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錢學森（1911—2009），浙江省杭州市人，空氣動力學家，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之一，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中的錢學森向前來探望他的時任總理溫家寶表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從2005年起，錢學森多次這樣問前來探望他的溫家寶。此即“錢學森之問”。

2009年9月，溫家寶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調研時說：“這句話他給我講過五六遍。……我理解，他講的杰出人才不是我們說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樣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們這些年甚至建國以來培養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確實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還不能說在世界上占到應有的地位。”2010年5月，溫家寶在視察北京大學時表示：“錢學森之問對我們是個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十多年來，社會各界人士對錢學森之問的思索從未停止。在以下文章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馬戎先生以自己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美國布朗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期間的經歷為線索，詳細比較了中美兩國在碩士生、博士生的錄取、培養、考核、答辯各個環節各自在制度上存在的利弊，并就提高我國博士生培養質量提出了殷切建言，包括：改革住宿制度、建立靈活的學籍制度、適當控制招生規模、建立能杜絕學術抄襲剽竊現象的機制、改革成果發表和學術評價體制等。

我們希望，馬戎教授的思考能對我國研究生培養工作的改進提供一些借鑒。

馬戎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族群關系、教育、人口遷移、邊疆社會變遷，近著為《社會轉型中的族群關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人口遷移與族群交往：內蒙古赤峰調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人口遷移與社區變遷：內蒙古赤峰調查（續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

綜合上面的介紹與討論，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思考如何提高國內大學的博士生培養水平。

首先，美國研究型大學之所以可以在學習階段中設置多重環節來提高和考查學生的學術素養和能力，主要得益于其靈活的學制。正是靈活的學制使各研究型大學及下屬院系能夠在學習過程中設置多重考查的門檻，確保那些沒有學術前景的學生在通過這些門檻時被逐級淘汰，最后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大多是具有真正學術追求、創新意識明確、學術素養與研究能力較強的優秀人才，保障了美國大學培養的博士生整體上質量較高。

再者，靈活的學制和有效的考查門檻持續督促學生們在學習和考試的各個階段努力追求進步，并使學校和導師處在比較主動的位置，一方面確保了一個有效的淘汰機制正常運作，另一方面被淘汰的學生也難以把自己求學失利的任何責任推給學校和導師。

一、美國大學的靈活學制

美國研究型大學允許學生獲得碩士學位后留在學校，繼續選課并準備參加博士生資格考試。這個時間通常為一年或更長時間。在此期間，學生交納以每學期所修學分計算的學費，保留研究生學籍，享有免費使用圖書館和校內其他服務設施的權利。如同在碩士學習期間一樣，學校沒有為這些學生提供宿舍和生活費的義務，學生可以申請當助教、助研（名額有限）以得到減免學費和獲得少許生活費的待遇，可以在校內（如圖書館）或“半工半讀”掙錢交學費，也可以從校外其他渠道申請獎學金支持學業。獲得全額獎學金的研究生，必須“全日制”學習，嚴禁打工掙錢。

在每個學年期間，各院系組織多次時間不定的“博士生資格考試”。在通過“資格考試”并正式成為“博士學位候選人”后，學生何時進行“論文設計報告”，實地調查和論文撰寫需要多少時間，何時安排論文答辯，美國大學都沒有明確時間表。每個博士生學習的專業方向不同，學位論文選題千差萬別，選擇的研究方法不同，有的屬于文獻研究，有的需要進行田野調查，有的需要處理大量數據，完成不同選題所需時間必然不同。唯有實行靈活的學制，才能保障學生和導師能夠從論文具體選題涉及的調查與寫作時間出發合理安排具體學習環節和答辯時間。

