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參加某藝術機構設立的青年藝術獎的評獎工作，感受很深的是青年藝術家的新銳創作狀態：以藝術的名義切入真實的生命狀況中，回應現實生活與歷史記憶的重大挑戰。青年某君的《關于洪水的記憶》從死神降臨之地、從那個叫做魏灣的村莊開始拍攝，采訪當年的幸存者——在一個被遺忘了數十年的歷史現場中，作者執意直抵歷史記憶中那些因恐懼而塵封的幽冥之地，力圖為后世留下最真實、最令人哀傷的記憶。在采訪與保存珍貴的口述歷史的基礎之上，作者以其對現實語境的敏銳洞悉，運用了緩慢、無聲的拍攝語言，呈現給公眾的是一個無聲的視頻文本，饒有深意地以恰當的當代藝術語言表達了作者對歷史記憶與歷史敘事的深刻理解。

由這件作品而想起幾年前國內出版的一部人類學譯著，景軍的《神堂記憶：一個中國鄉村的歷史、權力與道德》（

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吳飛譯，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

），原書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同樣是水庫、災難、移民、歷史記憶，人類學敘事與當代藝術敘事的功能當然大有區別，但是在聚焦于“歷史記憶”的問題上卻是高度吻合。當然，以該書的九章內容囊括社會記憶、歷史記憶、恐怖記憶、苦難記憶、仇恨記憶、儀式記憶、族譜記憶、文化象征記憶、尋訪記憶這么多元的維度而言，確如有些評論者所言，目前這個文本的論述廣度和深度顯得單薄了；另外，作為人類學的博士論文，運用田野調查成果的學術規范在這個文本中也是缺乏的。顯然，由于文本的差異，不應以這個文本作為評價原著的全部依據。但是作為一項難得的與二十世紀下半葉苦難記憶相關的人類學研究成果，它給讀者帶來的學術思考仍然是很有價值的。尤其是考慮到該書寫于1990年代初期，二十多年的相關研究進展雖然在許多方面都有了更深入的成果，然而該書在處理人類學研究中的“記憶”問題的廣度和熟練運用理論資源的表述無疑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發性意義。

作者在導言中說，本書“將在兩個主題下考察大川的資料。第一個涉及了人類的受難，包括個人的遭遇和社區的挫敗。第二個涉及到對災難的處理，以及在政治迫害、經濟蕭條、文化中斷之后的復蘇”（23頁）。其中第四章“苦難記憶”從大壩蓄水、灌水、移民搬遷、饑餓講起，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是“經過精心謀劃的主導敘事將移民的苦難經歷排除在公共媒體之外，從而將一段悲慘歷史合法化”（84頁）；另一方面，“正如心理學家所說，高度的悲痛情感導致難以泯滅的‘閃光燈式記憶’。大川被毀的經過在人們記憶中依然鮮活即為證明”（80頁）。這與那位青年藝術家的“關于洪水的記憶”極為吻合，雖然我們在視頻中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但是那種沉浸在記憶中的鮮活神情令人難忘。景軍在書中以章節為單位區分各種“記憶”是有意義的記憶分類，同時又統轄在集體記憶、官方記憶和民間記憶這三種研究取向之下，作為各種類別記憶研究的切入點。誠如作者所言，“我們尤其需要自下而上的個案研究，將草根社會針對記憶控制的反應與行動納入嚴肅的研究視野”（21頁）。而我們在青年藝術家的當代藝術實踐中，已經看到越來越多的這種自下而上的歷史記憶個案項目，因此我認為人類學家與藝術家的合作可以有很好的互補性。多年前我去參觀炳靈寺石窟，在乘船渡過劉家峽水庫的時候曾思考過1949年以后的水利史與美術史研究的關系，頭腦里出現的是五六十年代以大修水利為題材的國畫、油畫作品，思考的方法仍然是圖像學與歷史文獻的互證研究。現在我當然會把當代藝術的個案實踐與人類學的研究視野納入其中，我相信一部新的二十世紀中國視覺藝術史將是跨學科的合作產物。

