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本論》第一卷于1867年初次發表，至今已是150周年。這150年來圍繞著馬克思思想充斥著無數的討論，無數條入路卻揭示了一個基本現狀，若試圖繞開馬克思則很難有好的哲學。

“馬克思過時了嗎？”如果尋找的是文本具體細節與現實間的切合關系，那么這并非哲學的提問方式，否則大抵閱讀所有經典都是沒有意義的——亞里士多德關于物理學的看法、康德關于人類認識先天條件的論述無一幸免，但只是因為意識形態而強加的批判，必定少了“同情的理解”。問題在于，今日之人要想真正理解自己生活，就會發現它是由無數思想史中的概念構成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經濟-政治-文化”失去了它們，我們無法表述這個現代世界。

《資本論》

馬克思對于今日的影響幾乎出現在一切的領域。如在地理學領域，大衛·哈維（David Harvey）重新挖掘馬克思思想中的“空間”維度，將資本主義與城市研究結合起來；又比如在社會學領域，極富盛名的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特別注重梳理三大古典社會學資源（涂爾干的實證主義、韋伯的解釋的社會學、馬克思的激進傳統），從而提出自己的結構化理論；又如在政治學領域，拉克勞、墨菲（Laclau and Mouffe）依憑馬克思的理論提出一套影響深遠的意識形態理論；在文學理論領域中雷蒙·威廉斯、伊格爾頓（TerryEagleton）等深入探究美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還有時下熱門的奈格里和哈特（Negri and Hardt）可謂“為二十一世紀重寫了《共產黨宣言》”，探討人們如何組織群眾超越全球化情況下的“帝國”，開辟全新的共同體生活等等；更不用說，在國內各大媒體上大紅大紫的齊澤克（?i?ek）了。

凡此種種，如果真的想要走入馬克思，就必須走入到他艱難晦澀的原本中，走入到他活生生的思想史中，走入到他生活的那個時代。

馬克思寫《資本論》時低估了自己的拖延癥

《資本論》的誕生其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在大英圖書館中苦思冥想、精心醞釀、靜水流深，然后才最終誕生。的確，馬克思確實在圖書館中花費了大量精力研究經濟學，但那是在1850年~1851年期間，距離《資本論》的出版隔了15年左右。他的“敵人”包括時代本身、自己的拖延癥、貧困、疾病等無數因素。

這一年間他重新開始了1844年巴黎生活以后被迫放下的經濟學研究，1月研究稀有金屬、貨幣和信貸方面的著作；2月研讀休謨、洛克的經濟學著作和更多的貨幣方面著作；3月研讀李嘉圖、亞當斯密和流通方面的著作；4月，繼續研讀李嘉圖和貨幣方面的著作；5月研讀凱里、阿爾薩斯和經濟學原理著作；6月研讀價值、財富和經濟學著作；7月研讀工廠制都和農業收入方面的著作；8月研讀人口、殖民和羅馬社會經濟學著作。秋天，研讀銀行、農學和技術方面的著作。

總之，馬克思在筆記本上大段大段摘錄了約八十位作者的著作，并且在4月就預言自己花五個星期就能完成這部“經濟學”的巨著。所有的朋友都歡欣雀躍，比如拉薩爾說：“我將熱切地思考擺在我桌子上的把李嘉圖變成社會主義者和黑格爾變成經濟學家的三卷本巨著。”但他大概低估了自己的“拖延癥”。7月份時他收到了蒲魯東的新書《十九世紀革命的整體觀念》，立即展現出自己好斗的本性，轉移精力展開批判，寫著寫著就不得不放棄“經濟學”的寫作。

同時，整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是一個反動的年代，左翼激進主義不合時宜。到了1852年路易波拿巴復辟，建立起法蘭西第二帝國。馬克思將大量的精力又投入到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的寫作當中，極力批判抬頭的反動勢力，和這一場笑劇展開搏斗。隨后的幾年中，他迫于生計為《新萊茵報》、《人民報》、《自由新聞》撰寫了約100篇文章，很難再去問津《資本論》的問題。

