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5月21日，以“求是創新”為校訓的浙江大學將迎來建校120周年華誕。19日，《中國教育報》在頭版頭條刊發題為“大學的‘哲學’——記120歲的浙江大學”的報道。報道說，在1937年的開學儀式上，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問了新生兩個問題：到浙大來做什么？將來畢業后要做什么樣的人？今天，這著名的“兩問”出現在浙大新生錄取通知書、校門口“兩問石”，以及師生的各類演講中，浙大人以銳意改革的勇氣，在拔尖人才培養上砥礪前行，成為一面引領我國高教改革的旗幟，回答著竺可楨的哲學之問。澎湃新聞予以轉載。

1937年9月18日的杭州，晨有微雨，午后放晴。

這天晚上，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發表開學演講，問了全體新生兩個問題：“第一，到浙大來做什么？第二，將來畢業后要做什么樣的人？”

當時的中國正被日寇鐵蹄踐踏，竺可楨的心里其實早有答案，那就是“科學救國”。

今天，這著名的“兩問”常常出現在浙大：新生的錄取通知書、紫金港校門口的“兩問石”，以及浙大師生的各類演講中。

為國育英的使命，在浙大人的肩上一代一代傳遞至今。浙大人以銳意改革的勇氣，在拔尖人才培養上砥礪前行，成為一面引領我國高教改革的旗幟，努力回答著竺可楨的哲學之問。

美麗的混搭

1979年夏天，浙江大學組建改革開放以后的我國第一個赴美高等教育考察團，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考察。這次赴美考察的一項重要成果就是“混合班”的誕生。

第二年春天，參與考察的幾位老教授向學校遞交一份教育革新方案——從全校選拔110名優秀學子，將最優秀的工科學生混合在一起，強化理科綜合分析、歸納演繹能力，用理工混搭的方式培養“混合”人才。

實施“培養工科拔尖創新人才的英才教育”的首屆“混合班”1984年9月開學，取名“混合班”，學生來自各專業，這是改革開放后我國頂尖大學嘗試“寬口徑、厚基礎”培養拔尖人才的開端。

“一支軍隊需要有自己的‘十大元帥’，一個學科也應該有帶頭人。普通的教學或許實現不了這個愿望，那就應該針對‘帥才’找新的培養道路。”那時，物理學家李文鑄已年過花甲，但他帶頭給“混合班”一年級學生上普通物理課，用哈里德的英文版《物理學》當教材，全英文授課，在校園引起轟動，也引領了最好的教授給本科生上課的風潮。

“混合班”實行嚴酷的淘汰制，畢業時只有66人。日后，他們成為社會各界舉足輕重的“帥才”。“混合班”便是中國高校第一所榮譽學院——竺可楨學院的前身，神舟飛船副總設計師宋征宇、大飛機C919副總設計師錢仲焱等先后畢業于“混合班”。

在探索中不斷改進、穩步發展，是浙江大學教育教學改革發展的重要特征。2000年成立的竺可楨學院承襲“混合班”會聚名師、實施交叉培養的精髓，會集全校理工農醫各專業優秀本科生，是浙江大學教育創新的“試驗田”，多項在全校推行的教育教學新政，前期都在竺可楨學院“小試”。

隨后，“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求是科學班”、“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等在本科生中展開。從2008年起，浙大面向全校本科生開設系列“榮譽課程”，以基礎深厚、教法先進、知識交叉復合為導向，努力為本科生的課程改革積累經驗，從而推進基礎學科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

在2010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舉辦的國際合成生物領域學科競賽上，由不同專業組成的浙大本科生隊伍拿回金獎，這個獲獎項目的創意思路出自一位本是學外語的學生。這個金獎，為“交叉復合”的人才培養模式作了最佳詮釋。

更大的課堂

2017年5月公布的ESI學科排行榜上，浙大有7個學科進入ESI世界學術機構前1‰、18個學科進入前1%，有8個學科進入世界前100位、5個學科進入世界前50位，在內地高校中名列前茅。

近年來，浙大在工程技術領域創造多個“全國第一”：第一對乒乓球仿人機器人、第一套懸浮三維成像系統、第一次實現可見光波段的生物隱形、第一條大型飛機數字化裝配生產線、第一套高精度計算機水轉印裝置、第一次實現燃煤電廠超低排放……

