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的華人在印尼被荷蘭東印度公司作為奴隸帶去其在非洲開普敦的殖民地時，他們被納入“黑人”范疇。到了19世紀末，隨著列強入侵中國和大量中國人的飄洋過海，“黃禍論”成為西方的流行話語，在歐洲表達的是歐洲列強的統(tǒng)治精英對殖民體制及伴隨殖民體制的種族等級制可能被顛覆的恐懼；而在當時新興的移民國家“黃禍”則主要用來在多族群移民的過程中維護白人優(yōu)越的地位。到了新世紀，種族隔離政權垮臺后的南非推出了安撫種族隔離受害群體的“黑人經濟賦權法案”，此時的華人又開始“爭取成為黑人”。南非華人的“色變”既見證了從殖民時代到后殖民時代的某種進步，又同時說明“種族”絕不是一個自然的范疇，而是近代走向全球化的歐洲資本所主導的政治經濟權力發(fā)明的一個范疇。

隨著資本在世界體系里積累的條件和方式發(fā)生轉變以及國家權力的更迭，這一范疇發(fā)生著流變，但并未消失，更沒有被否定。今天，西方主流或明或暗地把中國定性為“非洲的新殖民者”。這就是說，一向看好資本“全球化”的西方主流媒體和精英這時卻不承認中國資本和中國人員走出去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他們把“中國在非洲”排除在“全球化”之外，打入另冊，貼上“新殖民主義”的標簽，對其進行隔離處理。對于西方主流中的自由派來說，即便中國不是新殖民主義者，它也是一個不守規(guī)矩、破壞規(guī)范的異類，給西方在非洲的努力帶來的障礙和麻煩。在西方主流媒體和精英的話語里，全球化和資本沒有被問題化，被問題化的是“中國在非洲”。在嚴海蓉和沙伯力看來，營造一個特殊的、吸引人眼球的“中國在非洲”問題是一個話語手段，由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問題被種族化為中國問題或中國人的問題，從而轉移了批判的方向，遮蔽和保護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體系。

今天，澎湃新聞經嚴海蓉老師授權摘選了嚴海蓉和沙伯力的新書《中國在非洲：話語與現(xiàn)實》的導言部分，以饗讀者。文章有所刪減，小標為編者所加。

從“黃禍論”到“爭取成為黑人”：

華人移民的“色變”

中國人“走出去”、走進非洲有不同的前世今生。17世紀后半葉，荷蘭人開始把印尼人、印度人、馬達加斯加人當做奴隸運往非洲的開普敦，荷蘭東印度公司也把一些華人從印尼帶去其在開普的殖民地，這些華人有些是犯人（往往因欠債入獄），有些是公司的奴隸。在荷蘭人的開普殖民地（ 1658-1795），這些華人與來自南亞、印尼的人們一起曾被視為“黑人。” 19世紀后半葉開始，約有兩百萬中國人陸續(xù)到達南非，其中一些是契約苦力，他們在新開發(fā)的金礦勞作。十九世紀中后期隨著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和消亡，大量的中國人漂洋過海，去往東南亞的種植園以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新開發(fā)的金礦作苦力，或參與修建美國第一條橫貫大陸的鐵路（Transcontinental Railway），加拿大太平洋鐵路（The Canadian Pacific），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和中美洲的巴拿馬運河。

1902年和1904年南非分別推出限制和禁止華人移民的法案。這也并非獨特，而是順應了當時歐洲關于東北亞的“黃禍”話語，跟隨了當時新興移民國家的排華潮流。十九世紀末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發(fā)明了“黃禍”一詞，19世紀后期、二十世紀前期，不少西方的作家以黃禍入侵作為小說的題材。如1912年英國作家薩克斯·洛莫爾（Sax Rohmer）創(chuàng)作了虛構的超級惡人傅滿洲博士（Dr. Fu Manchu）系列，他在1913年描繪了這位潛伏在大英帝國心臟倫敦、運行一個龐大的地下集團、時刻計劃著顛覆大英帝國的清朝王族后裔形象：

