本人討論說，應該將日本強大的精神力量與西方優越的物質財富發展相結合，解決上述難題。但對于M町那些認為日本的傳統既淳樸、迷信、非理性同時又帶著很強的封建色彩的居民而言，這個方案卻遠遠不足以解決難題。二戰之前，日本官方大肆宣揚其國家神話，稱其為千真萬確的事實，很明顯，這對于受過科學訓練的工薪族來說是無法接受的。一九三0年代日本狂熱的國家主義教育所展現的圖景從未被絕大多數工薪族完全內化，更與他們對今天日本的印象格格不入。今天，人們在小圈子里戲謔自己幼時被迫背誦一百二十四個天皇名字的情形，即使被當做國家認同重要標志的建國故事，原本被作為千真萬確的事實而弘揚，但現在也降低到了日本國教神道教神話的地位。

工薪族面臨的問題是，在接受了現代科學和西方價值觀的優越性后，很難對自己國家的文化遺存感到自豪——他們甚至不相信在這遺存中有所謂獨特性。如果說在其他國家，有關一個民族的獨特性的界定一直會在與不同國家的密切交往中不斷地修訂，那么與這些國家的公民不同，M町的居民對確實的日本究竟為何缺乏準確無誤的界定，因此他們對西方文化突如其來的大規模的入侵也缺乏應有的準備。M町的工薪族就處于這樣一個失調的位置：他愛自己的國家，但按照自己越來越接受并踐行的西方標準，他又很難再欣賞它。就像M町的居民很在意別人怎么看待自己一樣，他們也很在意西方怎么看待日本。由于自身也不能確定究竟日本的何種特質具有價值或值得喜愛，他們熱切希望得到來自外國人的評價，盡一切可能贏得后者的尊重。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間，在我們的田野調查中，M町的居民已經在談如何通過自己的行動促進日本的進步，這樣就能夠在一九六四年下一屆東京奧運會上給外國人留下一個好的印象。

二戰失敗對于日本人的驕傲是一個毀滅性的打擊，使人們失去了國家前進的目標。M町的居民承認盡管他們反對戰時的軍人統治，也意識到日本曾經叫囂的野心勃勃的領土擴張計劃，是一個天大的錯誤，但仍然毫不諱言地承認曾經共有過日本成為亞洲領導者、躋身世界強國的夢想。現在，就像歐洲國家的公民們近來已停止夢想帝國榮光，M町的居民也必須調整自己對國家的看法，眼看它變為世界各國的角力場上的一個弱勢國家。除了希望國家變得更現代、更理性，M町的居民已失去了國家前進的方向，而這一目標與帝國的榮光和戰前戰中的狂熱的愛國主義相比，看上去已遠沒那么激動人心。與極權國家不同，日本官方并不致力于推動重新書寫歷史。但在M町，類似的過程卻在進行。M町的居民拋棄了二戰前一直未曾中斷的大量歷史說教，而僅僅重點強調其中的一部分。他們有意忽略了一九三○年代以及二戰的全面軍事化時期，更多地討論奈良和平安時代的偉大文化成就，討論一九二○年代和一九三○年代自由派領袖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多元日本社會的非凡勇氣；一些人也開始認識到，明治帝國時代對現代化的影響勝于它在專制上造成的影響——正是后者成了一九三○年代后期軍國主義的樣本。

歷史如此，其他代表國家榮光的象征亦是如此。盡管日本人仍然享受著茶道、花道、古代寺院以及傳統藝術，但現在沒有什么能夠比東京塔、現代的銀座和經濟增長的速度以及日本在國際體育賽事中的地位更能夠代表國家榮光了。

