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城市規劃遇到社區和百姓的抗爭時，會發生什么？除了規劃師，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會以怎樣的視角對之進行觀察呢？

3月27日，在2017年城市與社會國際學術論壇·城市對話系列第10期活動中，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Michael Herzfeld（注：Michael Herzfeld擁有哈佛大學社會科學最高成就Ernest E. Monrad 教授榮譽稱號）做了題為“社會美學與城市生活：人類學家看待規劃困境”的演講。

本次活動在同濟大學舉行，由同濟大學社會學系、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同濟大學社會學系·城市與社會研究中心共同主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上海）協辦。

以泰國曼谷市中心一處歷史悠久的社區與官方規劃建設進行拉鋸戰的故事為主線，Herzfeld生動展現了高速城市化進程中，官方和民間充滿張力的關系，并牽涉出對城市規劃、身份認同、生活政治等方面的觀察和反思。

被圍困的曼谷古堡社區

因為一個偶然機會，Herzfeld注意到曼谷包帕素棉堡(Pom Mahakan fort)旁邊的一片歷史社區。圍繞這片社區的故事，在十多年在地尋訪調查和寫作之后，他去年出版了《精神的圍困：曼谷的社區和當局》(Siege of the Spirits: Community and Polity in Bangkok)一書。

1782年，泰王拉瑪一世將曼谷定為國都，建立曼谷王朝，當時有14座堡壘守衛這座城市，包帕素棉堡是如今僅存的兩座之一。此后，古堡后面的城墻里，逐漸形成一片長條狀社區。歷經200多年，社區發展到300多人，在夾縫中頑強延續著生命力，這里以生產泰式木鳥籠、人面陶器、煙花等各種工藝品而名聲在外。居民實踐創造著一個微小但充滿文化氣息的社區，也逐漸營造出一套生活政治和儀式關系。

1992年，曼谷市政管理局（BMA）宣布對該片社區的土地征用權。根據當局的地區保護計劃，大皇宮和金山寺等著名建筑所在地，將成為一個歷史修復的樣版和旅游熱點，原有的歷史社區將變為中產階級、上層階級與游客服務的地區，而古堡社區位于拆遷區域。在2005年，又經泰國最高法院授權，對該處進行拆除，改造為公園綠地。軍政府上臺后，開始清除附近的流動食品攤位和小販，意圖讓這片凌亂的“城市死角”秩序化，達到城市美化、空間清理的效果。

官方憑借權力和法律授權，二十多年來，對社區不斷施壓，多次發出命令，要求該地居民撤出社區。但這反而激起社區民眾團結一致，有組織有策略地不斷對抗當局、保衛家園的政治劇目。拆除的消息時不時突然發布，社區領導人為防止官方突然闖入，城墻外始終有人守衛，并以生產出售工藝品、在城墻上張貼各種海報、舉行各種集會活動等方式，向來往的人講述自己面臨的困境，希望消除偏見。拆除消息來臨時，居民們自編木頭柵欄堵在門口，時刻注意官方人員動向。“我甚至感覺不到這片區域有官方的存在”，社區領導人抱怨說。官方從來不和居民直接溝通，什么消息都只登在報紙上。官方還在社區城墻對面豎起美化后的公園效果圖，以施加壓力。

當地居民保衛社區的長期努力，得到了社會活動家、NGO、媒體、學術界和一些政客的廣泛支持，甚至已被國際上作為社區營造、文化多樣性的典型案例講述。2004-05年期間，事情似乎有了一些轉機。但因最高法院的授權，曼谷當局又有了充足理由繼續落實拆遷。

為了確定社區的價值，居民們通過向各方人士，甚至是自己的對手學習；同時為了吸引游客去觀賞“真正的泰國體驗”，居民們主動與各方合作，對社區進行士紳化改造，嘗試設計出一個“Living Heritage Museum”（活著的遺產博物館），展現一種開放共享的姿態，也試圖增加保留社區的機會。雙方在妥協談判中暫時達成一致。

許多建筑設計師無償為社區貢獻力量，將社區改造為博物館，使包括居民在內的所有人，能共享這片社區的文化價值，居民也能獲得相對正規的工作。組織者還專門搭建一個網站（mahakanmodel.com）和臉書主頁來展示對社區的改造計劃和動態，以期獲得大家的支持。這是充分照顧各利益相關者的計劃。