高水平的研究怎樣轉變為高水平的課堂？這是全國研究型大學面臨的問題。“我們應該研究建立怎樣的機制，進一步促進科教互動，讓高水平的研究有效‘轉化’成育人的力量。”浙大校長吳朝暉說。

對此，浙江大學歷史上曾歷經三次大討論。上世紀末，浙大找到新的培養路徑——鼓勵學生走進教授的實驗室，自主進行立項申請。這項面向全校學生的本科生科研訓練計劃，有個英文名字“SRTP”。

浙大生命科學學院三樓最東面有間56平方米的實驗室，是SRTP產出的“大戶”。常年有近20名本科生到這里做實驗，從大一到大四，除了本學院，還有來自醫學、農學、動科、人文、管理等方向的學生。每年，這里會誕生4篇左右本科生為第一作者的SCI論文，今年前3個月已有2篇被SCI雜志錄用。

“他們才是實驗室的主人。”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楊萬喜說。他在實驗室門邊隔了6平方米的地方作為辦公室。除了日常課題指導，他會安排時間讓每個學生“帶上問題”與自己交流。他的電腦里有一份詳細的談話計劃和記錄：談話時間、主題、給學生的建議、反饋狀況。“等到學生從這里‘畢業’，我會把談話文檔拷給他，讓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長經歷。”

2016年，一名學生找到楊萬喜，因為家人患有一種特殊疾病，很想做相關研究。

“來吧，雖不是我們的主流方向，但你有興趣，我支持你。”經過一年多努力，這名學生已在一本影響因子高于5分的腫瘤學雜志上發表文章。

“每個學生都是一個研究者，每個研究者都是教師。”英國愛丁堡大學副校長布雷蕭沒有想到，愛丁堡大學這個流傳很廣的育人理念在浙大找到共鳴。

一等的教授

馬一浮先生任教浙大時已56歲了，時任浙大文學院院長梅光迪要求學生“以古代對待大師的標準對待他”。梅光迪說，“我確信這樣一位人物的存在定會提升我們的知識水準，升華我們的學術氛圍，而且對我們精神素質和風氣的促進也是巨大的。”

讓一流教授上講臺，對研究型大學來說是難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如何處理科研與教學的關系？浙大通過政策設置，鼓勵高水平教師站到教學一線，真正體現“教授的本質工作是教書育人”。

2009年，全球知名化學家彭笑剛教授全職加盟浙大時，提出“必須為本科生上課，連續5年”。浙大校長欣然應允，彭笑剛成了化學系物理化學課主講教師。

“教授治學，首先體現在課堂上。”平時不茍言笑的彭笑剛在課堂上是個“顛覆者”，鼓勵質疑和討論，不要迷信權威；課后，網上答疑的“彭彭”與同學繼續討論：“哥兒們姐兒們，今天課上提到的……”碰到“靈”的孩子，他會用學生的名字給考試題目中的主人公命名。

浙大出臺一系列政策鼓勵“第一等教授”上講臺。2016年，又對院士、“長江”、“杰青”、“千人”等高層次人才提出要求：每位高水平教授必須和院系約定年度教學工作時數或基本教學工作量，沒有完成教學任務，薪酬待遇將按比例扣減。當年，一位教授就因沒有完成教學任務被扣減10萬元薪酬津貼。

浙大基礎醫學院在師資聘任考核制度中首次引入“教學公共服務時間”，讓教授承擔課程組的運行和建設、本科生全程導師和專業導師工作、班主任工作、醫學院公用平臺建設等各項公共服務工作。每門課的主講教師、課程秘書都按學分、崗位設相應津貼。“發的不只是錢，也是表達一份尊重。”基礎醫學院院長歐陽宏偉說。

浙大有個名為“新生之友”的寢室聯系制度，要求干部教師與所聯系寢室成員相互認識、互留電話號碼和郵箱。浙大黨委書記金德水是丹青學園3—419寢室“新生之友”，他說，立德樹人在浙大從來都是從小事做起。

判斷一個教授是否成功，就是看他的課堂“有沒有給學生留下不可磨滅的精神成長痕跡”。這，同樣適用于大學。

（原題：大學的“哲學”——記120歲的浙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