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錢學森（1911—2009），浙江省杭州市人，空氣動力學家，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之一，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中的錢學森向前來探望他的時任總理溫家寶表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從2005年起，錢學森多次這樣問前來探望他的溫家寶。此即“錢學森之問”。

2009年9月，溫家寶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學調研時說：“這句話他給我講過五六遍。……我理解，他講的杰出人才不是我們說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樣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們這些年甚至建國以來培養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確實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還不能說在世界上占到應有的地位。”2010年5月，溫家寶在視察北京大學時表示：“錢學森之問對我們是個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十多年來，社會各界人士對錢學森之問的思索從未停止。在以下文章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馬戎先生以自己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美國布朗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期間的經歷為線索，詳細比較了中美兩國在碩士生、博士生的錄取、培養、考核、答辯各個環節各自在制度上存在的利弊，并就提高我國博士生培養質量提出了殷切建言，包括：改革住宿制度、建立靈活的學籍制度、適當控制招生規模、建立能杜絕學術抄襲剽竊現象的機制、改革成果發表和學術評價體制等。

我們希望，馬戎教授的思考能對我國研究生培養工作的改進提供一些借鑒。

馬戎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族群關系、教育、人口遷移、邊疆社會變遷，近著為《社會轉型中的族群關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人口遷移與族群交往：內蒙古赤峰調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人口遷移與社區變遷：內蒙古赤峰調查（續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

一、國內大學的博士生錄取

前面已經提到，國內研究生培養體制沒有學生獲得碩士學位后繼續在校學習、準備參加“博士生資格考試”的學習階段。因此，國內大學的“博士生入學考試”和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博士生資格考試”的性質不一樣，學生準備考試所做的準備，在投入時間和精力的程度上差別很大。很顯然，美國申請參加“博士生資格考試”的學生在專業基礎和學術取向上都要明顯強于國內參加“博士生入學考試”的學生。

長期以來，國內大學博士生錄取經由統一閉卷入學考試，如本科、碩士生入學考試一樣，教育部規定了具體考試時間。博士入學考試有3門，以北京大學為例，外語由本校外語學院教師統一出題，另外兩門專業考試由本學科教師出題。博士入學考試的形式和專業試題在性質上與碩士入學考試相似，存在的問題也大致相似：（1）“一卷定終身”“錄取分數線一刀切”，學生在閉卷考試中的臨場表現決定了考試成績和是否錄取；（2）考生主要根據本專業教科書和以前歷屆考題備考，尤其是那些本科和碩士階段學習其他專業的考生，基本上通過死記硬背教科書備考。

“無論碩士和博士生招生，都有統一的課程考試，相關部門劃定統一的錄取分數線。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導師沒有多少招生權”。我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招生專業之一是“民族社會學”（民族關系研究），有些求知欲很強、專業基礎不錯而且精通母語文的少數民族考生，我很想招收，但是他們因為外語考試只比研究生院規定的錄取線低了幾分就無法錄取。另外有些學生三門考試成績都及格，但對具體專業領域缺乏理論基礎和感性認識，教師指導起來很困難。導師沒有招生選擇權，這是我在北京大學多年任教經歷中最感無奈的一件事。

近幾年北京大學一些文科院系開始試行新制度，在外語成績合格的基礎上主要通過面試錄取博士生，這是非常有益的改革嘗試。但是一次面試便決定博士生的錄取，與美國研究型大學復雜嚴謹的“資格考試”有很大差別。

從培養創新性人才的角度看，教科書與經典文獻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讀物。教科書是把學界公認的已有知識內容匯編進一個體系里，分章節來介紹相關知識的主要內容的一種著作。學生閱讀教科書可以獲得一個知識體系的基本輪廓，未來在寫作和研究工作中也可以援引和借鑒這些知識，但通常處于一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水準，而且對這些知識的理解可能受到教材編寫者水平和自身悟性的影響出現偏差。經典文獻則呈現了大師們的探索心路和論證過程，當讀者閱讀經典文獻時，實際上是在跟隨大師的心路足跡重溫他們的知識創新之路，讀者可以學習和領會他們的觀察角度、思維方法和分析邏輯，學到一點靈氣和悟性。換言之，不僅僅可以了解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在努力學習他們如何進行學術創新。只有認真系統地閱讀經典專著，我們才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并不反對學生看教科書，但是我認為教科書的唯一作用就是學生備考，以及偶爾查找一些基礎信息如某學者生卒年月或某本著作出版日期等。美國大學的研究生課程大綱提供的閱讀書目，除了方法論和統計學的經典教材外，其余的理論和專業文獻都是經典文獻（專著章節或有重大影響的期刊論文）。博士資格考試的開卷部分，要求答題時有系統的理論思維并援引經典文獻原文段落和出處，測試的就是考生對本專業經典文獻的熟悉和掌握程度。這樣的考試思路與國內博士生入學考試的實際情況差別很大。