在這種多方互動下，社區居民通過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發的社區改造，展現出了驚人的適應力和創造力，構建出一種超越階層和政治兩極化的身份認同。Herzfeld認為，這種社區的自組織管理非常重要，使得社區充滿團結和包容的氣氛，并始終維持社區的主體性和創造力。社區的領導人與居民保持密切聯系，社區委員會也有充分的內外互動，以及為新房屋建設、博物館改造而設立基金。這種在威權和平等主義之間搖擺的領導模式，正是泰國政治文化的集中體現。通過行使權利，社區的居民建立了一種道德上的共同體。

Herzfeld從這種長期的對峙中，還看出了兩種政治間的沖突。一種是當局依托法律和官僚機構的政治（或稱現代性的理性政治），一種則是社區性的多層次互動政治。前一種政治，因為體制化的運作，被學界認為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而后者充滿活力和互動，體現出政治的真正內涵和可能性。

文化遺產背后的話語霸權

Herzfeld反復強調一句有調侃意味的話：“Bureaucracy is also human beings!”（官僚機構也是人類啊！）言下之意是，官僚機構雖然思維理性而僵化，但還是要和他們展開對話談判。去年六月，曼谷市政當局代表在古堡社區與居民及各方支持者，進行了二十多年來的第一次對話，并表示不會在夜晚進行拆除。社區領導人說，自從拆除消息出來后，我沒睡過三小時以上，現在我能睡好些了。

但遺憾的是，雙方此前達成的一致，后來又不了了之。官方仍執意要拆除這片社區，并表示，即使有部分居民想成為之后這里的工作人員，也很難允許他們繼續住在這兒，除非他們支付租金。對社區分批次的拆除，仍然不可避免地進行。

去年九月起，當局又開始了一輪大規模拆除。但絕大多數社區居民仍表示堅持留在這里，有少部分人領到了當局的補償自愿離開，還有些領到補償準備離開但又改變了搬走的主意。社區支持者仍在請愿，希望留下盡可能多的房屋和老者。官方單向的“士紳化”改造，沒有讓居民和公眾共享空間，而是簡單明快地驅逐居民，把空間留給被認為能帶來實在價值的階層。

但當局沒有道德權威去驅逐社區，部分是因為這個改造成清潔公園的計劃沒什么意義，部分是因為該社區獲得了廣泛的支持。他們稱之為“木質古建筑的社區”，并把自己定位成這片歷史遺產的守衛者，將這些木頭老房子作為自己的精神圣地。

Herzfeld認為，文化遺產定義上的錯位，也導致了當局在城市規劃中犯下“錯誤”，并提醒大家注意目前這種文化遺產機制背后的話語體系和評判標準。他認為，與官僚政治和法律授權一樣，對文化遺產的定義也是一種現代性（modernity）產物，即源于西方現代性的產物。這背后以一套西方從殖民主義到帝國主義時代以來打造的話語大廈為依托，并滲透到全世界各個角落。這套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霸權，在現實中的一大反映就是隨處可見的“城市美化運動”，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因此，這片社區居民精心打造和維持的充滿歷史感的空間，在曼谷當局看來并沒有什么特別的歷史意義，只是臟亂和丑陋的象征。

Herzfeld強調，應該把文化和文化遺產看成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既定的實體。古堡社區的居民在漫長的時間中，積累著記憶，改造著空間，變換著功能。文化從來不是一成不變，這是文化遺產的真正內涵所在，也是一種社會美學（social asethetics）的體現。

但當局不愿從這個方面理解，仍然把傳統、遺產看成一種固定不變的東西，把古堡社區看成一種“非正式的居住地”（informal settlement），但這種居住形態，往往有著官方難以想象的自組織形態。Herzfeld認為，曼谷當局的官僚們缺乏對類似社區的認知，他們應該去這住上三個月，充分了解要驅逐的到底是什么，但不會有人這么做。社區的領導人也認為，官方這樣強行拆除社區，拆的不僅僅是房子而已，同時還一并抹除了歷史記憶和文化貢獻，復雜而和諧的社會關系也被拆散，未來某個時候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關于社會美學，Herzfeld還穿插了講述了關于巴西利亞和城市建設“宜家化”（Ikeafication）的問題。雖然與曼谷的社區抗爭不直接相關，但在他看來，這些產物都是規劃設計美學至上、社會美學喪失的表現。巴西利亞在城市規劃史上是被反復提到的案例，但諷刺的是，這個充滿重大缺陷的人造城市，居然成為了世界文化遺產。齊格蒙特·鮑曼也認為，巴西利亞的建設唯一要關注的只是恪守邏輯和美學原則，它是一個構建完美的空間，但對居民而言，不啻是一場噩夢。曼谷當局對古堡社區的驅逐，也是這種邏輯在舊城中的微觀復制。