你可以想象這樣一個人，瘦高，聳肩，像貓一樣地不聲不響，行蹤詭秘，長著莎士比亞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禿腦殼，細長眼，閃著綠光。他集所有東方人的陰謀詭計于一身，并且將它們運用發(fā)揮得爐火純青。他可以調動一個富有的政府可以調動的一切資源，而又做得神不知鬼不覺。想象這樣一個邪惡的家伙，你的頭腦里就會出現(xiàn)傅滿洲博士的形象，他就是‘黃禍’的化身。

“黃禍”是西方的想象，正如愛德華·薩義德指出東方主義是西方的話語建構。中國作家老舍在1920年代在倫敦居住了五年，這五年期間，他觀察到了中國人被建構的過程：

在倫敦的中國人，大概可以分作兩等，工人和學生。工人多半是住在東倫敦，最給中國人丟臉的中國城。沒錢到東方旅行的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到倫敦的時候，總要到中國城去看一眼，為是找些寫小說，日記，新聞的材料。中國城并沒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著的工人也沒有什么了不得的舉動。就是因為那里住著中國人，所以他們要瞧一瞧。就是因為中國是個弱國，所以他們隨便給那群勤苦耐勞，在異域找飯吃的華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國城要是住著二十個中國人，他們的記載上一定是五千；而且這五千黃臉鬼是個個抽大煙，私運軍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強奸婦女不問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該千刀萬剮的事情的。作小說的，寫戲劇的，作電影的，描寫中國人全根據(jù)著這種傳說和報告。然后看戲，看電影，念小說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國皇帝，把這種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記在腦子里，于是中國人就變成世界上最陰險，最污濁，最討厭，最卑鄙的一種兩條腿兒的動物！

黃禍論的建構事出有因。從1870年代到1960年代，西方出現(xiàn)了或在西方內部發(fā)生“種族”暴動、或有外部力量對西方進行“種族”入侵的文學政治主題。“黃禍”論即屬于這類話語的一部分。這類主題的小說、電影描繪了黑人和亞裔或從內部攻陷或從外部占領“白人文明”的主要國家。很多這類主題的故事采取了一種回顧往事的形式，故事由未來21世紀或22世紀的某個人回憶19世紀或者20世紀的失敗。這些故事的目的是為了預防全球既有的種族等級遭到“他者”的顛覆。所以，“黃禍”論是西方的故事，在歐洲表達的是歐洲列強的統(tǒng)治精英對殖民體制及伴隨殖民體制的種族等級制可能被顛覆的恐懼。

在當時新興的移民國家，“黃禍”作為話語手段功能有些不同，主要用來在多族群移民的過程中維護白人優(yōu)越的地位。以南非為例，二十世紀初，南非白人商鋪業(yè)主為了維護他們的壟斷，壓制華人商鋪的競爭，向政府控訴華人，說華人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傷害和嚴重的威脅”，代表了一種“惡在發(fā)展壯大。” 當時，南非印度人辦的報紙發(fā)表了一個評論，嘲諷這一控訴，“如果允許華人商鋪向華人出售日常必需品，這對歐裔的商人來說等于是剝奪了他們的權利，是高度的不公正。這也等于歐裔的商人們承認他們完全無法跟華人競爭。”據(jù)猜測，這篇評論可能就是甘地本人寫的。新興移民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則一方面需要中國勞工，另一方面則先后出臺了排華法案：美國的排華法案開始于1882年，加拿大的排華法案開始于1943年，澳大利亞的“白色澳大利亞政策”開始于1901年（針對華人和其他人群）。

1907年南非的殖民政府要求“亞洲人”用指紋印和其他個人信息進行特別登記，并要求他們攜帶通行證，為了抵制這一對“亞洲人”的歧視政策，不少中國人和印度人冒著被逮捕、監(jiān)禁和遣返的危險，參與了消極抵抗運動 （passive resistance）。領導這場運動的有后來聞名于世的甘地，也有華人領袖Leung Quinn，這是甘地后來著名的消極抵抗運動的起源。南非殖民政府對包括華人在內的非白人進行了種種苛刻的歧視和限制，包括限制華人經商、禁止華人開礦。到了五十年代，在南非政府的種族隔離制度下，華人和其它亞裔作為“有色人種”也遭到隔離。然而，為了引進日本投資，種族隔離政府把日本人視為“榮譽白人”，享有白人的特權。自80年代起，同樣的“榮譽”被給予來自臺灣的投資者。有些當?shù)厝A人為了逃避種族隔離對他們無時無刻的限制，有時候也冒充臺灣人，以圖獲得某些片刻的便利。

