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位于中國南北海岸線的中心，是長江入海的咽喉要塞。

上海因海而生，憑海而興，借海而拓。古往今來，上海城市的發展一直受到海洋文化的滋養和影響。從海洋文化角度看，上海經歷了江南漁村、國內貿易港、遠東航運中心、國際航運中心等城市形態的變遷。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海洋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上海海洋文化的重要載體，是先民留下的寶貴文化遺產，在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軟實力和2035年建成“人文之城”的大背景下，深入討論上海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正當其時。

站在2022年新起點，澎湃新聞推出《上海的海·海洋非遺守“滬”人》專題報道，通過系列短片，帶領澎友們走進非遺傳承人的工作與生活，品味海洋非遺的韻味，求索“海”于上海的深刻意義。 

2021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對健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系、提高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水平、加大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普及力度等提出了切實要求。中共上海市委于2021年公布的《關于厚植城市精神彰顯城市品格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軟實力的意見》，明確了上海提升城市軟實力的戰略意義、關鍵愿景與行動規劃。在這些大背景之下，上海海洋非遺理應承擔起上海城市文化軟實力提升的使命，延續城市之文脈，培育城市之精神。

早在《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報告（2017）》中，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民俗研究室主任畢旭玲首次對上海海洋非物質文化資源進行了總結和梳理。她曾在論文中總結過保護和研究上海海洋非遺的三層意義：第一，海洋非遺中蘊含了上海人以及上海城市的精神特征，是上海進行國際文化大都市建設的重要精神支柱；第二，上海海洋非遺的保護和研究有助于樹立上海海港城市的歷史文化形象；第三，上海海洋非遺是上海國際大都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本和動力，更是當代上海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資源。也有學者提出，上海所具有的獨特的海洋文化特征與張力，決定了上海將逐步發展成為一座以海洋文化為原動力的國際文化中心。 

畢旭玲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深入分析了上海海洋非遺的傳承困境、對上海城市建設的作用、傳承形式創新等問題。以下為采訪實錄。 

澎湃新聞：目前上海海洋非遺的傳承困境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畢旭玲：上海海洋非遺傳承的最大問題就在于它們已經遠離了我們的生產生活。我在讀博士期間，曾經跟著導師去浦東三甲港做過一個調研。三甲港曾是一個很重要的港口，那邊還生活著很多漁民，于是我們對漁民展開訪問，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但我們發現，那兒已經沒有上海漁民了，都是江蘇或者其他地方的漁民。這從側面反映出，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其實很少再跟海洋發生直接的聯系，尤其是生產方面的聯系。生活環境的喪失，生產環境的喪失，這是導致海洋非遺傳承進入困境的最重要客觀原因。所以現在的非遺保護也非常需要學者參與，因為當海洋非遺失去農耕社會的生產環境后，其中蘊含的精神內涵、發展歷史很難得到現代人的理解，學者要對此進行挖掘、研究和闡述。我們需要了解非遺發展的歷史，在歷史中感受文化精神力量，以支撐我們自信地走向未來。 

澎湃新聞：既然上海海洋非遺已經遠離市民的生產生活了，那么保護這些海洋非遺的意義到底是什么呢？

畢旭玲：無論是發展上海城市軟實力，還是建設人文之城，文化和精神的力量都是支柱。這些支柱從哪里尋找？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尋找。不是史書記載的歷史，而是老百姓生產生活的歷史，海洋非遺其實就是這些歷史的表征。我們完全能夠從海洋非遺的內涵、形式以及它的形成過程來尋找歷史發展遺留在上海人身上的精神特質，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上海的城市精神。上海城市精神形成的過程是漫長的，也是和海洋密切相關的。海洋生活和生產，對我們的思想、精神、文化進行了形塑。上海的先民在臨海而居的生產環境中創造了眾多海洋神靈，積累了豐厚的海洋民俗。先民在與海洋自然災害作斗爭的過程中，在探索海洋資源的過程中，不僅創造了豐富而精彩的海洋非遺，也在非遺中注入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不畏艱苦，堅韌不拔”等海洋精神，并將它們刻在了上海先民的集體無意識中，形成了上海人精神的主要內核。對于上海國際化大都市建設的目標而言，城市精神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保護和研究上海海洋非遺，弘揚其中的海洋精神有助于發揚上海的城市精神。因此，保護上海海洋非遺的關鍵還在于對文化、精神與歷史的傳承。 

澎湃新聞：對于傳承人來說，他們要考慮如何讓這項非遺項目傳承下去。例如，國家級非遺傳承人談敬德將鑼鼓書與紅色文化相結合，創作出了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鑼鼓書作品。您如何評價傳承人的創新做法？

