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位于東經120°51′-122°12′、北緯30°40′-31°53′的區域，城外靠著海，城里淌著江河，歷經數千年滄桑，從小小漁村發展到如今世界上經濟規模和面積最大的都會區之一。

據《上海年鑒2015》，上海東西最大距離約100公里，南北最大距離約120公里，大陸岸線長約211公里。全市陸地面積6219平方公里，大約是東京都的2.9倍、香港的5.7倍、新加坡的8.8倍。至2014年底，上海常住人口2425.68萬人，其中戶籍人口1438.69萬人，外來常住人口996.42萬人。

熊月之，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幾乎用了一生的時間來研究上海史，他有資格告訴世人，究竟為什么上海成就了這樣一個“上海”。

上海的名字體現了人類與海洋的和諧

“我做過一系列的中國沿海城市古代地名的研究，有個現象非常有趣。古代幾乎所有沿海城市的地名都包含著一種對大海的畏懼，比如鎮海、寧波、威海，等等。只有上海的名字是中性的，是和諧的。”熊月之指著中國地圖告訴澎湃新聞記者，從廣州一路北上，一直到天津一帶，沿海城市的名字基幾無例外：鎮海、寧波、寧海、靖海、威海……這些名字無一不透露出歷史上人們對大海的恐懼，因此從南到北的沿海地名，都是祈愿型的，祈愿大海不要危害人民，平和一點，安寧一點。

這些地名的出現，和中國的歷史是相符的。一直以來，中國是一個傳統的、內向的，以農耕為主的國家，中原地帶的文化一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人們對海洋是恐懼的、迷茫的、不解的、神秘的。白居易《長恨歌》有云：“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大海，在大多古人的眼中是虛無縹緲的，是神秘的。好比《山海經》的神話中，大多數創造的有關海的形象都是神秘的，難以理解的。

“這很好地反映了人和海洋的關系。無論是詩文還是神話故事所透露出來的信息，都表明了我們祖先和大海是一種對立的、不理解的關系。”熊月之說。

事實上，在沿海的這些地名當中，只有兩個地名沒有包含人類對于海洋的恐懼。一個地名是珠海，聽上去頗有文學的意味，但是珠海是新地名，是1953年之后才有的。另一個就是上海，可以說，上海是唯一一個沒有流露出對海洋恐懼的地名。

上海這個地名很中性。上海，上海，就是到海上去的意思，地名顯示出了人和海洋的和諧關系，這與上海這片土地上的人如何利用海洋有關。

熊月之介紹道，上海最早有獨立建制的時候是唐代。在唐朝天寶年間，中國開始重視與海的關系，最有名的莫過于鑒真東渡。后來，又有泉州、廣州、寧波等地發展為通商口岸。

經濟重心南移與“海上絲路”興起

熊月之認為，中國發展海洋，是與當時中國的國內和國際格局有密切關系的。

漢唐之前，中國的南方地區開發不夠，加上南方多雨水，治水技術落后，因此經濟上普遍落后于北方。唐代以后，尤其是宋元時期，原本經濟、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區由于過度開發，加上連年戰亂，經濟中心開始南移。北方人口南移，且是以家族形式、集團形式的組團南遷，一直移動到了南京、常州、蘇州一帶。人口的遷移帶來了技術、知識、文化的移動。南方人識水，北方人會種田，“南+北”文化技術的融合有利于南方開發。

另外，唐代中期以后，動亂不斷，作為南北交通要道的京杭大運河飽受戰亂之苦，使得糧食不能通暢運輸。元朝定都大都，就是現在的北京，而糧食和物資都靠南方供應。這時，人們就想到了要利用海運。一旦海運興起，人們對海的適應能力就變強了。

在世界格局中，唐朝時期的中國與國際的聯系達到了頂峰，但是“安史之亂“之后，唐朝失去對西域的控制，之后的宋遼金，路上絲綢之路不通暢，“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因而，絲綢之路就由陸路轉向海路。

上海的崛起正好是海上開始發展的時候。一旦開始發展，人對于海洋的情感就不一樣了，不再將大海看做苦難不堪的事情，因此“上海”一詞才由此產生。

在唐代的時候，上海獨立建縣，叫做華亭縣。但真正以“上海”一詞建縣是在元代。建縣不僅僅是因為這個地方人口多，賦稅增加，而是海上之路發展之后，上海作為重要的港口得到了重視。那時候，元朝的政府開始南糧北運，在上海附近把糧食聚集，運往北方。當時，主持糧食運輸工作的兩個人都是上海人，一個叫朱清，崇明人，一個叫張瑄，浦東人，海盜出身卻變身萬戶侯，主持海運，共計擁有500艘船。運糧是個系統的復雜的大工程，各地糧食收來、驗收、運輸，久而久之上海就這樣繁榮起來了。

在新的時代和高度薈萃文明

研究了上海史一輩子，如何用一個詞語來形容上海？熊月之脫口而出：閎約深美。

這個詞來源于清代詞人張惠言的《詞選序》：“唐之詞人，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閎”就是知識要廣闊，“約”就是在博采的基礎上加以慎重的選擇，“深”就是鉆研精神，“美”就是最后達到完美之境。

這個詞后來也出現在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題字上。蔡元培力主“以美育代宗教說”，提出“閎約深美”的意境。1918年春，蔡元培先生書“閎約深美”題贈上海美專。時任上海美專校長的劉海粟先生請人刻成匾額，掛在了禮堂，以其作為辦學思想的核心。

“我覺得用閎約深美這個詞來形容上海是最貼切不過的了。閎，是海納百川、是宏大，是不加限制地接納，有容乃大，代表了上海的寬度。約是簡約，提煉的意思，使復雜的事情變得簡單，表達了上海在海納百川中有著自己的堅守和底線。深，文化內涵非常深邃，深刻，需要我們深入解讀，研究。美，是指上海吸納了人類文明之美。”

熊月之表示，關于現在的上海的文化，有很多表述。在他看來，現在上海的文化，是以江南文化為底色的中華文化，吸納了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融合而成的，在世界上代表了優秀中華文化的前進方向。

他解釋道，江南文化在明清時代已經代表了中華文化的優秀成分，明清時的園林、建筑、藝術、瓷器等等無不震撼古今中外。而江南文化實際上是南宋以后的南北文化融合形成的，本質上是南北優秀文化的融合。

近代上海是移民城市，雖然全國各地的人都涌入上海，但上海是以江南人為主，同時有效地吸納了西方文化，之后再通過一系列的革新、創造，形成了上海文化。“有很多人把上海文化稱為海派文化，我們暫且不去討論海派文化這一提法，但是海派文化實際上是近代以來的城市文化，是中國近代以來才有的。這樣的話，城市文化的內涵就顯得更加豐富立體。”

事實上，眾多有識之士在民國時候就在討論上海文化了。曾覺之，原來的北大教授，他曾在1934年就提出，“上海文化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非驢非馬，但將會孕育一個新的文明。”

同樣，日本新感覺派作家橫光利一民國時期曾兩次來到上海，回國之后專門寫了一本小說，就叫《上海》。他曾坦言，在上海的日本人會把上海變得“更東京，更銀座”，英國人會把上海變得“更倫敦”，法國人會把上海變得“更巴黎”，而這些混合使得上海更獨特，自具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