我們不是在真空中做規劃

同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朱偉玨在對上海本地里弄的調研中也發現：拆遷過程中，有兩個群體受傷害最大，一個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因為給再多的補償，也無法挽回永久離開世代生長居住的社區；其次，是年輕的外來人員，許多便宜租金的住處可能會被不斷拆掉，人們不得不搬到城市的邊緣。這些使得社會學者面臨巨大的困惑。

關于移民問題，Herzfeld在和中國人交談中，發現這里有一種歐洲存在過的問題，即把內外移民當成危害，產生各種文化偏見。herzfeld認為，這需要通過教育來解決，一方面移民需要自我教育，另一方面以城市中產階層為代表的強勢人群也需要教育，讓他們理解這些移民，共同找到更好的生活方式。

古堡社區更新設計，前后效果圖對比。圖片來自mahakanmodel.com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WHITRAP上海中心執行主任邵甬，談到文化遺產保護和城市規劃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大量規劃要求各種量化指標，要強調所謂社會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又要保護各種老城、鄉土建筑和村落。這些要保護的遺產，是在現代主義規劃運動前的傳統農耕社會里建成的，已發展出一套很成熟的思想體系。如何在保證公平性底線的同時保持城市的多樣性、多元化，甚至是個性化的活力，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泰國的案例，雖然展現了自上而下的規劃和自下而上社區的美學要求之間的張力，但也沒有看到解決的方案。在規劃師和政府的角度，調整現有的規劃思路，使得規劃設計更加開放、有包容性，傾聽利益相關方的聲音，這是必須要做的，要主動去實施。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劉剛在討論中認為，規劃者從來沒有停止尋找完美城市設計的步伐，但也很嘲諷。一方面，我們受到的教育是了解形象和結構，但目的又是要打破、重構它們。這里有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我們改變了社會的物理結構，但在多大層面改變了“作為社會的社會”呢？如何衡量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如何去估計對社會空間改變甚至破壞的影響？現階段要緊的，是讓我們的聲音發出來，讓政府和各界都能聽到。

Herzfeld表示，在城市規劃設計中，需要一種真正的民主，現在的民主很多只是在政府層面自己決策。我們總說社會公平，但它是一個抽象概念。我們要考慮，是誰來決定社會公平？城區的“士紳化”改造實際上把社會秩序從空間中剝離開來，讓那里的人們完全沒有權力，也無法再承擔打造社區的責任。對許多局外人來說沒意義的社會空間，對生活于其中的人卻有極大意義，即使看上去很臟亂差。

Herzfeld呼吁，各種學科之間，應該展開公共討論，打破話語藩籬，并和上下各方展開合作，保持開放姿態，應對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不是由官方流程來決定大眾的需要。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要做的，是不斷觀察和聆聽，并與當局和規劃者對話。我們要改造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并擔當應有的社會責任。

當然，Herzfeld雖然贊成對話，但還要看代表誰的聲音。當局往往為了表現一種姿態而主動要求對話，將其變成一種政治工具，結果又往往是“理解但不接受”，對話失去意義。

最后，Herzfeld的警告值得反思：“我們不是在真空中做規劃，而是有嚴重的社會后果和影響的。我們需要知道如何影響到某一個既定社區和場所的人的生活，這是全球共同面對的大問題。”

(本文根據Michael Herzfeld教授的講座“社會美學與城市生活：人類學家看待規劃困境”進行整理。文章內容已經過主辦方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同濟大學社會學系·城市與社會研究中心的確認。楊惟軼對本文亦有貢獻。更多講座內容可參考演講者近期發表的文章“The blight of beautification: Bangkok and the pursuit of class-based urban purity”，該文章基于作者于2017年1月10-13日在日本東京大學舉辦的“亞洲城市：互動、傳統和轉型的樞紐”會議上的發言，此次會議由東京大學、哈佛燕京研究院、韓國研究學院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