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所謂的立德、立功、立言給出了一個人的人生價值的判斷標準。《大學的改革》這套書以實錄的形式主要記載了穎一教授自2006年受聘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以來，這十年間對于大學改革的所思、所言、所行，讓各界得以全景式地了解作為經濟學家的他，除了對中國經濟改革作出重要建言貢獻之外，是如何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框架來指導、推動經濟學和商學教育改革乃至大學改革的。錢穎一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留美經濟學者中極少地讓我感到佩服的人之一，無論是他的人品、學問、思想，還是他的學術，都是出類拔萃、超人一等的，堪稱國家棟梁。

作為相交幾十年的老朋友和同行，穎一教授跟我有著相似的人生軌跡，從出國深造，到留美任教，再到回國搞改革，可謂是志同道合，我們對很多問題（無論是經濟問題還是教育問題）的看法都高度一致，常常不謀而合。穎一教授崇尚大道至簡，善于從錯綜復雜的情境中抓住最本質、最關鍵的問題所在，進而高度凝練而又不失深刻地給出帶有規律性的基本判斷，真正弄清了事物發展的路徑依賴和做成一件事情的內在邏輯和規律，這點極少人能做到。除了《大學的改革》這兩本書，讀者也可從他的另一本更早的書《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中看到他對中國經濟改革戰略和政策的簡單而又不失深刻的建議，非常具有前瞻性和可行性。這套書延續了這樣的風格，讀下來給人的感覺就是干貨很多，按照書中引言的說法，這些文章都是“用行動寫成的”。

穎一教授在書中對中國大學教育現狀和問題的刻畫，對問題原因的診斷以及結合清華經管學院實際所給出的行動指南，都非常準確到位，直擊問題要害。在這本書中，看不到社會上所盛行的任何官話、套話、空話，更看不到媚俗話。我很認同穎一教授所說的，這兩種講話傾向背后的官氣和俗氣“都不是大學應該有的學府風氣”。在他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種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風骨，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以及一份對知識分子道統的執著和擔當，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業，這也是現代大學的基本精神。不夸張地說，他為中國經濟學家從事教育和做學問樹立了一個典范。

清華經管學院從某種意義上也是進入新世紀之后我全力投身中國經濟學教育改革的真正起點，盡管1999年受時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周濟教授的邀請，幫助其經濟學院設置了經濟學—數學雙學位班和課程設置等局部的經濟學教育改革（此間周濟校長曾有意邀請我擔任其經濟學院院長，但顧及各方面因素及條件不太成熟而婉拒了）。2002年，清華經管學院聘請了15位具有海外大學執教經驗的經濟學者為特聘教授，我是其中之一。穎一教授在這件事情上起到了關鍵作用，當時他也曾就首批特聘教授人選征求過我的意見。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書中也多處提及此事。之所以有這樣的改革探索，我想是受多重因素影響。2001年6月5日，清華經管學院前院長朱镕基在清華告別演說中提出殷切希望，指出“要把經濟管理學院建成世界一流的管理學院，一定要有一流的師資力量”。同時，隨著中國加入WTO迫切需要培養大批能夠接軌國際、參與國際對話的經濟管理人才，這首先需要師資隊伍的國際化。清華經管學院作為當時全國高校經管類學科執牛耳者，首當其沖應做出表率。

如同穎一教授在書中所說，這個特聘教授的創舉對中國經濟學和商學教育的影響是深遠的，許多特聘教授在隨后的十多年時間里先后進入國內各高校的體制內擔任院長，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新高潮。我本人是最早于2004年7月受聘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2014年6月我們曾結集出版了《中國教育改革：理念、策略與實踐——前沿視點“問切”與上財改革實錄》一書，系統梳理和總結上財經濟學院乃至學校多年來進行教育改革實踐的理念、思路、途徑、制度安排及其在各方面的探索。所以，看到這套《大學的改革》我不由產生一種惺惺相惜之感，因為同樣是十年磨一劍在不同的大學進行改革探索，辦現代一流大學有其內在客觀規律，是隔校不隔理，許多看法和做法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也同樣浸透著許多主事者、參與者、親歷者和大批志同道合者的心血，我深知個中酸甜苦辣。

整體上，《大學的改革》這兩卷本主要談了兩方面的問題：大學為何和大學何為。一個對應著改革的理念和目標，一個對應著改革的行動和舉措。穎一教授以研究轉型經濟學見長，他深知目標和過程的差別，對于如何在約束條件下通過一定的激勵相容制度安排來實現目標有系統思考，如同他在書中所說的，“既要有想法，也要有辦法，尤其要充分考慮各種制度和文化約束條件下的辦法”。也就是說，要改革成功，要做成事，做成大事，既要明改革之道，也要優改革之術，目標和過程都不可偏廢。這一點也是我在過去這十多年參與上財改革的一個切身體悟。這里，我主要談談書中幾個給我印象最深也最有感觸的地方。

第一，“大學為學生”的辦學理念。這是錢穎一在書中開章明義就提出的，滲透于諸多文章的字里行間，對此我高度認同。我在上財推改革也經常講，我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學生，是為學生服務的。中國古語有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大學的本然價值是培養人，且首先是育人，幫助大學生成人，其次才是育才，幫助大學生成才，“人”重于“才”。錢穎一認為，“作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個方面”，并將人的現代化視作價值層面的現代化。回過頭來看，錢穎一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與他自身的人文精神和人格魅力也是分不開的。清華經管學院如此重視學生基本為人方面的培育，令人欽佩。上財經濟學院凝練的“誠信、責任、包容、感恩、奉獻、榮譽”院訓，也是基于同樣的育人考量。