目前國內大學的管理體制是碩士生畢業后必須離校，不允許碩士生繼續以研究生身份在大學選課并為博士生入學考試做準備。對博士生學習也有明確學制，社會學博士生學制在北京大學是4年，有的大學是3年。如果學生不能在規定時間內答辯畢業，就會牽扯到宿舍、獎學金、未來就業機會等一系列問題，使學生、導師和作為管理機構的研究生院都感到為難。雖然研究生院根據導師和所在院系的建議，允許個別學生提前或推遲答辯，但是延期答辯客觀上對學生和導師都會造成一定壓力。有時為了讓學生能夠及時答辯畢業，導師只能降低論文要求，即使答辯委員會有少數成員對論文質量不滿意而投否決票，最終論文總能以多數票順利通過，并使其在學制要求時間內畢業。

國內大學為碩士生和博士生提供廉價宿舍和獎學金，沒有碩士學位不能參加博士入學考試，獲得碩士學位后必須離校。為了使學生的碩士學習和博士學習在時間上銜接起來，學校允許碩士生在學位論文答辯（通常為6月）之前參加博士生入學考試（3月）。通過考試并被錄取者在下一個學年轉為博士生。允許碩士生在學位論文答辯之前參加報考博士，會帶來幾方面的問題：一是備考博士必然影響碩士學位論文的寫作，降低碩士論文的質量；二是如果學生已經通過了博士生入學考試，在碩士論文答辯時必然成為影響答辯委員會評議論文的一個因素，直接影響委員會的論文評議和結果，有些質量較差的論文因此獲得通過。

值得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學生一旦通過博士生入學考試并被正式錄取，在學制上注冊為博士生身份，就明確了指導教授、由學校分配宿舍并申請獎學金等權益。一旦確定了這一身份，因為牽涉導師聲望與師生關系、所在院系博士生名額、學生出路等一系列問題，在隨后的“綜合考試”等環節就很難淘汰了。事實上，許多年來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在“綜合考試”環節從未淘汰過一名博士生。

二、實行靈活學制的條件之一：開放式的研究生住宿制度

美國布朗大學只強制性要求學生在本科第一年必須住在學校統一安排的學生宿舍，以便使學生適應中學畢業后離開家庭的獨立生活方式，第一年以后的本科生和碩士生、博士生，既可以租住學校宿舍，也可以在外租住。

位于校區內由大學管理的學生宿舍、研究生宿舍是經營性的，比校外租住的房租要貴很多[在我的印象里，20世紀80年代初布朗大學研究生中心（學校管理的宿舍）的3人合住公寓每人每月租金700美元；校區附近學生合租的私人公寓，租金每人每月100-200美元]，一般不設廚房，校區各種學生餐飲設施齊備。所以基本居住格局是，富學生住宿舍，窮學生在外租房。美國各大學校園附近都有許多不同檔次的公寓專門出租給在校學生，形成一定規模和租金穩定的學生公寓市場。學生可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和生活習慣獨自或合伙租住在校外私人出租的公寓。這樣，學生的學習計劃可以根據自己情況來與導師協商安排，與學校宿舍管理完全脫鉤。

美國大學的校內助教、助研等類獎學金根據資金來源由學校分配到各院系，數量有限，學生可向所在院系申請。但據我在布朗大學學習的經驗，美國研究生絕大多數都沒有獎學金，主要靠家庭支持或在外打工支付學費。(我曾目睹一位資深美國教授在課堂上很嚴肅地問一名遲到的美國女生：“你知不知道你父母為你這次課支付了354美元？”當時布朗大學全日制研究生年學費為3.4萬美元，可在兩學期修8門課，每學期12周即上12次課，折合每次課的學費是354美元。那些靠自己打工交學費的高年級研究生極少缺課或遲到。)

外國學生多從本國或美國基金會獲得獎學金，有能力全額支付學費、生活費、醫療保險等，這是外國學生被布朗大學接受的前提。學生根據自身家庭經濟狀況、校內外獎學金申請情況、本人時間安排（學生允許打工掙錢）考慮決定自己的學習時間表。這樣的學籍管理體制使學校免除了對研究生經濟狀況的主要責任。