畢旭玲：除了結合紅色文化，談敬德老先生也創作了新冠疫情題材的作品，這是傳承人承擔社會責任的具體表現。我個人認為，非遺應該是為社會的發展、為國家的發展服務的，同時傳承人也要把握創新的“度”。比如說鑼鼓書，傳承人在創作的時候肯定要遵循一定的曲調格式，鑼鼓書有自身的成曲規范，至于鑼鼓書呈現了什么內容，這是傳承人的自由。特別是這類曲藝節目，它常常需要緊跟時代，反映時代的變化。我很認同談老先生的創新做法，我們也應該放手讓傳承人大膽創新。我們的海洋非遺已經遠離海洋生產生活的環境了，如果再不做一些改變，將來只能讓非遺呆在博物館。其實非遺本身也是歷經不斷變化與發展才流傳到今天的，體現了人民的選擇。保持“原汁原味”的非遺顯然不符合發展實際。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度開發而改變了非遺的核心技藝與理念。總之，我認為非遺要傳承下去，需保持其核心不變，但是它的外觀、內容形式、審美等都要與時代接軌，要為社會發展服務。 

澎湃新聞：在您參與編纂的《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報告》中，也曾聚焦長三角非遺一體化的問題。長三角一體化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那么上海海洋非遺應該如何乘這一東風，在“長三角非遺一體化”方面有所突破呢？

畢旭玲：“長三角”是地理上的劃分，在文化方面，長三角非遺一般歸于“江南文化”，它是一個文化自覺的群體。我們過去對江南文化的認識不夠全面，認為它主要產生于稻作區且遠離海洋。實際上，江南文化在發展初始就與海密切相關，它從來沒有離開過海。我們可以借助“江南文化”的概念，讓長三角地區的海洋非遺成為一個文化整體。大部分上海海洋非遺的起源與發展并未受到今日行政區劃的影響，如今，這些海洋類非遺應該突破行政區域的界限，形成整體保護優勢，而不是各區僅保護自己所屬區域的非遺，在此前提下，學者、傳承人、城市管理者、非營利性的組織和機構等應該各司其職。另外，上海海洋非遺也亟需“還遺于民”。 

澎湃新聞：您能具體說說“還遺于民”的理念嗎？

畢旭玲：非遺的傳承主體與保護主體都應該是民眾，民眾是非遺保護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中國的非遺保護運動從一開始就是由政府主導的。政府擔當保護主體的行為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非遺觀念得以迅速普及，但這也埋下了諸多隱患，形成了“政府是非遺保護主體”的誤解。一方面，非遺傳承人的主觀能動性不足，等、靠、要的行為明顯；另一方面，大多數民眾仍將非遺視為可有可無之物，沒有充分認識海洋非遺的精神、文化內涵。因此，必須改變非遺保護前期政府大包大攬的行為，將政府從主導、推動、執行等全能角色中解放出來，鼓勵各類企業、非政府機構、民間社團等分擔這些任務，推動非遺保護觀念深入人心，形成全民保護的社會氛圍。當然，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做出很多努力。但最重要的恐怕是政府自己首先要意識到民眾是非遺保護最重要的依靠力量，然后培育多元的保護主體，并主動放權，“還遺于民”。 目前“還遺于民”的可行途徑包括“非遺在社區”、“非遺進校園”等。非遺本來就是來自于民間的，然后再還回去讓它在民間生長。我們曾經有一個理念叫做“非遺進社區”，但現在我們不提“非遺進社區”。上海作為一個試點，正在探討“非遺在社區”。“在社區”是什么？就是請傳承人到社區里面向社區居民傳授這一項技藝或者這一項技能，那么技藝就在社區里面扎根了。因為“在”，所以“非遺”這顆種子能夠生根，發芽，生長。這個過程和以前的“進”不同，“進社區”是表演性的、展示性的。 

澎湃新聞：浦東三林中學就將國家級非遺項目“三林舞龍”列入了體育選修課，并成立了學生社團“舞龍社”。您如何看待“海洋非遺進學校”的意義？

畢旭玲：“非遺進學校”的活動有利于非遺保護的長遠發展，畢竟非遺傳承的未來是屬于孩子們的。“非遺進學校”最重要的意義其實不是把非遺技藝傳承下去，而是進行了非遺文化的普及，在小朋友的心中播撒一顆非遺的種子。培育熱愛非遺，保護非遺的社會氛圍，培養非遺未來的傳承人和非遺保護的工作者，都是從現在的“非遺進學校”開始的。這一非遺文化“火種”的播撒工作非常重要，現在必須要做。“非遺進學校”可能還不準確，很多非遺項目在學校的教育和傳承活動，都可以稱為“非遺在學校”。不過，非遺如何更深刻地與教育相結合，是目前上海非遺傳承與保護的重中之重。 

附

一圖了解上海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

 

海報設計：澎湃新聞 祝碧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