二、國內大學博士生培養過程的環節

有些人認為“我國博士生教育制度是借鑒美歐經驗，并根據國情制定出來的”。需要指出，國內大學的博士生培養過程有幾個美國大學沒有的環節。

1.博士生綜合考試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生在入校后第二年要參加“綜合考試”。通常由導師提出兩道大題，一個是對本專業某個經典文獻的綜述討論，一個是“研究設計”，在題目發給學生一周后，組織5名副教授以上職稱的教師參加答辯式考試。專業方向相近的導師們從協作效率出發，往往把各自指導的博士生們安排在同一時間進行考試。北大的“綜合考試”在形式上多少有些類似美國大學的“博士資格考試”，但是形式與內容要相對簡單得多，有的學生準備得比較認真，有些就不那么認真。

由于這些學生在通過入學考試后已經正式成為“博士研究生”，明確了指導教師，由學校統一安排了宿舍和獎學金等待遇，因此，在學習期間取消這一身份是很困難的，不僅直接關系到學生的出路，而且關乎導師聲譽，所以北大社會學系從來沒有出現哪名博士生沒有通過“綜合考試”的現象。由于幾乎全體學生都能通過，教師們即使對學生的表現不那么滿意，至多在考試中把話說得嚴厲一些，極少出現學生被淘汰離校的現象，所以，中國大學的博士“綜合考試”完全無法起到美國大學“博士資格考試”的淘汰功能。換言之，在中國大學里，只要學生通過博士入學考試并正式成為“博士研究生”，或早或遲總能順利通過之后的各個環節、完成學業并獲得博士學位。

2.博士論文開題

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的培養過程中也有“論文開題”這一環節，通常在第四或第五個學期。由導師聘請3位副教授以上職稱的教師，對博士生提交的“開題報告”進行評議審核。這與布朗大學的博士生“研究設計報告”環節有些相似，但是聽取報告的聽眾范圍不一樣。出席國內博士生“開題”活動的通常只有導師及請來的3位同行教師和同門學生，而且每次安排多名博士生在同一個半天內先后開題，每人介紹和討論的時間有限。盡管參與的教師們在過程中也會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但是博士生在隨后的修訂過程中會吸收多少，實際上存在很大自由度，有時使得這一環節多少帶有“走過場”的色彩。

布朗大學社會學系的“研究設計報告會”每次1人，時間一般為一個半小時，面向全系各專業師生，而且外系師生也歡迎出席，會上提出的問題通常十分尖銳，這使博士生在質詢和討論中有很多收獲。在“研究設計報告會”后，導師會根據質詢中提出的批評與學生進行系統的討論，提出具體建議并監督學生對自己的調查設計方案進行必要的修改，這一修改有時會長達幾個月，只要導師沒點頭，這個環節就沒有結束。因此這個環節并不是一個“走過場”的程序，而是檢驗和提高學生“研究設計方案”質量的一個重要環節。

3.“預答辯”

通常在正式答辯前3個月舉行，博士生提交論文初稿，由導師聘請3名教授（通常來自本院系）對論文初稿舉行“預答辯”，導師可以參加預答辯委員會。在預答辯過程中，首先由學生簡略介紹論文的主要內容、創新點與不足之處，再由教師們輪流進行提問。在這一過程中，導師、參加“預答辯”的其他教授和答辯學生之間可以開展深入的交流，討論這篇論文如何進一步改進的思路和方法。國內大學的“預答辯”環節，對于發現論文存在的問題及提高論文質量是有幫助的。

美國大學沒有這個環節，通常博士生的指導委員會認為論文達到了期望的學術水準后，就組織安排正式論文答辯。對論文寫作的時間也沒有固定要求，有時可長達多年，什么時候導師滿意了，什么時候安排答辯。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的學制為4年，但根據實際論文的質量和進度，也允許提前或延期。但是導師和學生通常都按照4年學制安排選課和各學習環節，一般在第四個學年的最后一個學期，按照校研究生院的日程要求安排答辯。