國內大學為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統一安排宿舍，由于學生宿舍交納的費用遠遠低于附近的出租公寓，學校宿舍被學生視為一項福利性權利（如北京大學兩人間博士生宿舍1年收費僅1020-1050元，周邊出租的公寓單間月租金2400元，兩居室公寓月租金5200-6500元，即使兩人合租也是校內宿舍費用的幾十倍）。所以國內大學的基本居住格局是：窮學生住學校宿舍，嫌宿舍條件不夠好的富裕學生在外租住。有個別學生在校外租住后，再把宿舍“出租”給外校旁聽或備考的社會人員。

大規模學生宿舍樓建設與管理維修成為大學的一項重要工作和財政負擔。同時，這項制度也剛性地制約了各校招生名額和學制。各院系承受了來自校方的壓力，必須保證博士生按期畢業離校，這一制度迫使院系和指導教師必須按照研究生院明確規定的時間表完成博士生培養各階段目標，這就使那些設計出的用來考查和淘汰不合格學生的各項環節在客觀上失效。

美國研究生教育實行靈活的學籍制度，每學期既可以按照“全日制”標準修4門課，交納4門課的學費，也可以半日做工只修1-2門課，交納相應學費并延長學習時間。實行這樣的靈活學制，學校在經濟上（宿舍、獎學金等方面）不會增加任何負擔。

因此，中國可考慮參照美國大學開放的學生住宿制度改革國內大學的住宿制度，建立靈活的學籍制度，這是使院系和導師更加靈活和有效地培養博士生、真正運行淘汰機制的重要條件。學校也可以把建設和管理學生宿舍的龐大開支節省下來，設立本校的助學金項目，用于資助家庭貧困的學生，使他們可以在校外租房并維持生活。當然，這將是我國大學管理體制的一項重大改革，而任何體制在實行多年后必然產生強大慣性，這項改革必定面臨各方面（學校管理部門、學生、家長等）極大的阻力。

三、建立靈活的招生機制，適當控制博士生招生規模

美國研究型大學各院系有大致的招生名額，不同學年視報名學生的整體素質情況和獎學金資源狀況招生規模有所浮動，但總體平衡。

首先，各學科都有全國性學會如美國社會學會、美國人口學會。與其他專業行業實行自我管理的“同業公會”一樣，全國性學會肩負著許多責任和組織工作，其中包括把本學科的學術骨干人員按照學科專業結構組織起來，主持召開學會年會和其他學術活動，推動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努力把握學科發展大方向，培養并保持本學科專業隊伍的高素質，同時維護學術規范，懲處和清除不良分子，并積極為本學科專業人員開拓就業渠道。為了達到這些目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根據各年度本專業博士就業市場的預測，控制好相應的博士生招生規模。如果某年大概新出現100個大學教職或薪資較優的專業研究職位，那么該年度畢業的博士不應超出120或130個。假如畢業200個博士，就會有一半的畢業生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專業特長而轉入自己不具競爭優勢的其他行業，這不僅對這100名博士生是一個殘酷的打擊，還會影響到本學科在就業市場上的聲譽和未來招生的質量，同時對于寶貴的教育資源、教師和學生付出的時間和精力而言都是極大的浪費。

因此，美國究竟有多少所研究型大學有社會學博士培養項目，每年根據就業市場狀況應當招收多少名學生，全國性學會的領導群體頭腦必須清楚，并努力以業內權威的角度與各大學相關院系協商調整。這樣做是為了本學科所有從業人員的整體利益和發展前景，也得到各校資深教授們的理解和支持。各大學校長們只負責籌款和根據學校發展規劃在校內院系間分配學校資源（辦公用房、教授名額、獎學金數額等），并不過問各院系具體的招生情況，研究生院只負責學籍管理和學位證書。

