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在電視上看過這樣的廣告：一位打扮成媽媽形象的女明星出現在鏡頭前，說一款奶粉多么適合寶寶的腸胃，說一款洗衣粉可以洗掉貪玩的孩子身上的上百種污漬，說一款紙尿布可以讓孩子遠離“紅屁屁”……

不過，這樣的普通母親形象已經滿足不了社會對于女性的期待。前兩年讓人印象深刻的那句廣告詞“超能女人用某某”，完美詮釋了社會對于“超級媽媽”的期待。這一品牌找了幾位不同行業的“成功女性”，有女明星、女舞蹈家、女作家，為她們定制了一套“超級媽媽”的說辭，同樣的文體“能……能……能……我是超能女人某某某”，建構出了一個關于“超級媽媽”的神話。

之所以說它是“神話”，因為光鮮亮麗的背后掩蓋了照料的危機，以及人們“不敢生”的深層原因。

看上去很美的“超級媽媽”

“超級媽媽”既不能像傳統女人那樣深居閨閣，而是在社會經濟生產中占有一席之地；又要相夫教子、孝敬老人，完美地周旋于家務和孩子之間。她們可以很好地彌合工作與家庭之間那條巨大的鴻溝，因為照料孩子和家庭，對她而言根本不是“工作”，而是女人的“本能”或者“天賦”。

然而，在《職場媽媽不下班：第二輪班與未完成的家庭革命》一書中，美國學者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揭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每周花在家務和照料孩子上的時間，女性比男性多15個小時。這意味著，女性每年要比男性多勞動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霍克希爾德將已婚男女每天8小時的全職工作稱為“第一輪班”, 而將他們下班后的做家務、照料兒女等工作稱為“第二輪班”。

《職場媽媽不下班：第二輪班與未完成的家庭革命》，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 著，肖索未、劉令堃、夏天 譯，三聯書店2021版

“超級媽媽”需要像走鋼絲一樣做出艱難的平衡：她們事業上越成功，就越要在家里做更多的“第二輪班”，以證明自己在家庭上的價值，否則便會被人說“不顧家”“不夠女人”。而男性卻恰恰相反：那些收入更高的男性，經常聲稱自己為家為業操勞過度，理應享受更多的閑暇時光，例如運動和社交。

“第二輪班”大多由女性來承擔；但社會對于“第二輪班”的價值認可，卻遠未達到它應有的程度。正如該書譯者肖索未老師在譯后記中指出的，在當下中國，照料孩子這件事，無論在經濟、社會還是象征意義上的價值，都缺乏足夠的認可，它不僅被男性無視，也常常為（不得不）身擔此重的女性所輕視。

“照料危機”及其背后的不平等

“超級媽媽”的故事看上去很美，然而這卻無法掩蓋“第二輪班”并不輕松這一事實。以照料孩子為例，它與女性的職業與家務都有難以調和的沖突，乃至照料孩子這件事本身，也隱含著男女不平等，霍克希爾德將其稱為“照料危機”。

照料孩子與職業。工業革命之后，男性先于女性從農場走進了工廠，因此“職場的所有結構、邏輯、評價體系，都是為有妻子在家照顧孩子的男性設計的”，絕大多數工作場所，都不考慮員工的家庭需求。職場就是男權社會的一個縮影。而隨著進入職場的女性與日俱增，工作場所卻并未做出相應的改變。一些公司設置了“母嬰室”，卻不允許母親把嬰兒帶到工作場所，“母嬰室”其實是“泵奶室”。諷刺的是，很多公司卻允許員工帶寵物上班。

照料孩子與家務。母親經常需要一邊做家務一邊看孩子，甚至還要同時應付沒完沒了的工作。而丈夫和妻子之間即便有所分工，也未必像看上去的那么公平。例如，丈夫負責打掃車庫，妻子負責打掃房間，打掃車庫看起來更辛苦但并非十分緊急，而一個“熊孩子”身邊則幾乎需要時刻不停地打掃。再如，丈夫負責修理汽車和電器，妻子負責做晚飯，但汽車和電器并非經常損壞，而晚飯卻必須每天準時做好，還得不斷翻新花樣來迎合孩子的口味。

霍克希爾德對此比喻道，就像公司里的男高管和女秘書，兩個人看起來都很忙，但高管可以跟秘書說“讓來電話的人等一會兒”，而秘書卻通常都得“趕緊去接電話”。對女性來說，“工作和家務都在爭奪她照顧孩子的時間”。

照料孩子本身。同樣是照料孩子，分工上依然男女有別。丈夫更多地做那些他們愿意做的事情，例如給孩子講故事、陪孩子踢球或者逛游樂場。盡管這些事務也需要消耗不少時間精力，但卻比給孩子喂奶、洗澡、換尿布，要愉快得多、“高級”得多，時間安排上通常也更靈活。更重要的是，這些事務更適合拿來炫耀自己“好爸爸”和“好老公”的形象。