1994年南非種族隔離政權垮臺，南非進入了民主時期、卻同時也是世界范圍的新自由主義時期。政權上的“民主化”和黑人的投票權并沒有打破南非種族隔離政權遺留下來的經濟結構，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經濟上兩極分化的階級隔離更加嚴重。在新世紀里，南非政府推出了安撫種族隔離受害群體的“黑人經濟賦權法案”。不過，作為種族隔離受害群體之一的華人社群卻不在法案覆蓋的范圍內。如果說在種族隔離時期，華人被排除在“白人”之外，現(xiàn)在華人發(fā)現(xiàn)他們又被排除在“黑人”之外。經過多次內部的討論、辯論，華人社群終于在2007年起訴政府，為他們的再一次被歧視鳴不平。2008年高等法院終于裁決1994年已經定居南非的華人屬于法案規(guī)定的“黑人”類別，享有“黑人經濟賦權法案”的覆蓋。

華人在南非的“色變”讓人唏噓，從早期被打入另冊為“黑人”、到“有色人”兼偶爾冒充“榮譽白人”，到新世紀里爭取成為“黑人”，所變的當然不是膚色，而是粘貼在膚色這個道具上的社會政治關系和其意義，即種族化的內涵。南非華人的“色變”既見證了從殖民時代到后殖民時代的某種進步，又同時說明“種族”絕不是一個自然的范疇，而是近代走向全球化的歐洲資本所主導的政治經濟權力發(fā)明的一個范疇。隨著資本在世界體系里積累的條件和方式發(fā)生轉變以及國家權力的更迭，這一范疇發(fā)生著流變，但并未消失，更沒有被否定。下面我們要說到，本世紀西方主流話語關于“中國在非洲”的論述也建構了一個“種族化”的框架，這一種族化的框架延伸和翻用了十九世紀的黃禍論。

西方媒體的“中國在非洲”話語建構：

19世紀“黃禍論”的復歸

2004年我們開始踏足南非，把南非當做我們認識華人進入非洲的近代起點。此后我們多多少少在十來個非洲國家進行過調研，從2007年開始，贊比亞成為我們的主要調研點。選擇贊比亞有三個主要原因，一個原因是中國與贊比亞的淵源：中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援建了坦贊鐵路。贊比亞于1964年獨立，到六十年代末，國家開始把英美公司掌控的當?shù)劂~礦收歸國有。在七十年代，卡翁達領導的贊比亞一邊倡導社會主義，一邊支持周邊地區(qū)反白人殖民政權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為流亡人士提供避難所，因此也面臨了當時周邊白人政權—南羅德尼西亞（今天津巴布韋）和南非—的敵意。這條鐵路的建設使得位于內陸的贊比亞能夠突破當時南非和南羅德尼西亞的封鎖，讓她盛產的銅礦從新獨立的、也在推動社會主義的坦桑尼亞出海。因此，這一鐵路的修建支持了贊比亞的獨立自主，也是第三世界團結和泛非洲社會主義運動的見證，被稱為“自由鐵路”（Great Uhuru Railway，在斯瓦西里語里uhuru意思是自由）。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在贊比亞的投資起步較早，始于九十年代，因此贊比亞是最早受到中國資本“走出去”影響的國家之一。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贊比亞成為西方報道“中國在非洲”的典型。迫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贊比亞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把國有的銅礦私有化，肢解成七大塊分別招商引資，幾家外資公司——來自加拿大、南非、印度/英國、瑞士、中國——因此成為贊比亞銅礦界的業(yè)主，這就是世界銀行給贊比亞所謂“結構調整”的關鍵內容。中國有色礦業(yè)集團此時購買了贊比亞當時廢棄多年的一個銅礦。結構調整對贊比亞最大的產業(yè)工人礦工的就業(yè)條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工人們失去了原來國有時代的鐵飯碗，社會彌漫著不安全感和不滿。在２００６年大選前１０個月，當時的反對黨“愛國陣線”（Patriotic Front）領袖邁克·薩塔開始對印度、黎巴嫩及中國籍商人發(fā)出警告——如果他當權，則會把他們全部驅逐出境，稍后，薩塔在競選策略上開始集中打“中國牌”，把人們的不滿引向在贊比亞的中國人。盡管來贊比亞的中國人在逐漸增多——在反對黨競選動員的高峰期2011年，贊比亞大約有1-2萬中國人，但是中國人的人數(shù)和他們在經濟領域的活動被反對黨信口開河地渲染夸大。這樣的政治動員曾經引發(fā)過針對華人的小規(guī)模騷亂。通過電臺、報紙和街頭活動，反對黨的這一話語營造和政治動員有六年之久，直至愛國陣線于2012年上臺執(zhí)政。在2006年至2012年間，贊比亞的反對黨和西方媒體彼此呼應，把贊比亞變成了“中國在非洲”的典型。2012年后，雖然執(zhí)政的愛國陣線領導人放棄了反華宣傳，但是愛國陣線的一些官員仍然時不時地彈唱種族化的曲調。種族化的話語經過政治動員滲透到社會是潑出去的水，覆水難收，如果沒有新的政治來促進社會利益和社會結構的進步，種族化的話語在現(xiàn)有的政治空氣下仍然處于可發(fā)酵的狀態(tài)。