國家榮譽感的新來源正逐漸顯現——它并非來自日本傳統的獨特性，而是基于最為吸引人的一點：將東西方的優勢相結合。不像西方國家的公民只欣賞西方文化，M町的居民認為，他們能夠同時得益于東方與西方文化。舉例而言，他們能夠擁有西方的家用電器，同時又能保有日式花園和榻榻米、西式與日式飲食、西式與日式服裝、西方與日式音樂、西方與日式繪畫。盡管特定的傳統習慣與現代生活仍然存在調和的困難，但通過取東西方之長，確立一個具備優越性的文化總體目標，的確為解決這些困難提供了一個總體的視角。

皇室仍然是維系日本人愛國情感的最重要且唯一的支點所在。與政客不同，人們認為天皇無需為戰爭負責，同時，由于他已不再高高在上，戰爭結束之后，許多人對天皇的感情反而更深了。M町的居民回想起，戰前天皇很少在公開場合出現，即使出面，因為普通百姓鞠躬時腰彎得太低，所以根本看不到他的臉。戰爭期間，當有軌電車的售票員宣布抵達皇宮時，所有人都要深鞠躬。不過，自從戰爭以來，天皇本人會在新年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以及他自己的生日在皇宮里朝人群致意。每個人都能在電視上看到他的畫面，在報刊里讀到有關皇家的報道。盡管M町最激進的一些年輕人會質疑皇室制度的價值所在，但占絕大多數的家庭還是效忠于皇室，滿懷情感與熱忱。

在我們的研究期間，沒有任何事件，其轟動程度與民眾自發展現出的激情能夠與皇太子與太子妃的婚禮相比。婚禮前后，每個人都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報刊上的消息，處處都在慶祝。在我們的整個研究期間，唯一一次有人提出請求打斷我們的訪談，就是一個家庭要看電視上播出的皇太子夫婦去往伊勢神宮的蜜月旅行。M町的小姑娘崇拜太子妃美智子，模仿她的發型和服裝。因為太子和太子妃是在網球場上認識的，盡管M町還很少有人打網球，但很多人清楚地認識到，因為這個偶遇，網球會變得越來越流行。人們為太子妃出身平民而高興和自豪。人們熱心地仿效太子妃的家庭活動。美智子孩子出生的每一個微小細節都被緊密關注、詳盡報道，成為M町居民熱衷的閑談話題。同樣地，盡管沒那么狂熱，但M町的居民也關注著公主貴子的婚禮，閱讀報刊上關于她住所裝修和家庭計劃的新聞。當天皇的一個女兒同意參加一個電臺節目的時候他們非常高興，人們的響應也體現了他們對皇室成員公開露面的熱烈期望。

在二戰之前和二戰期間，作為國家利益的代表，天皇與政府官員密不可分，M町的居民很難獲得合法性的基礎去批評政府官員。盡管政客們從來沒有獲得廣泛的支持，但那些以天皇名義行事的官員通常能夠免于公眾的批評。就M町居民的政治態度來說，戰后天皇地位的重要變化并非他正式放棄其神的身份——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戰前就不相信他的神性，但在他放棄神的身份之后卻仍然效忠于他——真正重要的變化是帝制與政府權力的分離。天皇再也不能作為政府領袖的保護傘，也不能使其行動合法化了。

結果，政府官員們失去了獲得公眾支持的最重要來源，而素來得不到天皇庇佑的政治領導人也依然缺乏贏得人民尊重的合法性基礎。盡管選舉為政府官員提供了某種合法性的基礎，但即使競選成功，他們也不再享有政府閣僚的崇高地位，甚至政府閣僚，也不再享有“天皇仆人”的豁免權。從M町居民的觀點來看，為了贏得尊重，人們必須獻身于他所屬的群體，不能為自己的個人利益打算。但政治領導人總是表達著個人利益，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一個小派系的利益，而不尊重其他人的權利。人們尚沒有形成這樣的基本共識：一個人當選之后，即使是那些落選者的擁躉，也應該支持他的工作。落選者遠沒有結成“忠誠的反對派”；反過來，他估計自己的訴求也不會受到大多數人的尊重。即使是那些給獲勝者投票的人，通常也不會認為他們所支持的人會為其利益鼓與呼，只是為自己的小派系服務而已。對他們而言，明治時代的領導人會為國家而獻身，這與現在掌控著國家機構的投機政客迥然不同。這種對過往的微妙情感會在類似皇太子婚禮的場合流露出來，但在有關政治領袖行動的討論中卻不會得到表達。