4.發表論文要求

在申請正式答辯前，北京大學的博士生要向研究生院提交在國內核心期刊發表兩篇（有的大學要求三篇）學術論文的證明。一些學者指出：“不少‘985’和‘211’高校，一半以上的SCI數量是由博士生完成的。因此，高校要在SCI上競賽，就會將壓力直接分解給博士生，使之成為博士生畢業和獲得學位的一道關卡”。這是中國典型的“硬性評價指標”導致的制度設計，與這一要求對博士生在校學習和論文寫作的影響相比，大學校長們更加關注本校評估成績，因為這與政績及升遷密切相關。

美國研究型大學沒有這一要求，原因很簡單，美國學術期刊數目很少，如社會學、人口學等相關學科一共只有十幾種專業學術期刊，每期刊登5-8篇學術論文，教授們要在這幾個雜志上發表論文都困難，博士生能發表更是罕見。

國內南京大學的中文CSSCI人文社科類核心期刊有500多種，國內期刊登載的論文篇幅不長，通常一期可登幾十篇文章，所以全國在校二十幾萬名博士生想在這些期刊上發表論文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是這難免帶來其他問題：一是為了幫助學生發表論文，及時答辯畢業，導師往往要動用自己的關系向雜志推薦。這些雜志在接受學生論文時，考慮的并不僅僅是論文質量，還要考慮導師面子，甚至成為雜志向導師個人索稿的條件；二是一些雜志向學生收取“版面費”，這完全違背學術期刊的性質。

但最重要的是，這些仍然在校接受基礎專業學術訓練的博士生很難寫出有真正創新性的學術論文，因此大多數論文或者是文獻綜述討論，或者是簡單個案描述，這樣的論文發表經歷對于培養學生的嚴謹學風和創新性思維是害處多于益處。

5.論文匿名評審

在組織正式論文答辯之前，北京大學研究生院要求各院系組織對博士論文進行匿名評審，評審專家為5人，其中2位選自校外。匿名評審結果上報研究生院，各環節全部審查通過，由研究生院批準組織論文答辯。理論上匿名評審專家應由系里聘請，但是由于博士論文的選題范圍就學科而言涵蓋面很寬，每篇論文選題十分具體，實際上這些評審專家還是由導師建議。對于論文選題最熟悉的權威學者，其實還是導師最了解，而且有時也只有導師出面這些權威專家才肯參加評審。某個大學的博士論文送到校外同行專家那里，一看選題幾乎馬上就知道是該校哪位教授的學生，所謂的“匿名”實際毫無意義。

美國大學沒有這一程序，到了博士論文階段，論文選題應當是本專業最前沿的研究課題，而且與導師專長的領域密切相關。所以，即使把導師和學生的名字隱去，從某所大學社會學系送出來評審的博士論文，其他大學的教授們一看題目就會知道作者是誰的學生，否則這些教授就不是熟悉本學科的真正專家。因此，匿名評審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國內大學可以從客觀效果出發，考慮今后是否需要保留“匿名評審”這一程序。

6.碩博連讀

北京大學自2004年開始試行“碩博連讀”制度。碩士生在第三學期末，由導師推薦，參加院系組織的面試。通過的學生自第五個學期開始轉為博士生，為期4年。這樣，北大社會學系的“碩博連讀”學生可在年內得到博士學位，而其余的學生則需要7年（碩士3年，博士4年）。這有點像美國大學碩士“提前分流”。但有一個重要差別，就是國內的“碩博連讀”不要求學生寫碩士論文，直接轉入博士學習階段并著手考慮博士論文。“碩博連讀”所縮短的學制時間就是碩士論文寫作階段。

美國研究型大學社會科學專業的博士培養沒有省掉碩士論文，有一定道理。社會科學專業的理論探索、研究方法的掌握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無論是在課程閱讀中要求學生全面掌握本學科各領域的基礎經典文獻，還是在課程作業寫作中培養學生的理論邏輯思維和清晰表述，都是把學生逐步引入學術殿堂的必要步驟。盡管博士論文是學生掌握本學科知識體系和某專題研究能力的綜合體現，但是碩士論文可以被看作展示和鍛煉這一研究能力的初期練筆。美國大學要求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的選題必須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領域，這一要求必然推動學生去擴大自己的閱讀和思考領域。

譬如我的碩士論文選題是生育率研究，博士論文選題是人口遷移和族群互動，在這兩篇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對人口學的這兩大核心領域（生育、遷移）的文獻和經驗研究都進行了系統梳理，拓展了知識面。這就像美國大學要求博士生選擇自己研究專業的“主修”和“副修”，在博士資格考試中要展現自己對兩個領域知識的系統掌握一樣。國內“碩博連讀”省去碩士論文這個環節，實際上忽略了這一點。