1882年的馬克思

進入1860年代后，馬克思又與另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對立起來——俾斯麥。早在1843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他就清晰地意識到了當今普魯士制度的落后，以致他宣稱只有“德國哲學才是歷史的同時代人”。1862年俾斯麥以“鐵血宰相”的稱號上臺，并且打算借助工人階級來抗爭資產階級自由派。結果，國際工人協會的領導人馬克思又收到了對方邀請，要“利用我和我的大才為德國人民謀福利”。這一事件自然遭到了馬恩二人一致的譏笑。

有趣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手稿付梓后，從漢堡回倫敦的船上碰到了一個“神秘”的女士，并在書信中記載了這一奇遇。他出于禮節帶領對方去倫敦的火車站，卻發現距離發車時間尚早。“我像一個真正的騎士那樣建議送她到約定的地點......這樣我算到了沒，不得不和這位小姐一起消磨掉六個小時：我們在海德公園游逛了一番，又去吃了點冰淇淋，等等。原來她叫做伊麗莎白·馮·普特卡默，她是俾斯麥的外甥女。當她知道自己落入了‘赤色分子’手中之后，不勝驚訝。但是，我安慰她說，我們的會見不會發生‘流血事件’并平安無事地送她上了車。你想想看，這該給布林德和其他庸俗社會民主黨人一個那么好的把柄：我同俾斯麥有秘密勾結！”

寫作《資本論》前后大抵是馬克思生活最窘迫的時光

馬克思與燕妮的婚姻是他生活的中心。從1843年在克羅伊茨那赫結婚那天起，到1881年燕妮去世，這個中心始終沒有變。和所有老夫老妻一樣，這兩人也有爭吵不合的時候，正如燕妮寫道：“這是每一樁婚姻中的蟲子。”爭吵大部分都集中在錢上，有時甚至讓馬克思感到后悔。“對有著遠大抱負的人來說，再沒有比婚姻，以及用這種方式背叛自己所轉投悲哀瑣碎的家庭生活與個人生活更愚蠢的事了。”

1856年燕妮回特里爾的娘家時，卡爾寫了一封極其動人的書信：“大學的學習以及現代知識的自我教化，讓我們被許多不同的觀點包圍，還有猜疑讓我們變得渺小軟弱又猶豫抱怨，通過猜疑我們必然會注意到所有主觀與客觀的印象的問題。但是愛，不是費爾巴哈那種生物學意義上的人的愛，不是摩萊肖特的代謝理論的愛，不是無產階級的愛，而是被愛之人的愛，也就是你的愛，讓這個男人再次成為男人。”他拒絕用理論來概括這種愛，是與燕妮的結合使他果決堅毅，這種愛必須遠離一切的政治行動、學術評價與階級斗爭。

在寫作《資本論》的前后大抵是馬克思生活最窘迫的時光。他自述其家庭狀況1860~1863年接觸到了“資產階級悲慘生活的深淵”，三年之中不過做了關于他“經濟學”歷史部分的研究。1860年妻子燕妮幫助他謄寫《福格特先生》的手稿后立即病倒，經確證患上了天花，這可是重大打擊。此時，本來狹小的家中已不適合三個孩子居住。而馬克思除了照顧妻子外還要通過寫作新聞稿賺錢。在這艱難時期，唯一能使他心靜平和的方法是研究微積分。1862年是馬克思運氣的最低點，他為了躲避債權人不得不裝作還沒有從曼徹斯特的旅行中回來。到秋天馬克思甚至考慮到鐵路部門找工作，卻因為面試中嚇人的書法被拒絕了。

馬克思和三個女兒以及恩格斯的合影

他作為溫情的丈夫與負責的父親，對于妻子和三個女兒的關心可謂罕見，往往不顧現實的經濟基礎來滿足女孩子們的要求。他一直覺得，如果是男孩子的話受苦倒也沒什么，必須讓自己的女兒過上好生活。這一時期馬克思一家的慰藉只有恩格斯，他每年為馬克思提供100英鎊的援助，并在最困窘的時候無私地伸出援手。而在1864年后，兩樁遺產留給了馬克思，從母親那邊大概繼承了1000英鎊以解燃眉之急。

