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參加了斯坦福大學與北京大學共同舉辦的題為“印度—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安全”（Security in the Indo-Asia-Pacific）的閉門電話研討會（Teleconference）。在研討會上，美國太平洋戰區（PACOM）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將（Admiral Harry Harris）就相關問題闡述了美國的立場。

在論及朝鮮問題時，哈里斯稱朝鮮最近的導彈試射嚴重威脅了國際安全。他強調稱，朝鮮危機的惡化極大地威脅了美國盟國韓國和日本的國家安全。逾十萬的駐日駐韓美軍及其家屬人員的安全直接受到朝鮮核危機的威脅。因此，包含部署“薩德”在內的美國的安全行為都只是受到朝鮮方面的威脅后的“反應性措施”（Reactive actions）。進一步地，他表示美國并未與朝鮮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也就并不能對朝鮮形成直接的影響力。

在場的參會人員不無諷刺地說：“哈里斯居然強調朝核危機的惡化會威脅數萬美國駐韓駐日軍人及家屬的安全。美國作為域外國家主動在日韓兩國陳兵數萬威懾他國，然后反而稱這些美軍受到了本地國家朝鮮的安全威脅。這豈不是‘賊喊捉賊’？”的確，美國政府以及哈里斯這種美國高級官員早已將這種論斷視作理所當然。但要知道為什么美國政府如此心安理得，我們有必要就美國的海外軍事基地擴張史以及哈里斯本人的出生經歷進行簡單的梳理。

眾所周知，作為捍衛國家主權與國民安全的暴力工具，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軍隊基本都部署在本國領土或者領水內。在特殊情況下，特定主權國家的軍隊才會通過軍事演習、海外護航、軍事交流等形式進入其他主權國家領土或水域。即便在這些情況下，一國軍隊的對外派出也是短期性的或者說非常駐的（比如中國海軍在亞丁灣海域附近的護航行動）。

但恰如上文中哈里斯所提到的，美國僅在日韓就有數萬駐軍。這顯然意味著美國的軍事部署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不同。換言之，美國當今的軍事部署是全球性而非內部性的。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美國在世界70多個國家維持著約800個軍事基地及軍事設施、與數十個國家維持著軍事同盟關系并在超過150個國家有軍事存在。以美國國防部公布的官方數據來看，截止2016年年底，約有23.98萬的美國空軍、海軍陸戰隊等各兵種軍人及國民警衛隊、預備役等軍事人員常年駐扎在海外基地或者在世界各個角落執行任務。按照美國《國家》（The Nation）雜志的說法，美國海外駐軍的時間跨度、軍事基地的數量及駐軍規模毫無疑問為人類有史以來所有帝國、國家之最。

圖 1： 美國海外主要駐分布示意圖（統計人數包括作戰部隊及國民警衛隊、預備役等準軍事人員）*。作者制圖。

數據：The Defense Manpower Data Center,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7). Counts of Active Duty and Reserve Service Members and APF Civilians:By Location Country, Personnel Category, Service and Compon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mdc.osd.mil/appj/dwp/rest/download?fileName=DMDC_Website_Location_Report_1612.xlsx&groupName=milRegionCountry.

* 由于統計人數包含國民警衛隊、預備役等準軍事人員，所以諸如中國在內的國家也會顯示有美國軍事人員的駐扎。這表明美國向這些國家的大使館派駐了一定數量的武官。

為了落實其全球軍事部署及統籌協調其全球數百個軍事基地和數十萬駐軍，美國將包含本土在內的全世界（包括南北極在內）劃分為六大戰區：即本土的北美戰區（NORTHCOM），以及海外的中央司令部（CENTCOM）、太平洋司令部（PACOM）、非洲司令部（AFRICOM）、歐洲司令部（EUCOM）、南方司令部（SOUTHCOM）。相比于絕大多數國家僅僅將自身領土劃為不同的戰區，美國的全球性戰區劃分真可謂是“獨樹一幟”。

圖2：美軍各戰區司令部負責區域劃分示意圖。

來源：“Unified Combatant Command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Accessed April 5, 2016. http://www.defense.gov/Sites/Unified-Combatant-Commands.

前文中哈里斯將軍提到的太平洋戰區（PACOM）最早可以追溯至二戰結束的駐日美軍以及朝鮮戰爭結束后的駐韓美軍。恰如哈里斯所言，“太平洋戰區需要維護美國‘自好萊塢到寶萊塢’（From Hollywood to Bollywood）的國家利益”：即負責自美國西海岸至印度洋、東亞、南亞、東南亞以及大洋洲在內的防務。該戰區的軍事基地主要分布于日本、韓國和關島。據美國國防部國防人力資料中心（Defense Manpower Data Center）截至2017年初的統計，美國在太平洋戰區駐軍逾15萬，為其海外各大戰區駐軍人數之首。其中，包括作戰部隊和國民近衛隊、預備役在內的準軍事人員在內，美國分別在日本和韓國駐軍3.96萬人和2.38萬人，分別位居美國海外第一大和第三大駐軍目的國。

有意思的是，哈里·哈里斯上將本身即是因美國海外軍事基地而誕生： 1956年出生在日本橫須賀（Yokosuka），其父親是一名駐日美軍，母親則是日本人。哈里斯本人的日裔美國人身份以及其貌似強硬的言論使其一度頗受中國媒體界關注。

圖 3：2012年美國本土外各大戰區分軍種駐軍分布（單位：人）。作者制圖。

數據來源： Lostumbo, Michael J., Michael J. McNerney, Eric Peltz, Derek Eaton, David R. Frelinger, Victoria A. Greenfield, John Halliday, et al. “Overseas Basing of U.S. Military Forces:An Assessment of Relative Costs and Strategic Benefits.” Product Page.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13, p.20.