政治領導人的合法化問題部分源于國家遺存的多個方面的價值分歧。對政客而言，很難找到一個廣泛的共識基礎并獲得大部分國民的追隨——即使單在M町都十分困難。

政治領導人所面臨的合法化難題，涉及與戰爭時期的軍事行動緊密相關的多個群體及個人的責任認定使得問題更加復雜。即使是M町的居民中曾經做過士兵的那些人，對軍部領導人也十分反感。二戰之前和期間，軍隊對平民頤指氣使，M町的居民至今仍然記得，他們對自己的軍隊視如災星，一旦違背了后者的要求，就會面臨極大危險。人們覺得，自己受盡磨難，卻徒勞無功地看著軍部帶著國家步步走向深淵。由于軍部領導人鑄下的大錯，許多朋友和親人死于戰火。因此，人們從頭到腳都反感軍部的所作所為。

日本的新國會已經宣布國家擁有軍隊為非法，但絕大多數M町的居民并不認為軍隊和新的“自衛隊”有什么區別。即使面對警察，人們也一樣戰戰兢兢，一如戰前他們與軍隊打交道一樣。在某種意義上說，人們對聲名狼藉的軍隊的輕蔑態度，現在轉嫁到了警察身上。在本項研究開展期間，當國會討論擴大警察力量時，媒體強烈警告大眾該項措施可能招致種種危險，這類觀點獲得了許多M町居民的熱切支持。

同樣的厭惡甚至擴及與戰時政府有關的文職官員，其中包括日本許多最具才干的政治領導人和官僚。我們進行訪談期間，日本首相岸信介就是其中一例。M町的居民覺得，他們很難完全信任這樣一個從軍國主義者輕松轉身，成為代表和平年代日本的人。實際上，許多M町的居民不理解，為什么美國國會能允許艾森豪威爾這樣一個二戰中的將軍，成為和平年代的總統？他們質疑說，美國如此尊重軍人是否因為美國取得了勝利？即使是日本的國旗和國歌，都無法擺脫與那場充滿羞辱的戰爭的緊密聯系，它們很難再作為國家象征而復活。在戰后的許多年里，絕大多數居民不使用日本國旗，只有很少的人讓它飄揚在天空之上。

即使日本人大都強烈反對軍國主義，但這并不足以讓M町的居民相信戰前的極權主義不會卷土重來。許多人的確十分擔憂，在國內發生政治或經濟危機的時候，一個貌似大公無私的國家領袖可能會在強烈的呼聲中勝過自私的政客，以無私的愛國主義者的形象贏得必要的支持，卻引導著這個國家退回到極權主義。到那時，他們即使想要阻止這種趨勢，也無力回天。人們堅決反對強化警權，也同樣堅決反對任何可能為極權主義政權復活奠定基石的其他方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出于這種擔憂。

許多美國人覺得自己對投下原子彈負有責任，與此不同，M町的普通人并不覺得自己應承擔部分戰爭罪責。一方面，M町的居民覺得，日本是被迫卷入戰爭的；另一方面，這是軍方而非他們自己的決策。但是，他們確實覺得，日本發動一場無法勝利的戰爭是鑄下了大錯，而在廣島的問題上，他們對美國使用原子彈的反感，則更多來自廣島的毀滅而非道德批判。

