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我一直研究廣西中越邊境地區的齋醮，這是一種社區集體儀式，類似港臺、廣東地區的太平清醮。一開始受我理解中的“廟會”的影響，我一直認為這就是當地群眾的一次大party，一次嘉年華，一次精神上的大狂歡。村落中有份的人吃吃喝喝，人高興了，神也就高興了。所以每當當地人要給我解釋儀式目的時，我都有些心不在焉。

后來，我認真聽了一回，終于發現問題所在。有位當地人說，這個活動其實是向天地神靈的一次懺悔：在過去一年里，村里有人可能是亂挖亂砍，驚動了龍脈，所以現在是要反省懺悔；還有人辱罵父母，怠慢各路神靈，現在也要向天地神靈謝罪等等……所以在整個儀式期間，村民要齋戒三天，不吃豬肉，只吃素食，以示自我約束、自我反省；村民的代表要跟著儀式專家一起不停地磕頭，意即代表所有村民向神靈謝罪；儀式專家也要不停地燒化一些疏文，很多都是懺悔告罪內容的。

由此，我想到，在我們的傳統文化里面是有懺悔精神的，也有一些作為懺悔渠道的儀式活動，只是我們現代人對此卻已經十分陌生了。

在懺悔這件事上做一個東西方對比是很有意思的。《菊與刀》作者本尼迪克特認為，美國社會中存在一種罪感文化，而日本社會是恥感文化。在美國，犯了罪的人可以通過坦白罪行而減輕內心重負。而在日本則認為向別人傾述懺悔是懦弱的表現，是自尋煩惱。因此，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也沒有。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真正的恥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則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應來做善行。羞恥是對別人批評的反應，一個人感到羞恥，是因為他或者被公開譏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覺被譏笑，不管是哪一種，羞恥感都是一種有效的強制力。但是，羞恥感要求有外人在場，至少要感覺到有外人在場。罪惡感則不是這樣，有的民族中，名譽的含義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這樣，即使惡行未被人發覺，自己也會有罪惡感，而且這種罪惡感會因坦白懺悔而確實得到解脫。

我們知道在天主教信仰中七件圣事之一就是到教堂告解，每間教堂都有自己小黑屋——告解室——神父在這里可以代表耶穌聽取個人對自身罪惡的懺悔。這些懺悔內容不可以作為呈堂證供，神父類似律師、親屬之間享有免于作證的權利。而在我們的文化中，公開地洗刷屈辱易，隱秘地自省“罪惡”難。

在當下我們的社會也能時而聽到“懺悔”這個詞，這個場合多是某位官員被關進牢房之后，良心發現，做出一些套路化的懺悔。“懺悔”在我理解中應該是為自己，但是他們的懺悔，相信不再是為自己，而是為別人，也即提供反腐倡廉的活生生例子，教育警示窗外之人不要走上同樣的道路。對于這些官員本身來說，懺悔已經失去應有的價值，他們再如何懺悔也不可能走上原來生活的正軌。這基本喪失懺悔本意，即自己重新認識自己，放下包袱，重新走上生活的正軌，避免出現更大錯誤。

那在當下中國類似告解室的，可能要算心理咨詢室，在這里心理咨詢師要對客戶完全保密。但我不清楚國家是否有明確法律規定，咨詢師從業人員相對客戶有免于作證的權利。就我所見，我們到心理咨詢室傾述、表白、懺悔至少可以起到兩個作用。

一是以第三者的視角來重識一遍過去，沒有心理咨詢室這個場景，沒有一個第三者在場，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只會被過去的事件（愧疚的、罪惡的）無意識地俘獲，這些事件的出現沒有規律，沒有邏輯，可謂之神出鬼沒，神龍見首不見尾。但是當你有邏輯、有組織地重新講述一遍過往時，其實已經是以今日之我在重識昨日之我，那些視角的盲點就會被發現，你對自己就有一個重新認識，對、錯、善、惡就會有再判斷，你可能走上一種新的道路。

第二，專家會引導你重新歸因，可以減輕你的負擔比如罪惡感。就我所見，你傾述的、坦白的、懺悔的一般是現在你自以為見不得人的事，或者是“罪惡”或者是“困惑”等等，但是專家一般會把這些歸因到你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特別是童年階段發生的事情，比如你現在性格很暴虐可能是你童年受到創傷等等。在這里專家其實是實現了兩個歸因的轉移，你現在的問題可能是一個歷史問題，不僅如此，它還可能根本不是你的問題，而是你原生家庭的問題，可能是你父母的問題。所以你的負罪感會大大降低，有利你于你洗心革面、改過自新，重回生活正軌。人非圣賢，可以承擔無盡的苦痛、巨大的責任以及那些夢魘式的罪惡和恥辱，唯有一條能使他們 真正解脫，所有的東西都推出去，這些都不是我的錯，跟我無關。

如果一個外星人降臨地球，當她（他、它）先后看到原始社會、傳統社會的巫術儀式與當今社會的心理治療后，他應該會認為這是同一件事。心理治療中的種種場景總使我想到模仿巫術、接觸巫術等等。所以心理治療也面臨一個信則有、不信則無的問題，就是你必須全身心投入，進入狀態，并始終抱有解決問題的信念與希望，不然你就無可救藥。

2016年青年學者江緒林去世，引起學界頗多議論。我從他的好朋友劉擎教授的紀念文字里，讀出了現代人（特別是部分自認看得很透的學者）對人類本能，包括傾述、坦白、懺悔等等的挑戰，但最后還是無果而終：

“在和緒林的交談中，只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暗示，他應該尋求專業心理醫生的幫助。但這個令人不安的話題斷斷續續地難以持續，隨后就轉變為哲學化的談論。心理咨詢行業是現代性的發明，將道德、價值和信仰的危機完全化約為技術性的心理問題，這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對深刻的人性問題。……但現在看來，這是何等的虛榮！如果那些永恒的哲學與宗教的大問題終究需要無盡的求索，而焦慮和孤獨又危及著生命，為什么我們不能放下架子來尋求專業心理技術的幫助而要傲慢地鄙夷它？的確，心理治理或許只能緩解而不能解決內心的問題，但至少可能給了我們迂回周旋和時間，或者能改換一種心境，讓我們能重新上路探尋那些永無解答的奧秘。”

我們當下社會文化環境確實是不利精神層面的改過自新的。我們把物質精神兩個層面分得太清。物質層面即身體生理層面出了問題，我們都樂于上醫院找醫生治療，痊愈之后甚至會送醫生一面錦旗，表面是在感謝醫生，表彰其高明醫術，其實內心里是在高調宣布自己重獲新生。但是如果精神心理層面出了問題，我們往往難以啟齒，甚至將其歸結到道德倫理等等層面，其實加重自身心理負擔。向專業人士求助也是偷偷摸摸、極度保密，獲助成功更不可能有贈送錦旗的大張旗鼓。所以我們自身制造了一種分類與歧視，然后又深受其苦。

［本文轉載自公號“他者的世界”，原題為《為什么我們都需要懺悔？》，澎湃新聞獲授權刊發，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