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年僅19歲的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在法國當局的扶持下繼任柬埔寨王國國王。1945年3月，西哈努克在日本占領軍的授權下宣布柬埔寨獨立。二戰后的法國不希望放棄在印度支那三國的利益，于是法國給予柬埔寨以內部自治權，但柬埔寨仍是法蘭西聯邦的一員。隨著二戰后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再加上西哈努克同法國政府的溝通，以及西哈努克離開柬埔寨，自動流亡泰國對法國造成的壓力。1953年9月，法國最終接受了西哈努克要求獨立的請求。11月9日，柬埔寨王國政府宣布獨立。

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世界各國正式承認柬埔寨王國的獨立地位。獨立之后的柬埔寨如何在已經十分嚴峻的美蘇對立之下選擇自己的立場，這就成了柬埔寨獨立之后面臨的首要問題。

柬埔寨的中立政策

柬埔寨的兩個鄰國泰國和南越政府已經同美國簽訂了相關條約，成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SEATO），實際上同美國結盟。但柬埔寨的歷史與現實告訴西哈努克，泰國和南越并未放棄對柬埔寨的侵略打算。柬埔寨不能依靠任意一方，否則就可能會再次使國家主權和獨立地位喪失。因此，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西哈努克在發言中稱：“柬埔寨王國政府決心永不參與侵略政策……將不與其他國家締結任何協定……柬埔寨王國政府決心以和平方法并以不危及和平和國際安全以及正義的方式來解決其國際糾紛。”西哈努克用這樣的演講宣布，柬埔寨王國奉行不結盟的中立外交政策。

冷戰初期的美國奉行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遏制政策。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809號文件提出：要防止任何一個國家加入共產主義陣營，而導致一個地區其他國家的連鎖反應。NSC5612/1號文件中指出：“任何一個東南亞國家倒向共產主義，都會增加其他國家向共產黨的妥協。”美國對集體安全與同盟的看重，使得美國對柬埔寨的中立主義政策采取了極為負面的態度。美國認為柬埔寨的中立意味著柬埔寨有可能被中國“赤化”。從而使得印度支那地區的國家全面倒向共產主義，甚至危及泰國、緬甸、馬來西亞等國。

與此同時，中國則采取了同美國不同的外交策略。雖然西哈努克本身對社會主義并無好感——這可能是源于他從小受到了法國式的教育——但他對中國的態度則在雙方交流后有所改變。五十年代的中國頻繁地同東南亞國家進行外事活動。在日內瓦會議中，周恩來以他的謙虛友好、平等待人的姿態，獲得了柬埔寨代表團以及西哈努克的良好印象。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邀請西哈努克訪問中國，西哈努克欣然接受，答應在1956年訪問中國。

萬隆會議后的兩年中，中柬關系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堅持“中立政策”的西哈努克，在對待大陸和臺灣、南北朝鮮、以及南北越這樣的問題上，依舊采取“一律看待”的立場，并不與任何一方建交。1956年2月，西哈努克對中國進行了訪問。在同周恩來會談時，西哈努克依舊重申了“中立政策”。兩國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也僅涉及經貿合作一個方面，確定了中國援助柬埔寨的計劃，卻并未涉及政治。

但冷戰初期，美國對共產主義的發展極為敏感，美國對西哈努克訪華一事大為不滿。甚至認為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實際上是在變相倒向共產主義。而與此同時，美國的盟國泰國和南越，開始對柬埔寨“頻頻出擊”。1957年泰國派兵占領了泰柬邊境有爭議的歷史古跡柏威夏寺(Preah Vihear) ，同時斷絕了與柬埔寨的外交關系。1958年6月，南越軍隊入侵了柬埔寨上丁省（Stung Treng）。這實際上造成了美柬雙方的矛盾逐步升級。

盡管此時中國和柬埔寨沒有建立外交關系，但中國政府率先表態，力挺柬埔寨。中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親自出席了一次柬埔寨宗教代表團的招待會。這樣的行為是超規格的。這很明確地表明了中國的立場。面對不斷和中國走近，或者說“中立政策”不斷向左轉的西哈努克，美國采取秘密戰的形式以求推翻西哈努克政權的行動就不可避免。最初的行動是發生在1959年的“達春事件”與“皇宮炸彈案”。