國內博士生培養的一個重大缺陷，就是學生的閱讀和知識面偏窄。顧名思義，博士應當是博覽群書、除了本專業外在其他相鄰領域也具有廣博知識和研究能力的專業型學者。國內有些學生即使寫過碩士論文，但是博士論文并不變換選題，而是碩士論文的延伸。另一個現象是，一些博士在畢業后多年里，陸續發表的論文仍然長期集中在自己博士論文的相對狹窄的領域和專題，到大學任教后開設課程和講課時引用材料也局限于自己博士論文內容和引用文獻。

這些現象暴露的，正是學生在碩士、博士學習期間文獻閱讀和思考范圍的狹窄缺陷，這樣無法培養出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大師級人才。

三、學位論文答辯

北京大學博士論文的答辯委員會由5人或以上組成，其中至少2位校外專家。按照北京大學規定，導師可以參加答辯委員會，這樣答辯委員會人數為6人。但有些大學（如中國人民大學）不允許導師參加答辯委員會，導師不僅沒有答辯投票權，甚至不能列席答辯過程，以避免導師干擾答辯過程和結果。

布朗大學社會學系每年大約只有5-9位博士申請答辯，時間可以安排在任何時間，由導師和學生商定。每次只安排一位博士生答辯，時間約為2個半到3個小時，學生介紹論文、委員會成員提問，學生作答，之后委員會成員討論，時間相當從容。答辯結束后，導師將答辯委員會成員提出的各類問題與學生進行討論，提出論文修訂具體建議。一個學年內答辯的學生，都在該學年期末全校畢業典禮上領取證書。

國內大學博士生學習一般有明確學制期限，如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學習學制是4年，通常都在第四學年最后一個學期的6月安排該學年畢業學生集中答辯。由于每年約有20名博士生答辯，答辯委員會需要6人出席，所以通常由幾位導師將他們指導的博士生安排統一答辯，相互參加各自指導學生的答辯。一個上午通常會安排好幾名博士生答辯。由于時間緊張，有時論文介紹提問和回答甚至交叉進行，即一名博士生介紹了自己論文并聽取了委員會成員提問后，退到室外準備自己的回答，此時下一名博士生進行論文介紹。由于介紹、提問和答辯時間過短，有時答辯委員會成員甚至沒有充分時間提問，這就難免出現“走過場”現象。整體看來，國內博士生答辯過程時間與討論深度與國外研究型大學相比存在明顯差距。

四、博士論文抽查制度

鑒于國內博士學位論文整體質量不高，媒體和網絡多次披露出學位論文剽竊抄襲等惡性事例，近些年來教育部定期組織博士生論文抽查和優秀博士論文評選活動，獎勵優秀論文，通報不合格論文，目的是通過獎優懲劣，起到一定警示效果。

美國各學會（如美國社會學會、美國人口學會、美國經濟學會等）在年會上均會評選出本學科優秀論文，因為數量很少而成為學科內的殊榮。但是從來沒有組織全國性博士論文抽查以發現不合格論文。為什么呢？這是因為各大學下屬院系和指導教師在監督學生的學風和論文規范方面十分嚴格，如果某大學被揭露出一篇抄襲的學位論文，便會成為學界的奇恥大辱，會對學校聲譽和未來招生造成極其嚴重的損害。

20世紀80年代初布朗大學有一名美國白人碩士生被發現一門課程期末論文剽竊，被取消成績，限令碩士畢業后離校，今后不能參加博士資格考試。據后來了解，這名學生終生再也沒有機會攻讀博士學位，只能在其他行業就業。如果一名學生學風不正，教師在修課期間就能察覺，不會讓其進入博士學習階段。如果學生學位論文的前期實地調查或文獻調查結果不理想，很難完成高水準學位論文，自有導師嚴格把關。這是一部分學生始終沒有被導師安排論文答辯、最后放棄學位的主要原因。

我國教育部為減少不合格學位論文而推行的定期抽查制度，是針對各大學論文答辯及之前各階段未能有效防止不合格論文出現而采取的后期檢查措施。由于被抽查的論文數量有限，學生時常心存僥幸，即使被查出，懲戒力度也不大。目前這一做法不妨持續下去，但是從這些年抽查通報的實際效果看，對提高我國博士論文整體質量的效果非常有限。如果我國大學能夠從美國大學的博士生培養體制中吸取經驗，也許今后就完全不需要采用目前全面抽查“不合格論文”的做法。（待續）

（本文原刊于《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12期，原題：“如何回應‘錢學森之問’——中國的博士生培養體制應當如何改進”。略去部分注釋和全部參考文獻，正文經重新編輯并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