國內大學的學科碩士點、博士點是由掛靠在教育部的國家學位委員會評審設立的。在教育部對各大學的評估指標中，有沒有和有幾個博士點、一級學科博士點都是評估體系中最重要的指標。教育部直屬大學、主管大學的省（市、自治區）政府都非常注重這一指標，所以有些大學即使下屬學科的學術隊伍并不強，仍然千方百計地爭取博士點“零的突破”并不斷爭取增設博士點。

國家學位委員會在組織對新申報的博士點進行評審時，是由其內部的學科組開展的，但是這樣的分組有時包括來自其他學科的專家，如社會學、民族學這兩個一級學科曾在一個組，社會學這個一級學科下面還有社會學、人類學、人口學、民俗學4個二級學科，不同學科之間無論在理論傳統、研究方法還有經典文獻方面都存在差別。“隔行如隔山”，由非本專業的學者參與博士點評審，很難得到理想的結果。據說近幾年教育部把博士點評審權下放到省市，由教育廳組織專家評審，很可能會降低評審專家的檔次。但是，無論是教育部學科組評審，還是各省教育廳組織專家評審，評審過程會受到教育部和省領導、專家自己所屬學校領導等方面的影響和干擾，摻雜進來許多非學術因素。我國社會學博士點數量曾經連續多年快速增長，就與這一評審機制有關。

針對國內培養博士生質量下降現象，有人提出應大幅減少博士點數量和招生規模，引發激烈爭議。我認為影響博士生質量的主要變量并不僅是招生人數規模的問題，體制改革的問題更為重要，我不認為由教育部以行政整頓的方式壓縮研究生教育規模是一條可行的思路。同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朱蘇力2010年撰文提出的改善博士生質量的三條具體措施：（1）禁止各高校從非科研學術機構招收在職博士生；（2）在主要靠個人天賦、無法有效積累和傳授知識技能的行當不設研究生學位；（3）放開對職業導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實際并非學術導向的學術研究生收費，我十分贊同。

與國內由教育部主導研究生管理工作的行政化體制相比較，西方國家的全國性學會是獨立法人，不受任何行政機構領導，活動經費靠社會捐贈和會員費支持，因此能夠更好地排除學科外部的各種干擾，根據本學科的發展方向和畢業生就業市場的變化合理地調整博士點布局和年度招生規模。

四、建立真正能夠杜絕學術抄襲剽竊現象的機制

在懲治和杜絕抄襲等違反學術規范行為方面，美國的全國性學會也十分有效。抄襲剽竊行為一旦被核實，學會公開宣布結果，當事人被逐出學會，所在的大學將根據這一結果做出非常嚴厲的懲罰，當事人如果是研究生將被開除，如果是教師將被解雇，終生再也不可能返回學術圈。

中國的全國性學會沒有擔負類似的職能，對抄襲、剽竊的舉報通常呈報當事人所在學校，即使舉報直接交到教育部，也會轉給所在大學，把核查處理的權利下放到學校。由于校內出現違反學術道德的學生和教師將對學校的社會聲譽和教育部評審結果有很大負面影響，因此事實上各大學領導都在極力庇護本校剽竊人，除非社會媒體或教育部施加很大的壓力，大多數舉報都是不了了之。此外，社會上甚至博士生群體對這種行為都有一定的容忍度(2008年9月中國科協的一項調查顯示，對一直以來都令社會不齒甚至憤怒的“學術不端行為”，分別有39%和23%的博士認為是“值得同情”和“可以原諒”的)。這種處理機制和社會氛圍使幾任教育部長宣布對剽竊行為“零容忍”的表態變成一句空話。

現在網絡信息豐富，要想從各類網站、電子出版物中獲得信息，拼湊論文和著作極為便利。近幾年一些學術期刊應用網絡進行論文查重功能，取得一定效果。但是即使期刊編輯部查出“較高重復率”而退稿，因為結果并不公開，作者也不會在學術界受到任何懲罰。