面對在職場和孩子之間疲憊周旋的職場母親，男性采用的應對策略通常有兩種：成為“超級奶爸”或者上演“爸爸去哪兒了”。“超級奶爸”不過是“超級媽媽”的異性復制版，只是把同樣的不平等轉移到男性身上而已，問題并沒有根本解決。“爸爸去哪兒了”式的“喪偶式育兒”，是更多男性選擇的策略，看起來這讓男性成功偷了懶。美國的研究就發現，丈夫平均比妻子每周多看2.7小時的電視，多參加7.5小時的娛樂活動。

“媽媽總是催我們”，這是我們從孩子口中最常聽到的抱怨之一。職場媽媽的手機里需要有無數個鬧鐘，她們無奈地扮演了“惡人”。而父親此時往往心安理得地看電視或者刷手機，“有事去找媽媽”是他們最常用來搪塞的口頭禪。實際上，不堪重負的女性會帶有越來越多的負面情緒，這不僅會造成家庭矛盾，對孩子的成長也非常不利，最終男性也會受到傷害。這也是筆者作為一個男性，雖然可以偷懶但依然不打算生孩子的原因之一。

破解“照料危機”，已有的方案行得通嗎？

“要投入工作就沒有時間照顧家庭”，霍克希爾德大膽地講出了這句真話。這種矛盾，不可能也不應該由“超級媽媽”的神話來粉飾。“照料危機”不解決，還會有越來越多的夫妻不敢生孩子。

讓老人幫忙帶孩子？這是很多職場夫妻無奈的選擇。然而，且不說老人和年輕人在育兒理念上的分歧，帶一個孩子，對老人來說已然很不容易；等到生二胎、三胎的時候，老人的精力必然難以承受。到那個時候，照料孩子的問題還沒解決，照料老人的問題又接踵而至。上有四個老人，下有兩三個孩子，這樣的重負足以壓垮一個中產家庭。

讓保姆幫忙帶孩子？且不說保姆費用高、好保姆難找這樣的現實問題，實際上，保姆也有自己的家庭，保姆也要在職業和孩子之間疲于奔命。學者藍佩嘉在《跨國灰姑娘》一書中指出，當一個中國臺灣地區的母親決定找個菲律賓女傭，就意味著有另一群孩子失去了母親的陪伴。這些女傭把情感付出給自己終究要離開的孩子，又用賺來的錢雇人照料自己家鄉的子女。保姆被視為“外勞”而排除在現代城市之外，保姆在辛苦照料人家的同時自己又何以為家呢？

交給托育機構？為了破解“不敢生”的困境，不少專家提出了國家支持興建托育機構的建議。的確，從時間、精力上來看，托兒所能夠減輕職場媽媽的負擔。然而，照料孩子并非提供衣食那么簡單，為人父母不僅是一種角色，更是一種體驗，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情感紐帶是他人難以替代的。肖索未老師也認為，照料具有高度的私人性、關系性、情感性和身體性，因此不能完全由遵循標準化流程的公共機構來承擔。

讓“人的再生產”重回歷史舞臺中央

在筆者看來，破解“照料危機”，絕非多放假、多發補貼之類的權宜之計可以解決。本質上而言，“照料危機”的出現，是現代社會過于注重“物的再生產”而忽略“人的再生產”導致的。

在《把自己作為方法》一書中，學者項飚指出，人類歷史上大部分時期都是以“人的再生產”為中心，無論是漁獵、農耕還是生兒育女，都是為了人類的繁衍和延續，而資本主義的發展讓物質取代人成為社會的中心。因此，要讓人們“敢生”，需要我們的社會重新認識“人的再生產”的重要性。更輕松的生育和照料，更好的教育與醫療，更清潔的水和空氣……都要提升到至少與“物的再生產”同樣的高度來重視。

我們也不必擔心上述做法會影響經濟發展。恰恰相反，西方國家與中國的發展，都曾經走過犧牲“人的再生產”換取經濟增長的老路。而如今，當傳統增長方式面臨瓶頸的時候，“人的再生產”恰恰為切換發展動能提供了機遇。

總之，在生育和照料這件事上，我們需要的不是推廣“超級媽媽”的完美形象，也不是在“自由放任”和“福利國家”之間選擇哪一面，而是對“人的再生產”給予更多的自由和福利。生不生、怎么生、怎么養應該由女性自己決定，而不是由國家或者家庭中的壟斷性話語來決定。

我們的職場需要從根本上轉變，更多考慮家庭而非男性的需要，在工作時間和場所上給予員工更加靈活的安排。我們的婦女組織要真正成為女性的代言人，倡導兩性平等的育兒觀念，推動更加平等、更具人文關懷的公共政策。我們的學者和媒體要更多關注和講述那些普通人的育兒故事，推動男女之間對于生育和照料的相互理解。凡此種種，都是為了讓“人的再生產”重回歷史舞臺的中央。

（作者王翔為浙大城市學院城市大腦研究院青年領航學者，管理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城市數字治理，都市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