可馬克思和燕妮都從來沒有學會過理財。手頭稍微寬裕，一家人便搬遷到了莫丹那別墅1號，有足夠大的空間來養他們的兩只狗、三只貓和兩只鳥。每個女孩都有自己的房間，馬克思自己有一個很好的書房，可以俯瞰公園，這間房正是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第一卷的地方。

據馬克思的女婿記載，里面的書是按內容而不是按大小進行排列的，書角翹起，空白處寫滿了評論，字里行間到處作了畫線——“它們是我的奴隸，”馬克思說，“它們必須按照我的意愿為我效勞。”后來增添了兩件崇拜者庫格曼博士送給他的禮物，一件是奧特里科利的（Otricoli）的宙斯半身像，另一件是一幅掛毯，萊布尼茨曾在他的書房掛過。

新房很快耗盡了馬克思的資產。他又一次表達了自己宣布破產的想法，卻想起女兒勞拉即將成婚，希望她可以顯得體面而幸福，因而他竟用余款給女兒訂購了香檳酒和體操課程。在他50歲生日的時候，他痛苦地想起了母親的話：“小卡爾要是積攢一筆資本，而不是......該多好啊。”

馬克思對勞拉的男朋友拉法格也不無擔心，后者是一個流亡中的法國激進學生。馬克思很不愿讓女兒繼續過這樣的生活，他便寫信給拉法格：“我已經把我的全部財產獻給了革命斗爭，既然我力所能及，我就要保護我的女兒不觸上毀滅她母親一生的暗礁。”

馬克思竭盡全力保護自己的家人。三女兒小燕妮為補貼家計，擔任了附近門羅博士家的家庭教師，卻在獲得報酬時得到困難。一直拖了三年，直到他們意識到她竟是那個“為邪惡的公社運動辯護的愛挑起事端的領導人的女兒”。

《資本論》第一卷如何從手稿中誕生

《資本論》作為一部極其龐雜的批判巨著，光就手稿而言已是汗牛充棟。

第一個準備階段已可追溯至1857~1858年間，正式將問題研究聚集于政治經濟學批判。他先撰寫了《導言》，然后寫了諸章節的草稿，這批草稿現在常被稱作《大綱》（Grundrisse，來自于德文題目 Grundh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僅就列出的提綱來看，現行的《資本論》不過是基本內容的一小部分。該文本無論在思想上、風格上都有與1844年手稿的連續性（而非阿爾都塞所說“認識論斷裂”），里面深深鑲嵌著黑格爾的影響，甚至就里面草擬的經濟學計劃來看，可能直接來自黑格爾《邏輯學》的語言表達。用拉薩爾的話說，“把黑格爾變成經濟學家，把李嘉圖變成社會主義者。”關于資本的開頭章節，幾乎逐字再現了1844年手稿中的一些段落，關于人的需要、人作為類存在、個體作為社會存在、自然是人的身體、宗教異化和經濟異化之間的類比。此外再加上《巴師夏和凱里》、《七個筆記本的索引（第一部分）》等共同構成常說的《1857-58經濟學手稿》。后來在800頁之巨的基礎上，撰寫了《政治經濟學批判 第一分冊》，主要分析“商品”和“貨幣”。

繼上述兩個問題的分析后，馬克思開始對“資本”的研究，并寫作了一份對諸多筆記的索引。沒想到，手稿的寫作過程遠遠超出了原先的計劃，他轉而開始對價值理論史的梳理。相關手稿后來被考茨基命名為《剩余價值學說史》發行。