總之，長期以來大學院系和教師對于學生違反學術規范的行為不嚴格把關，個別教師甚至自己也抄襲剽竊，而這些行為又極少受到嚴厲懲處，客觀上使這些學術剽竊行為十分有效而且風險很小，這無形中給青年學生樹立了極其惡劣的榜樣。

推動國內學術界抄襲風氣的因素之一，就是教育部在大學評估體系中對學術論文數量的強調。評估辦法中最簡單的就是采用一個可以量化和比較的指標體系，在國內外學術期刊（SCI、EI、SSCI、CSSCI）上所發表的論文數量成為近十幾年來教育部對大學進行評估的主要指標。由于評估結果對大學領導們的升遷十分重要，同時評估排名向社會公布后對大學的聲譽也有影響，所以各大學千方百計地增加本校師生的論文發表數量。校內院系評估指標中有單位師生論文發表數量要求，博士生畢業和博士后人員出站都有論文數量的要求，教師評職稱有論文發表數量要求，研究生獎學金等級評定也參照論文發表數量。由于這些量化指標與師生們的切身利益相關聯，客觀上迫使大學師生們努力發表盡可能多的論文，關注數量遠超過質量。在這樣的形勢和氛圍下，又缺乏有效監督與懲戒機制，不僅會出現大量粗制濫造的低質量論文，出現剽竊現象也不可避免。

如果把懲戒剽竊抄襲者的責任從教育部、大學校長轉給全國性學會，有可能會更有效地加大查處力度。但是，如果不把現在評估指標體系重“量”不重“質”的風氣徹底扭轉，剽竊抄襲和粗制濫造的現象仍會繼續。

五、改革成果發表和學術評價體制，創造創新性學術環境

與教育和研究成果評估機制密切相關的，是一個國家的學術成果發表體系。現在國內的“社會科學類中文期刊表”列出了555種期刊。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收錄了1800多種世界最重要的社科期刊（SSCI）。從期刊結構上來看，這兩個體系有一個重要差別，就是“社會科學類中文期刊表”中有121種（占總數21.8%）是“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類”，都是各大學學報或地方社科院、社科聯主編的學術刊物，屬于涵蓋多學科的綜合性學術期刊。

這類綜合性期刊存在幾個問題。首先，盡管投稿論文評審也會吸收論文相關專業學者的意見，但是綜合性期刊的主編們各有自己的專業背景，不可能對其他專業的發展狀況和前沿議題有高水平的判斷，而主編和責編們在論文選定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有時是決定性的，這一因素無疑會影響論文評審和選擇的專業水準。其次，從事前沿研究的學者通常更關注本學科專業期刊，而不是綜合性期刊，愿意給本學科專業期刊投稿，與本學科同事交流，綜合性期刊的學術影響力因此大打折扣。

對這些大學學報和地方社科院辦刊物的數量進行壓縮精簡，也許是提高國內學術論文質量的選項之一。期刊總數減少，必然會提高論文篩選的進入門檻，提高刊出論文的學術質量。現在到“知網”上輸入一個關鍵詞，就會查到幾百篇相關的期刊論文，仔細查閱后發現幾乎沒有幾篇值得引用，既沒有新的可靠數據信息，也沒有深入的理論探討。這一現象對青年學生無疑起到極壞的示范效果。

相比之下，西方國家的社科期刊絕大多數都是各學科專業性的，通常由全國性學會或在本專業公認具權威性的某個機構（大學院系、研究中心）主辦，吸收來自全世界本學科最著名學者組成編委會，作者群和讀者群比較固定并集中于本學科教師、專業研究人員和研究生。社會科學專業期刊每期通常約有200頁，刊登6-8篇學術論文，每篇論文平均頁數為30頁，這些論文都有符合學術規范的完整結構、系統分析和學術創新點。國外學術期刊的匿名審稿人都是各自領域的學者，編輯對投稿是否刊用的影響力有限。

