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舊世紀交替之際，全球博物館迎來了第二個黃金時代。中國博物館群體在此次浪潮中異軍突起。在博物館數量激增，館舍成為城市景觀營造的重要組成成分，展陳活動越來越豐富多元的表象下，中國博物館是否正在經歷更具本質性價值的變革？我們應該如何調整步伐，迎接第二個黃金時代的到來？

正值一年一度的“518國際博物館日”，“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轉發中山大學徐堅教授于上月在浙大東方論壇所作的題為“迎接第二個黃金時代——中國新博物館運動的脈絡和走向”的講座整理稿，對中國博物館的未來發展方向嘗試進行深入的探討。

博物館黃金時代的意味：第二個黃金時代來了

徐堅教授首先介紹了美國學者斯蒂芬·康恩（Steven Conn）提出西方世界博物館的兩個黃金說：1876-1926年為第一個黃金時代，1990年后為第二個黃金時代。兩個黃金時代都以大型博物館建筑的興建，及對城市天際線的修改為表象，但是運作實質和精神內核卻大不相同。

第一個黃金時代

第一個黃金時代以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1869年），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872年），波士頓美術館（1876年），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1899年）和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1906年）的先后建立為標志性事件。徐堅教授認為，博物館的第一個黃金時代與國家主義（Nationalism）在西方社會的興起和風行相匹配，準確地表達了這種時代精神。這個時代具有代表意義的博物館以藝術博物館和自然歷史博物館為主要類型，分別對應了作為國家主義的內部面向的愛國主義和作為國家主義的外部面向的殖民主義。

第二個黃金時代

第二個黃金時代由畢爾巴鄂古根海姆美術館的落成（1997年）拉開序幕。面對著具有驚人尺度的物質性特征，重返社會生活舞臺中心的博物館，我們不禁反思，第二個黃金時代的實質是什么？是博物館既往輝煌的復興，還是革命？博物館的第二個黃金時代又如何與時代脈搏相契合？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徐堅教授介紹了博物館史觀上的“一二三”問題。

所謂一，即將博物館看成一以貫之的單向度存在的單線式發展觀。這個觀念將博物館的歷史看成是館藏和館舍從無到有，從少到多，有所增刪的線性發展過程。這樣看來，第二個黃金時代不過是第一個黃金時代的回歸，并不具備特別的新意。甚至，博物館的起源可以無限延伸到歷史深處，近代博物館的誕生也不具有劃時代價值。這個觀點是不準確的，完全割裂了博物館和作為情境的不同時代和文化之間的紐帶，既不能正確理解第一個黃金時代，也無法領會第二個黃金時代出現的真正動因。

康恩提出的與時代命脈相契合的兩個黃金時代之說就是徐堅教授所指之“二”，即分別適應不同時代精神的博物館。那么，兩個黃金時代之間的變化是什么，時代精神有何不同？徐堅教授談到了福柯的“三種知識結構”及這個理論的博物館學版本，胡珀—格林希爾的“三種博物館”。福柯提出了“文藝復興式”、“經典式”和“現代式”三種知識結構，映射到博物館學中，得到三種不同追求的博物館：文藝復興式博物館關注物和收藏，經典式博物館以百科全書式知識為主要追求對象，而現代式博物館則注重表達和闡釋。

博物館史上的“三”完善和豐富了對“二”的理解，如果說，公共性是博物館的根本性機制的話，則文藝復興式博物館應該對應“前博物館時代”和“前博物館范式”，而經典式博物館的勝利宣告了第一個黃金時代的到來，博物館成為公共知識的殿堂。以此類推，第二個黃金時代應該與現代式博物館相對應，也就是說，第二個黃金時代意味著博物館轉型，從客觀的百科全書式知識向闡釋和表達轉型。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博物館是神壇or論壇？

徐堅教授提出，要理解第二個黃金時代，就不能不考慮兩個黃金時代之間的馬鞍形線中，博物館發生了什么？20世紀60-70年代，幾乎所有的博物館都面臨困境：博物館喪失觀眾，變得門可羅雀，觀眾去哪里了，為什么他們對博物館不再感興趣？事實上，觀眾對于博物館呈現的貌似客觀的知識表達了強烈不滿，直接指出知識的階級性，將博物館稱為“少數人散步的空間”。大部分觀眾無法在博物館中找到自我。那么，博物館如何贏回觀眾？如果前一個黃金時代的博物館以作為智識生產機構自命的話，那么走出60-70年代低潮的博物館該如何自我定位？

徐堅教授認為，解決這一困境的關鍵是建立博物館的現代式范式，這正是70年代之后興起的新博物館學和新博物館運動的目標所在，也是第二個黃金時代的真正精神內核。1971年，卡梅倫（Duncan Cameron）質問，博物館是神廟還是論壇？這一質問吹響了新博物館運動的號角。第二個黃金時代不是第一個黃金時代的簡單回歸，而是博物館的根本轉型，即從自上而下、教諭式的單向度博物館轉型到注重表達和闡釋的多元多向度博物館。

