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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丁·斯科塞斯新片《沉默》講述的日本幕府禁教事件
小鮮肉安德魯·加菲爾德憑借《血戰鋼鋸嶺》一洗往日陰霾,重新回到觀眾的視野中。相較之下,同樣由他主演的另一部電影——《沉默》(Silence,馬丁·斯科塞斯導演)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說來也巧,這兩部電影都在講述信仰問題。在《血戰鋼鋸嶺》中,信仰最終戰勝了強大的世俗偏見;而在《沉默》中則正好相反。

這部電影改編自日本作家遠藤周作同名小說,講述的是兩個耶穌會傳教士聽聞老師費雷拉在日本經歷酷刑后“棄教”,于是他們不顧教會反對執意前往日本探聽真相的故事。加菲爾德扮演的年輕傳教士圣巴斯蒂安從長崎登岸,目睹日本幕府統治者用“踏繪”的方式搜尋天主教徒,抓捕他們并施以酷刑的過程。
圣巴斯蒂安被捕后,與負責抓捕教徒的日本官員井上筑后守政重辯論,又見到了棄教的老師費雷拉,最終在井上的威脅下棄教,擔任起為長崎奉行所搜檢外國商人攜帶基督教物品的任務。

總體來說,電影基本遵循了原著小說的敘事結構,用緩慢的鏡頭和陰暗的色調呈現出禁教時期日本基督徒的壓抑和痛苦。據遠藤周作在小說后記中說,這個故事的原型是一位名為鳩杰貝·凱拉的神父,刻畫的是17世紀初日本幕府時期的禁教事件。
如果我們越過電影的畫面,把視野從主角圣巴斯蒂安身上向外擴展,去看一眼那個將巨浪送上日本長崎海灘的大時代,為何從1549年耶穌會士沙勿略登上日本國土傳教,僅僅不過百年,就在德川幕府時期陷于“沉默”呢?
天主教傳入日本的時期,正值割據混戰的戰國末期。在“下克上”的風潮中,各地的大名拼命追求權勢。尤其是日本九州等地與明朝貿易往來密切的大名,從13世紀中葉開始就到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和海上搶劫和開展走私貿易。在明朝打擊倭寇和停止勘合貿易的情況下,他們這種外向型的經濟形態急需新的突破口。正在這個時候,葡萄牙商人來了,同時帶來了十字架。為了追求海外貿易帶來的經濟收益,這些大名都對天主教表示歡迎。

沙勿略剛到日本就被摩薩的島津貴久留了下來,他三番五次表達想要上京的念頭,都被島津以戰亂的理由極力挽留。后來他才發現原來是因為只要自己在摩薩傳教,葡萄牙商人就會來進行貿易,貿易額與當年明朝勘合貿易的金額相當。后沙勿略堅持離開,同樣受到領主松浦隆信、大內義隆、大友義鎮、大村純忠等人的歡迎。
讓日本領主垂涎的還有葡萄牙人的火器。這種先進的武器隨著葡萄牙人一來到日本就立即在爭霸戰爭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成為各大名競相追逐的利器。1575年,織田信長和德川家康聯軍在長篠會戰中擊敗武田勝賴,就動用了3000支火槍。

天主教在傳入日本之后,受到了飽受戰亂之苦的下層民眾和一些大名的歡迎。日本佛教在戰國時代過于介入政治,已經名聲狼藉。天主教宣揚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死后要接受審判的教義,以及創設醫院等福音事功讓它在民眾中有很強的吸引力。戰國后期實力最強的大名織田信長長期和一向宗、石山本愿寺等佛門反對勢力較量,他也希望能通過天主教的傳播來分化、抑制佛教勢力的蔓延。甚至,他在與荒木村重與石山本愿寺的聯軍作戰中,派出傳教士奧爾甘迪諾游說荒木村重手下的切支丹城主高山右近,威脅他若不開城便將傳教士釘死在十字架上。高山右近在無奈之下只好歸順了織田信長。

開展貿易、獲取武器和爭取教徒(大名)支持,這是日本大名支持天主教的三大原因。在這些掌權者的庇護下,天主教在日本迅速發展起來。
不過在順利中已經埋下了悲劇的種子。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播太過于依靠當權者的支持,日本是一個神道教的國家,一旦封建統治者不再需要,或是找到更好的替代品的時候,天主教這種外來的宗教就很快遭到滅頂之災。
在織田信長死后,豐臣秀吉掌握了實權,日本進入桃山時代。1587年豐臣秀吉平定了九州,逐漸接近全國統一,佛教僧團也承認了他的權威。這時,以長崎為據點的天主教勢力就成了豐臣秀吉不可忽視的政治勢力。他對切支丹大名的代表人物高山右近說:“切支丹在具有身份的士兵和諸侯之間廣泛傳教,這不是我樂于見到的。為什么在切支丹之間有超過兄弟感情的強大的團結?這必定會對安定的天下帶來災難。”當時,在豐臣秀吉手下已經有高山右近、黑田官兵衛、小西行長、宇喜多秀家、蒲生氏鄉等手握兵權、能征善戰的切支丹大名,這些大名團結在十字架下,對以傳統血緣為紐帶的日本封建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隱患。
令豐臣秀吉更為不安的是,高山右近因不肯放棄天主教而被奪取兵權,卻沒有因此感到悲傷和痛苦,反而認為經受苦難可以驗證自己的信仰。這種不圖功利、一味犧牲的精神非常可怕,不僅意味著豐臣秀吉已經無法用世俗的利益去收買切支丹大名的效忠,一旦遠在歐洲的教宗讓這些切支丹大名聯合起來反對他,這些人想必會非常熱切地響應吧。

于是,在處分了高山右近的1582年,豐臣秀吉迅速宣布了《伴天連追放令》。伴天連(padre)是葡萄牙語神父、祭司的意思,豐臣秀吉宣布將在20日內將所有傳教士全部驅逐出日本,同時沒收大阪、堺、京都等地的教堂,摘除船只和教堂上的十字旗,取下信徒脖子上的十字架,后因神父范禮安的游說才緩和下來,留下130名傳教士在九州地區潛伏布教。

1598年,豐臣秀吉在進攻朝鮮失敗后郁郁而終,接下來統治日本的是德川家康的幕府。鑒于與葡萄牙商人的豐厚貿易利潤,德川家康緩和了對天主教徒的鎮壓,于是天主教實力擴大,到1613年的時候全國教徒總數達到近40萬(一說200萬),教堂200多所,長崎甚至取代了澳門和馬尼拉,成為“遠東的羅馬”。
好時無多。1609年,荷蘭人來到日本貿易。荷蘭是新教國家,在貿易的時候并不附帶著傳教。于是,德川幕府找到了替代天主教的好搭檔。同一時期,日本發生了切支丹武士岡本大八和大名有馬晴信的瀆職事件。幕府以此為機,在1614年宣布全國禁教,驅逐傳教士,關閉教堂。家康死后,繼任者采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據統計,從1614年到1635年,慘遭殺害的天主教徒達28萬人之多。
封建壓迫和禁教激起九州地區教徒的反抗,在日本天主教避難地島原半島發生了起義。這一事件越發印證了幕府統治者對于天主教的預判,在撲滅起義之后更加殘酷地迫害天主教徒,基本禁絕了基督教在日本的傳播。

剝離掉主觀情緒去看這一片段,我們能不能這么認為:世俗政權的禁教,是它順應形勢最自然的選擇;而教徒則用殉難得到了心靈的滿足。誰也沒有戰勝對方,各自堅守著立場,僅此而已。
本文來自微信號“我還真的不知道”(id:really-dont-know),經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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