與之相比，國內期刊每期約有120-250頁，刊登10-30余篇論文，每篇論文約為5-10頁。有些論文篇幅很短，結構不夠完整，很難在對文獻系統梳理的基礎上對研究數據或信息開展深入分析，必然限制論文的學術價值。期刊編輯時常要求作者壓縮篇幅和減少注釋，以求每期多發幾篇，一些期刊向作者索要“版面費”。這些現象都說明，國內學術期刊的管理辦法需要進行改革和調整，進一步明確辦刊宗旨，使之真正成為推動學術創新、發表優秀研究成果的高水準學術平臺。

當然，國外的專業學術期刊也存在自己的問題，如對論文的結構與形式的要求過于“程式化”，如社會學期刊選登論文過于偏重復雜量化分析，一些研究重大社會現實問題的論文由于“理論化”程度低、研究方法“簡單”而淘汰。由于復雜數據分析和模式檢驗讓許多人看不懂，一些期刊實際上除了本專業人員外無人閱讀，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現實社會的真實變遷，對本國的社會發展和政策制定影響有限。真正的創新研究必須腳踏實地、緊跟社會前進步伐，及時抓住新出現的重大問題，探索社會發展的方向。

我們要遵循學術規范，但是不能將其教條化。我們需要從國外社會科學的發展進程中學習吸收成功經驗，同時不能“食洋不化”，應當在社會發展的實踐中探索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道路。

六、調整國內大學招生的“漢-少數民族二元結構”，加強中華民族凝聚力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參照蘇聯的民族理論和模式，我國在各少數民族自治地方建立以招收漢族學生為主的“普通學校”和以招收當地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民族學校”，民族學校以當地少數民族母語作為主要教學語言。同時，國家先后設立了十幾所民族院校，專門招收和培養少數民族人才。這些舉措客觀上造成我國大學漢族師生與少數民族師生之間存在“校園隔離”的“漢-少數民族二元結構”現象。從實際效果來看，這對促進各族師生的相互交流、相互學習和加強中華民族凝聚力十分不利。

盡管各國生活著不同的種族和族群，現代西方國家更加強調公民權而不是各族群的特殊權利，“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構建是同一的，如美國全體國民都屬于“美利堅民族”，黑人等少數群體是“美利堅民族”內部的“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ies）。在處理族際關系時，除了尊重少數族群的文化權益外，更加強調國家憲法和各族公民一律平等。自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后，美國廢除了學校種族隔離制度，通過“平權行動”等立法推動“校園多樣化”（campus diversity），積極吸收黑人等少數族裔學生進入美國頂尖大學，努力把最有才華的少數族裔人才培養為美國的國家精英而不是族裔領袖，這對改善美國歷史上遺留的嚴重種族矛盾發揮了積極作用。

2006-2009年期間，以哈佛大學為首的8所“常春藤名校”招收的少數族裔學生占招生總數的38%-42%，超過少數族裔在美國總人口的比例（31%）。以奧巴馬為代表的出身于哈佛名校的新一代黑人精英，在促進黑人對美國的國家認同、對“美利堅民族”的民族認同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我國藏族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0.47%，相比之下，近幾年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招收的藏族學生僅分別占兩校招生總數的0.15%和0.19%。少數民族優秀人才的培養，是促進少數民族發展、實現“事實上的民族平等”的關鍵。各民族大學下屬學科的專業水準無法與北大、清華等名校相比，學校的整體專業水準和學術氛圍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少數民族學生的發展。另外，少數民族博士生雖然人數已有一定規模，但是專業結構有偏差，主要集中在本族文字、本族歷史等相對狹窄的人文專業，理工科和社會科學專業中的少數民族博士生很少。少數民族博士生集中在民族大學校園、集中在與本民族相關的人文學科，長期接受蘇聯模式“民族”理論的認同意識教育，客觀上造成了年輕一代少數民族精英與漢族主流社會的多重區隔，這是當前我國民族關系出現一些問題的原因之一。