在討論外交事務時，M町的居民似乎對以下三點特別在意：首先，他們渴望那些對日本有利的國際結盟。他們認為，與西方的親近關系已經使日本獲益良多，而這是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系中無法獲得的。人們也十分感激自美國占領以來所獲得的經濟援助和技術上的建議，覺得這是假如日本被俄羅斯或中國占領時不可能獲得的東西。居民們認為美國很富裕，美國人比俄羅斯人更加具有人道主義精神。但他們也同樣認為，在保持與西方的緊密關系的前提下，與中國和俄羅斯增加一些貿易關系和文化聯系，符合自身的利益。

但與此同時，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考量是人們非常在意日本是否被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他們希望日本能夠受到尊重。人們很反感美國重視歐洲盟友的意見，卻不能對日本的看法同等對待。美國可以制定政治經濟上的相關條款，使得日本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均依附于美國，這些都時刻讓人們想起那段心酸的日子：美國人強加給他們不平等的條約，驅逐前往美國的移民，派遣軍隊占領自己的國土。就像M町的一個居民所說的那樣，“因為日本錯誤地發動戰爭又輸掉了戰爭，我們現在被迫成為美國的侍從”。

就私人關系而言，一些工薪族很高興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從“封建”的、低人一等的地位中解放出來，能夠擁有自己的個人生活而不為家長式的監督所控制。同樣地，在國家認同上，人們也非常在意日本是否能夠從限制他們獨立行動的壓力中解脫出來。在我們的田野調查期間簽署的《新日美安保條約》（Security Pact）之所以不受歡迎，似乎有這種感情暗含于內。對于《新日美安保條約》的廣泛反對完全沒有影響到人們與美國人的私人關系，也沒有嚴重損害與美國人之間整體上的友好情感。就他們來說，岸信介首相強迫國會通過《新日美安保條約》是想要取悅美國。艾森豪威爾如此急切地想要訪問日本，后來被視為是美國政府支持岸信介施政策略的一個證據，而岸信介迫于美國壓力頒布的這一條約，則并不完全符合日本的利益。在M町，許多居民的確認為，對日本而言，無論以什么形式，接受《新日美安保條約》都是必要甚至明智的，但所有人都覺得，岸信介的政策和美國人的施壓實在令人羞辱難當。他們并不因美國合法地追求自身利益而譴責美國，但卻對日本必須保持從屬角色感到抵觸。與其說這是對于美國政策的批判，毋寧說，它是國家榮譽感上的一道深深的傷口。

盡管在安保條約的問題上存在情感偏向，但基于駐日美軍的傳聞、看到的美國電影以及二手新聞報道，人們認為美國人雖然難免有些傲慢，但總體而言是慷慨、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絕大部分人幾乎不了解蘇聯，少數源自被蘇聯遣返僑民的傳聞，或因蘇聯限制日本漁民捕魚所造成的爭議，給人們造成了這樣的印象：蘇聯人非常可怕，缺乏人道主義觀念。許多人在日本對外擴張期間住在中國，這使得他們比較尊敬中國人，并對中國的農民懷有負罪感，因為這兩個國家曾經在語言、宗教和更為廣泛的習俗上有如此深遠的傳統關聯。他們認為，中國沒有美國人那么可怕和危險，人們很樂于與中國建立比現在更密切的經濟和文化聯系。

人們對于外國事務的第三個關注點是對戰爭的極度仇恨和畏懼。自己的生活在戰爭中被盡數摧毀，兩個城市毀于原子彈，在M町，人們不僅鄙視自己國家的軍隊，而且把這種鄙視推及到所有國家的軍人。美國的士兵站在屬于日本的領土上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為它意味著日本自身的愿望必須服從于美國人的愿望，也意味著更可能在將來卷入戰爭。讓人煩惱的是，美國在先前強迫日本放棄所有軍事力量之后，又強迫日本建立了自己的“自衛隊”。

絕大部分M町的居民傾向于與西方而非東方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系，因為他們認為這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但在與西方具有更強聯系的前提下，中立主義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人們認為這樣日本可能在與西方的結盟中擺脫被奴役的地位。同時，人們還認為，即使東西方之間爆發戰爭，日本也不太可能卷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