將走向何方？中國新博物館運動

與博物館館舍建筑呈現出的蓬勃之勢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中國的新博物館運動呈現出迷茫和彷徨的走勢，因此，徐堅教授提出新博物館運動的三個走向，即被誤表，有待梳理的生態博物館（eco-museum）；已經起步，有待深化的社區博物館（community museum）和兼顧新舊博物館；將整體性改變博物館生態的開放博物館（open museum）。

被誤讀的生態博物館

生態博物館一直被視為新博物館運動的標志，但是，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圍繞著生態博物館存在著眾多誤讀，影響了對新博物館運動的整體評估。

中國生態博物館發展歷史

生態博物館是作為對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環境會議及人類環境宣言的回應出現的，1985年，生態博物館概念由學者引入中國，1997年，貴州六枝梭嘎建立了中國第一家生態博物館，標志著官方認定的生態博物館的起步，隨著生態博物館概念的擴散，全國多地都已出現生態博物館，現今在建和已建成的生態博物館已達到80余家。總結生態博物館在中國的二十年實踐，徐堅教授認為，中國的生態博物館發展迅速、分布均衡，建設方式和類型多元，甚至出現了建設模式上的代際理論。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是，2005年，中國生態博物館建設適時進行了理論和方法總結，提出了極具真知灼見的《六枝原則》，確認了村民是文化擁有者，以公眾參與為核心，文化保護優先，長遠規劃優先，在保護的基礎上促進發展等原則。      

中國生態博物館發展困惑

但是，當前的生態博物館的發展也存在一些困惑，這些困惑或許揭示出對生態博物館理解的差歧。很多觀察和研究都提到生態博物館如何解決文化保護和經濟發展的問題。徐堅教授認為，這個問題恰好揭示出目前生態博物館立意之誤，因為生態博物館本就不是解決經濟發展問題的手段，如果將生態博物館當成可供交換經濟利益的資源的話，那么出發點就錯了。這種誤表的生態博物館因此會表現出眾多共同特征，集中體現為山清水秀、體現民族風情的邊緣族群，或者歷史久遠的過去時態。顯然，生態博物館呈現的懷舊感和異域感都不屬于生態博物館的文化所有者自身，而是屬于居于工業文明中心的消費者。在這種情況下，生態博物館成為被俯視的消費對象，原本被期待帶來經濟發展的外來商業利益戰勝了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必然導致生態博物館走向沒落。

中國生態博物館的正確理念

生態并不是我們習以為常認為的山清水秀、未被“污染”的工業時代邊緣社會或者前工業時代社會，那么什么是生態？

徐堅教授認為，我們有必要回顧生態博物館概念的最早倡導者和奠基者的定義。喬治·亨利·里維埃（Georges Henri Riviere）指出，生態博物館是由所在地人民和公共權力機構共同設想，共同創造，共同經營管理的一種工具。雨果·戴瓦蘭（Huges de Varine）則將生態博物館定義為通過科學、教育和文化手段來管理、研究和利用整個社區的機構。由此可見，我們目前對生態博物館的預想都不是生態博物館的必要條件，生態博物館也并不是服務于經濟發展，或者“被消費”的。徐堅教授認為生態博物館真正強調的是以人為本的人文生態，可持續發展的健康的人文生態是生態博物館的最根本的基礎。人地和諧的優秀自然生態可能催生生態博物館，但不是必要條件。從這種維度看，生態博物館的關鍵標準在于運作原則，而不在于外在的物質條件。

誠如徐堅教授在貴博講壇第二期里所談：“參與到生態博物館的職業博物館人的任務是如何幫助在地居民表達意見，構建文化記憶。將遺產賦權于在地居民，使其能夠建立‘文化記憶’。這樣看來，生態博物館要解決博物館的業務核心是博物館為誰服務以及博物館如何服務的根本問題。”

如果我們把生態博物館放到博物館發展史的整體性情境之中，就可以發現，正本清源的生態博物館定義強調的對文化所有者的表達、闡釋和利用的權力的認可和尊重正是新博物館運動的訴求。應該說，生態博物館是新博物館運動在席卷社會上上下下的生態主義和環境保護主義的刺激下的一種特殊回應。

讓我們假設一下，如果沒有生態主義和環境保護主義的興起，沿著自身軌跡發展的新博物館運動會貢獻什么樣的博物館類型？我們不妨再回到里維埃和戴瓦蘭的經典定義：非常清晰，就是強調“所在地”和“社區”的社區博物館！

所以，真正的生態博物館就是社區博物館。

發展中的社區博物館

早期社區博物館

社區博物館（community museum）不是新博物館運動時代才出現的新名詞。早在博物館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晚期，社區博物館就以鄰里博物館、露天博物館，社區博物館，文化公園等形式出現，區別于經典式博物館。但是，早期的社區博物館是以地理區位為判斷標準的博物館類型，體現出有意識的室內與室外、中心與邊緣、精英與草根之間的區別。