“達春事件”

達春（Dap Chhuon）是柬埔寨反西哈努克政權的右翼伊沙拉運動的領袖。伊沙拉運動，又稱高棉人民抵抗運動，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柬埔寨為反對法國殖民而興起的民族主義運動。1943年，達春在泰國的支持下，在馬德望省（Battambang）和暹粒省（Siem Reap）開展反法的武裝活動。柬埔寨獨立以后，開始反對西哈努克。后來經過達春和西哈努克的談判，最終歸順西哈努克，成為柬埔寨暹粒省省長與西北軍區指揮官，并且擁有一只裝備優良的軍隊。

因為達春在40年代同泰國的密切關系，以及他在1956年公開表示反共，所以得到了南越西貢政權的贊揚與支持。達春后就任西哈努克內閣的內務部長，但在任期間經常召集國會議員聚會，并公開反對西哈努克親共的外交政策，被西哈努克免職，任命為磅同省（Kompong Thom）的軍事指揮。這樣的行為導致了達春的不滿，最終引發了達春的反叛。

除此之外，反對西哈努克的主要力量還有兩個來源，一個是桑·薩里（Sam Sary），一個是山玉成（Son Ngoc Thanh）。桑·薩里最初是西哈努克的副首相，但在1956年訪美的三個月中，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建立了聯系，最終成為柬埔寨國內反共的一股重要力量。山玉成是二戰后柬埔寨的第一任首相，但在后來獨立的過程中，與西哈努克的矛盾加深，很早就已流竄在泰柬邊境并建立訓練基地。

在達春陰謀政變的過程中，有兩個人特別重要，是起到聯絡作用的斯拉波和維克多·松井文雄（Victor Matsui）。斯拉波是達春的弟弟，曾在印度學習英語，可能在印度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了聯系，也可能在1956年訪美期間同中央情報局有了聯系。維克多·松井文雄是一名日裔美國人，在駐金邊美國大使館中任職。他同西貢駐金邊的外交代表吳同友之間的關系極為密切，松井在達春事件中串聯了政變各方，并幫助南越運送了大量的黃金以幫助達春政變。

1959年1月初，山玉成在泰柬邊境集合了三個營的自由高棉軍隊（反西哈努克的武裝力量）。達春也在暹粒和磅同省的戰略要地布置了部隊。桑·薩里也做好了政變的準備。但在政變爆發之前，中國、蘇聯和法國都及時獲取了情報并通知了西哈努克。在掌握證據的情況下，1月20日，西哈努克采取了針對桑·薩里的行動，逮捕了桑·薩里的大多數部下，但桑·薩里與松井得以逃脫。

桑·薩里的暴露使得達春開始試圖實現其第二套計劃，即宣布北部省份獨立，和老撾的南部各省組成一個新國家。西哈努克完全獲悉了達春的計劃。2月21日，西哈努克對達春采取了行動，在政府軍未放一槍的情況下，解除了達春指揮部士兵的武裝。西哈努克要求活捉達春，但行動的指揮官朗諾（Lon Nol）卻槍斃了達春。據朗諾稱，達春是因為受了致命傷而死。但根據西哈努克的回憶錄，西哈努克在朗諾政變后才意識到，朗諾是為了防止達春將自己與美國之間的情況說出而采取了殺人滅口的手段。

在“達春事件”中，共繳獲了兩臺美國制造的，從南越運送給達春的電報機，以及270公斤黃金，還逮捕了兩名持有南越護照的電報技術人員。這些材料可以直接反映出美國的盟友南越對這次事件的參與。同時在兩名電報人員的審問中，有一人供認，兩部電報機都是由松井文雄親自運送的。這間接說明了美國對政變的支持態度。更直接的證據是，1959年美國駐柬埔寨大使斯特羅姆給其繼任者特林布的信，其中寫道：“艾利克斯（Johnson Alexis美國駐泰國大使）在1959年1月20日就收到了國務院的明確指示，要求泰國從秘密行動（即達春陰謀）中撤出。美國駐西貢大使杜伯魯（Durbrow Elbridge）沒有像艾利克斯一樣嚴格執行指示，直到2月14日他才開始執行國務院的指令。可是在2月7日，吳庭艷（Ngo Dinh Diem）已經派出了他的技術人員、發報機和黃金到暹粒省。這就是人們認為陰謀是從西貢開始的主要原因。”這樣的一份信直接表明了美國對達春政變的參與和指揮。