歷史記憶中的“移民”問題是一個非常豐富、復雜的場域，法籍中國近代史學者王楓初教授的《移民與政治：中國留法勤工儉學生（1919—1925）》（安延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6月）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從域外觀看中國移民的特定歷史視角，在“留法勤工儉學”這個似曾熟悉的話題中看到長期以來被忽視、被遺忘的歷史現場。本書聚焦于1919至1925年之間 “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在法國生活、學習及參加政治活動的經歷，以細致、微觀的觀察和分析還原這段歷史；同時它試圖把留學運動納入到更為廣闊的歷史視野之中，也有意厘清該運動在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敘事與現代性敘事中的真實地位、作用和意義（“革命主題的隱退讓我們得以用另一種方式解讀中國的20世紀”——“引言”）。但是，由于作者的真正著力之處是以大量的檔案、當年的報刊文章、回憶錄等歷史資料還原這場運動的歷史情境與人物遭遇，因此對這段歷史記憶如何被重塑以及如何被嵌入中共成立史研究系譜之中等問題則未有深究。

從挖掘與運用史料的角度來看，該書最重要的是利用法國方面的檔案與報刊史料，這往往是被國內研究者所忽視的。作者查詢、使用的法國檔案主要來自警察系統、外交系統和協會系統，另外還有來自戰爭部和商務與工業部的史料；其中“警方的檔案是有關中國勤工儉學學生從事政治運動最好的信息資料載體”，盡管由于語言問題使人名、籍貫等基本信息的辨認存在困難，但這些史料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27頁）。例如，關于1925年6月21日留法學生襲擊中國駐法公使團的愛國示威行動，其前后發展過程和現場情態以及出自鄧小平之手的兩份油印傳單等物證，都見諸警察系統的檔案。作者通過大量的史料論證這次行動的實質性影響和后果，從而確認對旅法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來說，“1925年不僅是一個轉折，也是一個終點”（238頁）。

1924年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合影

留法勤工儉學這段歷史是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中共建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長期以來在主導性敘事中被選擇、提煉為一幅簡單化的圖景，曾經發生過重要作用的各種思潮、事件和人物的復雜性與實質性影響都難以進入人們的視野之中。這種狀況甚至在1980年代初期清華大學整理出版的多卷本《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中也表現出來：以對人物、思潮的政治評價作為史料取舍的標準，于是有些曾在運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物史料被排除，而作為“學習宣傳馬列主義”的對立面的“反動思潮”（如無政府主義、國家主義等）也被排除。雖然這種狀況在后來的史料整理出版工作中得到扭轉，但是在主導敘事中仍然難以還原那場運動的歷史情境。該書第四、第五章分別以留法學生的政治活動、政治行動為主題，作者以豐富的史料所描繪的歷史圖景包括有留學生群體與個人復雜的思想光譜、留法前后的個人經歷與真實訴求、留法期間各個階段的生活、學習和工作的狀況與思想轉變、政治行為之間的真實關系、留學生與中國國內政治形勢變化的關系、他們受國際共產主義思潮和運動的影響與聯系、中國留學生在法國乃至歐洲社會引起的反響等等。這些史料與論述應該成為后來研究的重要參照。

作者并沒有忽視運用中文史料，甚至表示在研究中使用最多的還是中方出版的史料，但是百密有疏，難免還是有一些遺漏。例如羅章龍回憶錄《椿園載記》（三聯書店，1984年）中有“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專節，但是該書對此未作關注，只是在提到毛澤東與羅章龍的通信時引用羅章龍的《回憶新民學會》。本來，羅章龍在他的回憶錄的這一專節中談到了籌備赴法留學過程的許多具體情形，其中指出李石曾對此運動倡導最力，但其意在為個人謀利，而且心機周密；在另一方面，他宣稱所信仰的世界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也對被留法計劃所吸引的青年學生產生廣泛影響。王著對李石曾在運動中的作用多有論述，本應對羅章龍對李氏的上述評價作出回應。另外，多年來國內各地的方志辦、黨史辦等單位從宣傳地方革命前輩的角度出發，也編輯出版有許多留法學生后人的回憶史料。該書原著出版于2002年，如果日后有修訂計劃的話，相信作者不會忽視這些地方性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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