社區博物館提升和成熟

社區博物館的提升和成熟則發生在新博物館運動出現之后。事實上，如果我們重新檢視新博物館運動早期代表人物的論述，就會發現，“社區意識”和“社區認知”就是這場運動的核心詞匯。這個時期的社區博物館的發展又分成兩個階段。首先，社區博物館實現了判斷標準上從地理區位到文化所有人的轉變。這與社區考古學的成熟有著密切的關系。1966年開始的奧澤特項目既是社區考古學出現的標志，也代表了社區博物館的提升。在華盛頓州馬卡印第安人保留區的漁村奧澤特中，考古學家發現了距今800年的大量有機物遺存，但是在土著社區的強烈要求下，職業學者將考古發現與本地文化認同的建構結合起來。對于社區博物館而言，這是轉向以文化所有人為核心的契機。

作為社區博物館的社區既可以是鄉村社區，也可以是城市社區，既可以是永久社區，也可以是流動的社區，既可以是真實的社區，也可以是想像的社區。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凡是有共同身份建構需求的人群，都可能培育出社區博物館。紐約下東城果園街97號的移民博物館和廣州白云區的農民工博物館都是此類社區博物館的典范。

社區博物館發展問題

徐堅教授進一步指出，在新博物館運動情境下，社區博物館的轉型尚未完成，應該進一步從以文化所有人為標準提升到以表達和闡釋主體為標準。在很多社區博物館中，文化所有人仍然是博物館的客體，而不是主體；職業學者充當了為文化所有人代言的角色。

新博物館運動強調賦權機制，即認可作為文化所有人的在地居民擁有建構自身記憶的權力，并且將闡釋和表達的權力歸還給他們。在缺乏文化所有人的表達時，社區博物館并不一定能夠真正地融入到社區之中，看起來仍然像是嵌入體。

徐堅教授以廣州東濠涌博物館為例，展示以表彰污水治理工程成就的行業性博物館如何逐步轉變成為社區博物館。只有在地居民在博物館中發現自身的歷史，并且在博物館中擁有闡釋權力，他們才會踏足博物館，博物館也就不再是社區中的一塊“飛地”。

愿景中的開放博物館

徐堅教授提出，雖然社區博物館是新博物館運動的關鍵詞之一，但是如果將新博物館運動的意義局限在新增社區博物館上，則可能低估了新博物館運動的價值。新博物館運動倡導的賦權機制不應該僅限于社區博物館，傳統博物館不可能在新博物館運動之外獨善其身。

開放博物館理念的提出

有人提出新博物館運動分成兩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以生態博物館的出現等可見的擴展為特征，而第二次浪潮則以博物館館藏和展陳的整體性變化為特征。徐堅教授認可新博物館運動的豐富性，但是不認為可以如此區分為兩次浪潮，也不認為新博物館類型和博物館的整體性變革有先后順序，兩股潮流其實是交織在一起的。為了強調新博物館運動不僅會創造新的博物館類型，也會對現有博物館進行整體性改造，徐堅教授提出了“開放博物館”（open museum）的概念。

博物館如何實現“開放”

除開在生態博物館和社區博物館中表現出來的開放原則，現有博物館如何實現“開放”？“開放”究竟意味著什么？現在實施的公立博物館免費制度是不是開放，除此之外還有什么開放？

徐堅教授認可免費制度就是邁向“開放博物館”的一步，但是還有更多的開放舉措和策略可以嘗試。他分別從館藏和館舍兩個方面提出層進式“開放“步驟。在館藏方面，徐堅教授援引了丹娜·奈澤爾（Dana Neitzel）的“可視、可進入、可利用”三部曲。

第一步中“開放”是可視，觀眾可以透過玻璃墻看到整體館藏和博物館內部工作場景；

在第二步中，觀眾不僅可視，還能進一步打破隔離，進入到博物館內部，如巴黎布朗利埠人類學博物館（編者注：即巴黎蓋布朗利人類學博物館）就嘗試實現展廳庫房化，賦予了觀眾以行動上的開放；

到第三步，博物館館藏可以嘗試將分類、排列、展陳和闡釋的主權還給觀眾，實現對觀眾的智力意義上的開放。

“可視、可進入、可利用”的三步理論也同樣適用于博物館空間的設計和利用上。

因此，徐堅教授倡導的開放博物館從現實的、物質性的門禁開始，從接觸權開始，逐步上升到抽象的、精神性的智力邊界，以利用權和闡釋權畫上完美句號。這種整體性的“開放”精神，既體現在全新的博物館類型上，也表現在已有的博物館類型中，就是新博物館運動的精髓。

本文系中山大學徐堅教授的講座整理稿，“澎湃新聞（www.usamodel.cn）”獲講授者、整理者與弘博網授權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