在贊比亞，不少經歷過卡翁達時代（贊比亞獨立后的第一位總統(tǒng)，任期1964-1991）的人對中國援建坦贊鐵路有感情和記憶。他們當中一位早年在英國留學的、老練的政治家跟我們說，我們對歐美的制度很熟悉，很清楚，但我們跟中國打交道好像有云里霧里的感覺（cloud effect）, 中國今天是什么呢？最近不幸因車禍去世的津巴布韋經濟學家、非洲農業(yè)研究院（AIAS）創(chuàng)始人、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fā)展理事會（CODESRIA）前主席山姆·莫約也曾尖銳地發(fā)問：今天所謂的新興市場，本質上是順從帝國主義的區(qū)域穩(wěn)定力量(subservient regional stabilizer)，還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力量？

這個問題因為西方媒體關于“中國在非洲”的大量報道而變得越發(fā)不明朗。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召開，非洲48個國家的領導和高層官員出席了這次峰會。西方主流媒體——主要是英國、美國、法國——驚詫之后，顯著地增加了關于“中國在非洲”的報道，西方的精英也開始不斷地評論“中國在非洲”，其中有大量并非無辜的誤解。

在非洲的中國公司有各種形態(tài)和規(guī)模，在非洲中國的公司、小商販、工人各有自身的利益和追求。舉例來說，在贊比亞的中資企業(yè)就是 “由私有、半私有以及公有企業(yè)組成的混合體，其中涵蓋了不同的企業(yè)規(guī)模和貿易領域。”在非洲的“中國商貿公司、個體企業(yè)家以及工人往往有自己私人規(guī)劃，其盤算可能與（中國）國家和地區(qū)利益不同…。”但是西方主流話語建構的“中國在非洲”往往把中國政府、中國投資者、中國工人、中國商販等等視為屬于一個經過某種統(tǒng)籌的、有整體性的、由國家意旨主導的“中國（集團）”（China Inc.）。這種鐵板一塊的想象無視中國國家利益和資本利益之間的同時共存、無視中國資本間的競爭、無視投資者和工人之間的差異、無視普通海外中國公民與國家（大使館）的疏離。

