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作為危害我國公眾健康的重大疾病，給社會、家庭和個人帶來了沉重的疾病負擔。據統計，我國每年新發病的肺癌患者超過73萬人，肺癌死亡人數超過61萬，而總體五年生存率僅為16.1%。

生存率低的一大原因在于，早期肺癌檢出率低，不少患者在發現時已經是晚期。為什么肺癌發現的時候大部分都是晚期？這是很多患者及家屬十分疑惑的一點。

廣東省人民醫院吳一龍教授解釋，現有的數據顯示，肺癌患者50%發現時已經是晚期。這主要是因為肺癌早期的癥狀不明顯，等到出現癥狀的時候就已經晚了。

當然，并非沒有辦法早期發現肺癌。吳一龍教授指出，每年做一次低劑量的螺旋CT，就可以更早地發現肺癌。這個檢查費用并不算高，但他并不主張人人都去做篩查，而是推薦高危人群去做。

何為高危人群，大致可以分類兩類：其一，抽煙的人。比如，每天抽煙要達到一包以上，且有20年以上的煙齡。其二，家族里有肺癌患者，或者說有癌癥患者的人。比如說，父母、爺爺、兄弟姐妹，三代之內有血緣關系的這些人也屬于高危人群

“這樣有的放矢地提高篩查率，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放射性輻射。”吳一龍教授說。

早期的肺癌，可以通過手術治療。從目前來看，對于肺癌的根治，仍沒有比外科手術更有效的治療手段。遺憾的是，臨床上不少患者在檢查出肺癌的時候就已經失去了手術的機會。這部分患者，是不是就沒有機會了？就只能掰著手指頭數日子了？未必。如今，晚期非小細胞肺癌的患者中，有不少可以通過靶向藥物延長壽命。

在我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約占肺癌病例總數的85%，其中約30%~40%會發生EGFR基因突變，EGFR-TKI藥物的應用，使患者的生存期得到顯著延長。然而，腫瘤幾乎不可避免地產生耐藥，導致疾病再次進展。

上海市胸科醫院陸舜教授介紹，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EGFR突變患者，人數占全球近一半。大多接受一代、二代EGFR-TKI藥物治療的患者，會在治療后一年左右耐藥。隨著精準醫療的進步，大約三分之二的耐藥患者出現T790M突變。為了克服T790M耐藥突變，第三代肺癌靶向藥物出現了，并已于近日上市。

可讓人疑慮的是，即便是第三代藥物上市，之后也勢必會再次發生耐藥？那到時候又是否有新的藥物能接上？即便能接上，這依舊不是一個治本的方法，也并不能治愈肺癌。患者又如何能過得心安呢？

對于這個問題，陸舜教授反問，為何一定要干掉癌癥？既然已經到了無法手術的階段，何不換一種思維方式，用一些低毒性的藥物去控制住腫瘤，使其成為一種像高血壓、糖尿病那樣的慢性病。雖然需要終身服藥，但只要不降低生活質量，不會奪走人的生命，也就沒什么可怕了。

“If you want to beat cancer, you must think like cancer.（如果你想戰勝癌癥，你必須像癌癥一樣思考）”陸舜教授說，這是國外醫學界流行的一句話。簡單來說，腫瘤和細菌不一樣。細菌被稱之為“foreign body”，也就是外來物，不是人與生俱來的，所以我們可以用抗生素干掉它。但腫瘤，其實自己身上長出來的，是自己的細胞產生了變異。實際上，腫瘤細胞有99.9%成分跟正常細胞一樣，只有那個0.1%的成分不一樣。如果你一定要把它干掉，也就是在和自己對抗。腫瘤細胞要活命，就會不斷地進化、強大。可以這么說，我們在和癌癥的斗爭過程中，只有階段性的勝利，是不可能將其徹底消滅的。所以，人也不可能長生不老。

當然，不把腫瘤細胞干掉，不等于不作為，我們可以選擇通過一定的方式控制它。陸舜教授指出，可以通過越來越低毒性的藥物，實現長期控制。這也是現在腫瘤治療的一種策略。

“雖然你們覺得一個藥就管十個月，疾病就進展了沒什么用，但這個已經很了不起。一個藥管十個月，十個藥就管一百個月。”陸舜教授直言，一百個月，對于晚期轉移性肺癌來講是革命性的。當然，目前臨床上并沒有十個藥可用，但現在找到的兩三個藥就已經能達到四年以上的生存率了。未來，也就會有更多的可能。

如果藥物能達到控制腫瘤的目標，自然是好。可不得不提的是，靶向藥物高昂的價格并非所有人都能承受得起。“中國目前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做不到美國這樣批一個就是醫保，一定有一個過程。”陸舜教授說。

的確，臨床醫生在制定治療方案時，會考慮到各種因素。對于患者而言，也需要根據自身情況，選擇不同的治療方案。

需要提醒的是，靶向藥物也并非所有患者都適用。在治療前，需要做基因檢測。只有藥物和靶點匹配時，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否則，再貴的藥，也只能是打水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