“皇宮炸彈案”

達春政變的失敗并沒有讓美國和他的盟友們失去信心。美國隨即又策劃了一次暗殺行動，即“皇宮炸彈案”。

8月31日，按照慣例，西哈努克到王宮的御座大廳去拜見父王和母后，然后一起拆開早上收到的郵件。但由于當天，宋雙（Son Sann柬埔寨王國首相）要去出席聯合國會議，前來和國王、王后辭行，因此就先命人將郵件拿到前廳拆開。正在此時，發生了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拆開包裹的典禮局局長瓦克利旺親王倒在血泊之中，國王的貼身男仆也被炸死，還有多人被炸彈所波及，西哈努克卻幸運地逃過了這次炸彈暗殺。這是一個威力不小的炸彈，裝在一個小漆盒子中，并調好了引爆裝置。

王宮衛隊發現在現場的人員中有桑·薩里的親屬，這些人供認是桑·薩里讓他們早晨來的，并要向他匯報王宮發生的異常事情。柬埔寨政府查明這個漆盒炸彈是從南越的一個美軍基地寄出的。而當時桑·薩里和山玉成都在西貢。

“皇宮炸彈案”之后，西哈努克也開始通過外交手段向美國提出抗議。而美國也迅速做出反應，美國駐南越大使馬上詢問了吳庭艷，并要求南越停止針對西哈努克的秘密活動。美國試圖將責任完全推給南越政府。但實際上，無論是查獲的相關物品，還是斯拉波的供詞都能證明美國對兩次行動的策劃與指揮。

1961年1月印度報紙發表的桑·薩里給美國駐金邊大使館政務參贊凱洛格（Edmund H. Kellogg）的一封信明確地表示了美國對陰謀行動的參與。這封信是1959年9月3日發出的，信中對8月31日的失敗表示遺憾，同時表示只有最有效的措施才能幫助我們達到我們共同的目標，今后要繼續依靠美國新任駐金邊大使特林布（Trimble William C.）的“幫助和合作”。凱洛格否認了這封信的真實性，但柬埔寨得到了法國專家的幫助，確認了這是桑·薩里的筆跡。

1959年美國對柬埔寨秘密戰的失敗

1959年美國對柬埔寨的兩個秘密行動，一個因提前暴露而失敗，一個因西哈努克的幸運而逃過一劫，但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國與柬埔寨之間關系的惡化。美國在其后對柬政策的制定中，基本目的保持不變，只是在方法上做微小的調整。肯尼迪上任后美國試圖去改變艾森豪威爾時期對柬埔寨的遏制戰略，但中立政策依舊造成了雙方矛盾的激化，再加上泰國和南越始終沒有放棄顛覆西哈努克的陰謀，美國又無法對這兩個盟友的“反共”行為作出約束，多方錯綜復雜的利益沖突，使得美柬關系終究難以為繼。最終導致西哈努克在1963年拒絕美援，1965年雙方第一次斷交。而另一方面，美國也沒有放棄對反西哈努克勢力的培養，美國繼續支持山玉成的自由高棉軍隊，對柬埔寨國內的滲透也開始加強。

從表面上看，柬埔寨在和美國斷交4年之后的1969年6月11日又和美國復交，但雙方的矛盾并沒有從根本上進行解決。再加上國內親美勢力從1965年同美國斷交以來不滿情緒的積壓。最終，在1970年3月18日，乘西哈努克前往法國療養期間，朗諾聯合山玉成派兵實行政變，并迅速通過國民議會表決通過了廢除西哈努克親王的決議。西哈努克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中國的生涯。

從歷史的發展可以看出，1959年美國在柬埔寨的秘密戰對其后美柬關系的發展造成了極為重大的影響。1959年秘密戰的失敗也造成了冷戰時期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被動地位。對美國的國際形象也有著極為沉重的打擊。

參考文獻：

Kenton Clym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1969,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張錫鎮：《呻吟的吳哥窟——西哈努克家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