在西方主流建構的這個話語世界里，“中國”是一個異類，碰到這個黑洞般異類，社會學和經濟學的一般概念和邏輯仿佛不能正常發(fā)揮，都失去了解釋的功能。以西方主流媒體和精英常常提及的一個話題為例，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在2015年訪問非洲時重復了這個說法，就是中國建筑企業(yè)在非洲不雇傭當?shù)貏诠ぃ唤o當?shù)靥峁┚蜆I(yè)機會，而喜歡大量雇傭中國人。實際的情況當然不是如此，中國企業(yè)當然也追求利潤，中國雇員的海外就業(yè)成本高于本地雇員，因此中國建筑公司為了降低成本當然會雇傭當?shù)貑T工。至于中國公司使用多少比例的中國員工，中國員工的數(shù)量和比例是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變化，這是調研需要探究和解釋的問題，也是本書的部分工作。結合當?shù)厣鐣拿}絡，其實中國公司海外雇工的狀況符合主流的市場經濟邏輯和目的論，并不神秘。但是在“中國在非洲”的話語籠罩下，中國公司不用當?shù)貏诠さ恼f法一遍遍地被西方主流精英們臆想和重復。法國哲學家福柯曾富有洞見地指出權力生產了知識。此處我們可以加一句，權力也生產了臆想。

當一般的社會邏輯和經濟邏輯關閉了解釋功能，西方主流媒體和精英解釋“中國”的時候依靠的是西方關于中國的想象，而在想象的意識流里，十九世紀的黃禍論沉渣泛起。劍橋大學學者艾瑪·莫斯利對英國六家主要報紙2000-2007年期間關于中國與非洲關系的報道進行了文本收集和研究，發(fā)現(xiàn)媒體話語系統(tǒng)性地建構三種形象：非洲的羸弱、中國人的無情殘忍、以及西方的托管人責任感。實際上，這三者的形象建構不限于英國媒體，而是西方主流媒體的共識。我們認為這樣種族化的建構絕非偶然，也不僅僅是十九世紀的消極殘留，而是在新世紀的戰(zhàn)略競爭中，西方主流精英對十九世紀“黃禍論”話語的調動和翻用。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在非洲”的話語里，傅滿洲的鬼影又出現(xiàn)了。

西方主流或明或暗地把中國定性為“非洲的新殖民者”。這就是說，一向看好資本“全球化”的西方主流媒體和精英這時卻不承認中國資本和中國人員走出去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他們把“中國在非洲”排除在“全球化”之外，打入另冊，貼上“新殖民主義”的標簽，對其進行隔離處理。對于西方主流中的自由派來說，即便中國不是新殖民主義者，它也是一個不守規(guī)矩、破壞規(guī)范的異類，給西方在非洲的努力帶來的障礙和麻煩。在西方主流媒體和精英的話語里，全球化沒有被問題化，資本沒有被問題化，被問題化的是“中國在非洲”。我們認為，營造一個特殊的、吸引人眼球的“中國在非洲”問題是一個話語手段，由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問題被種族化為中國問題或中國人的問題，從而轉移了批判的方向，遮蔽和保護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體系。

回到前面山姆·莫約的發(fā)問：今天所謂的新興市場，本質上是順從帝國主義的區(qū)域穩(wěn)定力量，還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力量？在我們看來，中國在非洲既是順從的區(qū)域穩(wěn)定力量，也對壟斷資本主義形成了一定的挑戰(zhàn)。中國的工業(yè)化既包括了毛時代的自主工業(yè)化（今天這部分主要體現(xiàn)為國有資本），也包括了改革開放時代的依附性工業(yè)化，即通過引進外資形成的融入全球壟斷資本產業(yè)鏈的加工工業(yè)。今天被西方看成威脅的是前者。中國資本“走出去”是八十年代 “請進來”在邏輯上的衍生。“請進來”引進大量外資，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工廠，使經濟外向化。在改革開放20年之際，中國已經資本過剩、產能過剩，資本積累遭遇瓶頸，中國資本便開始“走出去” 尋求海外原料和市場。而中國資本走出去在時間點上也正是“華盛頓共識”集團利用非洲國家的債務，脅迫非洲國家進行結構調整，開放投資和貿易、變賣國有資產的時候。所以，西方沒有料到的是，“華盛頓共識”也為中國資本進入非洲開了大門，中國資本也成為“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的獲益者，盡管西方資本獲益更大。因此，中國資本參與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也是既得利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