也正是同時馬克思對原來的計劃作出了改變，打算以《資本論》來代替六冊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并且將“政治經濟學批判”作為小標題從屬于“資本論”。如今的西方學界為了向資本論這一偉大的貢獻致敬，往往不會用On Capital的英譯來稱呼，而是選用德文原文Das Kapital。

《資本論》第一卷

之所以這部著作的寫作拖了十余年之久，一個很大的因素是馬克思好斗的本性轉移了注意力。繼《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后，他又陷入了犀利又刻薄的《福格特先生》的寫作中，只得再三拖延。而1864年經濟狀況好不容易改善卻又有新的障礙出現。他患上了癰（一種急性化膿性疾病），為了自我治療，他在英國大英博物館做了廣泛的查閱，嘗試服用不同尋常的藥物，例如雜酚油、鴉片和砒劑，每天都沖冷水澡。他甚至給自己做手術，“今天......我拿起銳利的刮臉刀（親愛的魯普斯的紀念品）親手切開了這個壞家伙。”

終于，在黎明到來的最后破曉時分，馬克思打算在諸多手稿的基礎上，整理出一份最好最清晰的版本，選取前面40%作為出版內容并大幅修訂，用他自己的話說：“德國的狗東西是按照篇幅來估量一本書的價值的。”故而在其中穿插了許多可讀性極強歷史敘述來擴充篇幅。

1867年，《資本論》（第一卷）就此誕生，在漢堡出版。在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又對這部作品進行了大量修改，然后在1873年推出了德文第二版，兩年后又推出了法文版。恩格斯在馬克思去世后重新整理、謄錄文字，不得不從19世紀60年代的手稿中尋找文字，隨后第二卷、第三卷在1885年和1894年分別出版，但從大的手稿角度看，第一卷是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之后撰寫。

《資本論》不是經濟學著作

馬克思從未宣稱這是一本經濟學著作，毋寧說它是一本展現經濟學內在缺陷的著作。馬克思在文本中繼續沿用了經濟學的術語，但本質上卻是以一種“內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揭示其內部的缺陷。他意識到經濟學領域流行著兩套常用的方法：（1）19世紀的實證主義者預設他們模型的各種條件，并用這種模型來解釋經驗的發現。（2）經濟學家使用較少數量的條件，制造出一個刻意簡化的真實經濟的模型，卻沒有把忽視的因素放回去。

馬克思為此才必須確立自身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建立一種奠基在具體的社會現實上的理論抽象。如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認為一件商品的價值是通過生產它所需的勞動量賦予的，即馬克思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問題在于，這種勞動價值運用于自身時就不成立了——勞動如何既能被估計，又能成為價值的衡量辦法。除非將商品價值和生產所需的勞動價值當作一回事兒。那么，資本家為了無止境的盈利只能支付勞動價值的工資來賺錢，勢必引向對剩余價值的剝削。

馬克思位于特里爾的出生地，現被改建為馬克思紀念博物館

因此，馬克思真正探討的并不是如何計算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而是深刻地去關懷身處在這樣一種對抗性關系中的人們究竟承擔著怎樣深重的災難。商品拜物教不是簡單地理解為拜金主義，而是物與物的關系對人與人關系的一種“遮蔽”——使得社會權力施暴的地方不再能夠辨識。直到今日，馬克思對社會權力的思考仍然擁有無窮的理論魅力。

哲學史會證明他的地位。盧卡奇后來從中繼承了“物化”理論將其視作一種遮蔽了歷史本質的意識形態假象；隨后還有本雅明將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視作具有靈暈（Aura）的意象，看看櫥窗中琳瑯滿目的商品，具有“膜拜價值”的同時也不禁引人喚起自己內心最深處的情感。“這里所說的就是商品本身……商品對一個經過陳列著精美昂貴物品的櫥窗的窮漢子低語了些什么。”因此，它既是壞的意象，也是能夠自我救贖的意象。再往后的發展中，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和各種各樣的思潮相互如何——后現代主義、弗洛伊德主義、彌賽亞主義等等，如鮑德里亞、齊澤克等人，都不外乎是從側面證明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絕對尚未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