面對我國一些地區民族關系出現的嚴峻形勢和少數民族青年精英在國家和民族認同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如何加快調整我國大學中的“漢-少數民族二元結構”已成為21世紀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

可以采用的方法包括：增加各民族大學中的漢族師生比例，鼓勵普通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招聘吸收少數民族教師，增加招生中的少數民族比例，鼓勵少數民族研究生報考理工醫科和社會科學專業，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積極聘用少數民族博士畢業生，國家民委直屬的幾所民族大學轉由教育部直接管理，等等。如果從現在開始積極推動這些工作，幾年之內必見成效。

全文結語　　

從1979年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碩士生開始，我自己的學習過程和大學任教工作迄今已有37年，自1993年獲得博士生導師資格后，我先后指導了33名博士生。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的研究生學習經歷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北京大學29年的任教經歷使我感觸良多。我不是一個教育學專家，但是作為一個社會學專業的教師，我努力從自己的學習和教學實踐的感悟中思考如何改進和發展我國的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生培養工作。我希望本文介紹的信息可以對今后我國的博士生培養體系和方法的改進提供一些借鑒。

當然，我本人的經歷僅僅限于文科，甚至可以說僅僅局限于社會學和人口學專業，布朗大學不能代表美國其他大學，北京大學也不能代表國內其他大學，讀者在閱讀這些信息時切莫以偏概全，不同學科和專業的實際情況存在很大的差別，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

但是，我國的研究生培養工作確實需要改進。當前高度“行政化”的大學體制和以量化指標為主的教育評估體系對我國大學的長遠發展影響深遠，錢學森先生對我國高等教育所發的感慨對我是一次很大的沖擊。“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這就是錢學森先生對我國當前高等教育制度的整體評價，其嚴重性是如何評價也不會過分的。

我在本文中主要從自己的親身感受出發，試圖分析我國目前博士生培養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探討今后可能的改進措施。這二十幾年來，我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兩大領域：一是調查研究我國的民族關系問題，我稱之為“保底”，就是無論如何要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決不能走上蘇聯解體之路，我認為那將是中國13億各族國民的共同災難；二是教育問題研究。我在20世紀90年代組織了全國6大行政區24縣農村教育調查，進入21世紀后組織了民辦高校、校辦企業、中外聯合辦學、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企業與大學聯合辦學、雙語教育等一系列調查項目。國家的責任必將落在青年一代的肩上，青年一代如何成長，決定著國家的未來，因此我把教育研究稱之為“發展”。

一個“保底”，一個“發展”，決定了中華民族在未來激烈國際競爭中的生死存亡和發展態勢。鴉片戰爭后，中華民族一度承受了難以訴說的世紀苦難，今天國家雖然有所發展，但是居安思危，我們一刻也不能懈怠。

由于自己先后在美國學習、講學多年，對美國大學的研究生培養體制比較熟悉，對美國種族關系的發展過程也很關注，所以我時常在自己的研究中把美國作為一個重要的參照系，也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評。毫無疑問，中國與美國的發展歷史和國情很不相同，但是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和美國都面臨著如何團結整合國內具有不同體質、語言、宗教和文化傳統的群體的歷史任務，都需要加強全體國民心目中的國家認同意識。同時，中國和美國都面臨著如何加快科技發展和學術創新，把本國人才培養成為在科學技術、經濟發展等各項事業上能夠引領世界潮流的一流人才的歷史任務。

大學制度創建于西方并已有幾百年發展歷史，美國在人才培養方面的成就舉世公認，2014年諾貝爾科學獎獲獎者中美國人所占比例為47%，全世界排名前10位的大學中，8所是美國研究型大學。因此，我覺得中國的博士生教育能夠從美國大學的體制和培養方法中吸取不少有益的東西。一個民族只有善于學習才能進步得更快。（全文完）

（本文原刊于《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12期，原題：“如何回應‘錢學森之問’——中國的博士生培養體制應當如何改進”。略去部分注釋和全部參考文獻，正文經重新編輯并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