第二，教師是教育的根本推動力。朱镕基總理2001年4月27日在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到此點，并提出要吸引國際一流的師資。給我印象比較深的一個數據是，2002-2011年間清華經管學院招聘了98名教師，其中獲得海外博士學位的教師就達84人，尤其是2006年錢穎一受聘院長之后進一步加大了海外人才引進力度，這對學院師資結構的優化和完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我經常講，辦好一流大學應具備三個必要條件，一流的師資、一流的學生和一流的課程設置。清華經管的生源質量絕對是世界一流的，其關鍵瓶頸就是師資，這進而會影響課程。經過十年持續的引進和動態優化，清華經管的師資水平已經大大提高了。上財經濟學院的改革思路也是如此，將打造一流師資擺在改革的首要戰略位置，2005-2016年間，我們先后引進99人，其中海歸教師88人。

第三，要重視無用知識的有用性。錢穎一教授借用弗萊克斯納的文章題目《無用知識的有用性》（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所做的闡述非常精彩。其實，莊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說過類似的話：“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當今中國大學的管理者不知道這個基本道理，從研究到教學都太強調短期的有用性和功利性，忽視原創性的基礎研究。特別是一些人攻擊海歸學者在國際頂尖期刊上的論文發表“‘高端’但沒有任何實際價值”，這也是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作祟。大學的使命除了育人之外，就是創造知識。這些知識成果當然包括那些跟所在國現實問題很貼近的應用性、實用性知識成果，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那些具有共通性的人類一般問題的原創性、基礎性知識成果的創造，中國的大學要在國際學術話語權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進而未來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這是必要條件。否則，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對世界共性、學科共性的理論、工具及方法的原創性研究創新方面沒什么貢獻，不可能建成國際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

第四，以制度建設完善學院治理。大學治理最重要的是實現無為而治，最大限度地減少人治因素。大學教師都是高智商的教育者和研究者，不能像管理企業一樣去管大學，管腦力勞動者（現代委托代理理論中的道德風險和激勵的最優權衡取舍模型論證了這一點）。否則，只會管得越細越多，就越麻煩、效果也越差。而無為而治需要兩個先決條件：一靠管理團隊，二靠制度。其中，制度是根本，它是合理劃分學術、行政、監督之間的權力和責任邊界的依據所在。作為研究機制設計理論出身的錢穎一顯然也非常重視制度建設，重視規則（rule of law），清華經管學院形成了《學院制度框架要點匯編》《學院內部治理組織制度匯編》《學院外部治理組織制度匯編》《教師手冊》《職員手冊》等一系列制度匯編文件。我在上財經濟學院這么多年搞改革，也形成了20多萬字的制度文件匯編，這既是改革的一大成果，也是確保改革能夠得到進一步深化從而實現學院治理現代化的保證。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我堅信做事的宗旨就應該是公開、公平和公正，并且順序不能弄反。要做到公平，首先必須信息對稱，也就是公開，而要做到公正，必須要做到公平，即機會均等，從而（其理論依據是現代微觀經濟學中的公正定理）就可能會有一個既有效、公平，又穩定、簡單、少了很多麻煩的結果。

與錢穎一對教授治校提法的質疑一樣，我也一直認為這個提法很有問題，我們都認為應該是教師或教授（美國大學將助教授/講師、副教授和正教授都統稱之為教授）治學，而不是教授治校。當然，對教師/教授治學的具體內涵，特別是在中國教育現代化轉型改革下，我和穎一教授的看法也許不盡相同。我認為，教授/教師治學更多的主要體現在對個體教師的學術、教學和服務的評價和提升方面，如正教授對副教授和講師的考核和提升，及正教授和副教授對講師的考核及提升，而不是在學科建設方向的規劃及其改革的裁量權上，否則會發生屁股決定腦袋而否定其院長、系主任所提出的改革措施和學科建設大政規劃。實際上，這也是絕大部分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模式，至少在美國，院長、系主任或者由學術水平及其威望都很高的少數人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系主任主要處理日常事務。在美國這兩種體制并存，在無委員會的情況下，院長或系主任稱為department head，而在有委員會的情況下，院長或系主任稱為department chairman）有很大的學科規劃和改革的裁量權，而其他很多委員會主要只是起到咨詢和制定具體措施的作用。

中國大學的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正視改革的艱巨性，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論。因此，將一件事情或改革做成、做好，既要有想法、有勇氣、有擔當、有智慧，也要有憂患意識和危機意識，由此我提出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學院層面，必須以改革、發展、穩定、創新、治理五位一體的綜合改革治理框架去系統思考做什么、怎么做、誰去做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有一條主線是需要明確的，那就是要堅持“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方針去辦大學，絕不能故步自封，關起門來自我評價，一定要以國家戰略需要和國際學術水平來衡量。《大學的改革》這套書中的很多改革思路和舉措正是循此路徑，并且具有很高的推廣應用價值，相信對于推進中國高校的“雙一流”建設具有不可忽視的啟示意義，其中很多內容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后再看，也不會過時。

（澎湃新聞經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授權轉發，本文首發于《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