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萬尼·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

2017年4月4日，薩托利因喉癌在佛羅倫薩逝世，享年92歲。《民主新論》為其花費十年心血，希望以西方傳統政治理論為基礎，恢復“主流民主學說”的著作。該書一問世，立即得到西方學界廣泛的贊譽。作為《民主新論》的譯者之一，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馮克利，日前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

馮克利于北京時間4月6日中午得知薩托利逝世的消息，“聽到這個消息，很遺憾！我這么心儀的一個學者去世了，心情比較難過。不過他也算高壽了，92歲。”

1988年，馮克利初次看到薩托利的《民主新論》。幾年后，他動了與友人閻克文一起把它翻譯給中文讀者的心思。為何有此沖動翻譯該書？馮克利說：“在看到這本書時，就想通過這本書，來對比一下中國。我感覺中國人對民主并不了解，他們不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民主不像買衣服，看看樣式好，買回家就可以了。民主更像是一個迷宮，你想要找好東西，實際上往往是找不到的。薩托利通過這本書在迷宮里指了一條他認為正確的路線。”

對于薩托利著作的評價，馮克利認為，“薩托利是純書呆式的，不愛參與公共生活的學者。而政治理論也很難說誰的理論更堅實，主要還是論證的方法、所動用的資源。在這方面我覺得薩托利是首屈一指的。他的理論很難說有具體的應用，是屬于純理論討論的著作。因為民主本身是一個大概念，人們對它有各種不同的解釋。薩托利從自己的角度對民主做了一個深入完整的剖析，從這個方面來說，他這本書寫得非常成功。”

除《民主新論》外，薩托利被翻譯成中文的著作還有《政黨與政黨體制》一書。馮克利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據我所知，薩托利寫的書不是太多。《民主新論》這本書是他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大學任教時寫的，他后來到了美國，花了十年時間把《民主新論》重新修改了一遍。中文譯本說起來是它的第二版。第一版他是用意大利語寫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版。他當時在美國以政黨研究而著名，關于美國政黨制度的專著成就比較大。他還寫作憲政的書。實際他的著作并不太多。”

《民主新論》一書也對中國學界影響廣大，“據我所知，該書現在已經列為我國西方政治理論、政治哲學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必讀書目。”

馮克利坦言自己和薩托利并無任何往來，但在薩托利以及哈耶克等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影響下，馮克利逐漸從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轉變成為一名保守主義者，并且至今未變，“我在那之前對民主理論很少有興趣去研究，只是一般地了解，這本書使我對民主理論有了完整系統的認識。薩托利本人的立場，也是屬于偏保守主義的一類。”

以薩托利的學說為基點，馮克利亦表示保守主義的價值在中國受到低估。“這和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環境有關系，中國在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這方面，吸收了大量西方人的智慧。但是吸收的大部分都是十九世紀以后的，對西方如何演變到現在的狀態，其實我們并不了解。十九世紀末以后的東西一般都是進步主義、理性主義的，甚至有時候是民族主義、主張革命的一些思想。我們中國在了解西方的時候認識不足，對造成西方比較穩健的那種政治思想我們非常缺乏了解。”

“而保守主義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社會本身有其運作機理，組成這個社會的一些基本的原則和我們想象的東西是不一樣的，我們不能想當然地用各種各樣的模式去塑造這個社會。社會其實是很脆弱的一個東西，一個好的社會就更脆弱，所以你得愛護它和培育它。”

喬萬尼·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

馮克利強調，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民主是最迫切要求頭腦清醒的制度。所以，民主理論要把有關民主應是什么、能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和不應成為什么的各種論證交織在一起的一團亂麻解開，以免使預期的善變成出人預料的惡。

在《民主新論》發行之初，在立場、觀點和方法上跟薩托利頗有距離的民主理論家達爾認為“它在未來幾十年里將一直保持清新與活力”；另一位美國政治學界的重要人物利日法特則盛贊薩托利在民主學說上’’堪稱我們時代最為強大的頭腦”“他的論證沒有真正的對手”。

時至今日，馮克利仍表示，“過去我認為薩托利是我們的同代人，現在他變成古人，我們只能緬懷他了。我們應該感謝他給政治學奉獻了這么一本重要的著作。這本著作我覺得達爾說得一點也不錯，他說這本書二十年不會過時。我認為可能五十年也不會過時，它仍然會是一本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