如上所述，這種全球性的軍事部署使得美國更像是“世界警察”而非一個捍衛美國國民安全和利益的現代民族國家。但如果對美國歷史有了解的人就知道，這并不是美國本來的樣子。早期的美國曾經在開國總統華盛頓思想的影響下長期推行“孤立主義”，對新大陸以外的國際事務并不感興趣。從獨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的150多年間，美國僅與巴拿馬一國簽訂有同盟協定。且直到1898年，美國在美西戰爭中擊敗老牌殖民帝國西班牙后才首次建立海外永久性軍事基地。

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美國的軍事部署開始發生根本性轉變，其海外駐軍的步伐也開始一發不可收拾。 二戰期間，日軍對珍珠港的偷襲令美國意識到僅僅將軍隊部署在國境內并不足以威懾和防止外國對其領土的攻擊。因此，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便開始責令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制定在戰后建設海外軍事基地的計劃。但這一計劃知道朝鮮戰爭也未真正落實。朝鮮戰爭的爆發意味著美蘇為首的兩大對立陣營最終實質性形成。為了持續地遏制蘇聯陣營，美國開始逐步落實這一計劃并在歐亞大陸和亞太地區興建各種軍事基地。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借助這些軍事基地在海外常年陳兵數十萬，并將其視作遏制蘇聯的“戰略前沿”（Strategic Frontier）。

冷戰結束后，蘇聯對歐洲的安全壓力解除，美國在歐洲地區的軍事部署也隨即削減。據統計，美國在歐洲地區的陸軍人數從1989年的21.3萬驟減至1994年的7.5萬人。與之同時，上世紀90年代初期，海灣戰爭、印巴沖突以及臺海危機的爆發導致中東、南亞和東亞安全形勢迅速惡化。在這種大環境下，美國逐漸將其海外軍事部署的重心轉移至這一更不穩定的“動亂之弧”（Arc of Instability）：即從中東、南亞到亞太地區等不穩定地區所構成的弧形地帶。

2008年前后，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基本結束、南亞安全形勢已經緩和。因此，新當選的奧巴馬總統就任后便力主從伊拉克及阿富汗撤軍并頒布新的《國防戰略指南》（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根據該《指南》，美國的海外軍事部署重心將從中東和南亞地區收縮并進一步集中轉移至亞太地區，此即所謂的“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2012年，美國時任國防部長列昂·帕內塔明確宣布，美國將會在2020年之前將其海軍力量的60%部署至亞太地區。作為兩洋國家，美國此前維持的亞太地區和大西洋艦隊軍力部署50%比50%的均衡局面。如果這種戰略調整成功，美國傳統的兩洋均衡局面將被打破。

二戰以來，美國的這種海外軍事部署的長期存在使得多數美國人習以為常并覺得理所當然。在美國政府以及不少支持美國全球軍事存在的人看來，美國的這種全球性軍事部署的存在除了是歷史遺留外，其戰略收益也顯而易見：

首先，在關鍵時期，美國各個海外戰區的軍隊會直接參與本戰區的軍事行動。比如其負責中東北非和西亞地區防務的中央戰區（CENTCOM）就曾直接參與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軍輕而易舉生擒薩達姆。在阿富汗戰爭中，美軍也借此直搗喀布爾并成功擊退塔利班政權。在伊斯蘭國（IS）逐漸蔓延后，美國也曾利用其在土耳其中南部的印吉利克空軍基地（土耳其語：?ncirlik Hava üssü）實施轟炸。

其次，威懾及安全保障。一方面，數以百計的海外軍事基地能夠直接威懾潛在的敵國。另一方面，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的存在還能體現其履行對盟友安全承諾的決心，能夠給其盟友以信心。第三，在和平時期，美國常駐海外軍事人員還能與其他國家開展軍事演習、軍事訓練、反恐等安全合作，亦能與相關國家開展海上救援等非軍事性合作。

這些軍事基地的存在是否真的存在這些積極的戰略意義呢？美國國內顯然有不同的看法。著名作家、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副教授大衛·維尼（David Vine）就曾經先后于2009年和2015年出版《恥辱之島：美軍迪戈加西亞島軍事基地秘史》（Island of Shame: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U.S. Military Base on Diego Garcia）及《基地之國：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如危害及美國及世界》（Base Nation: 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抨擊美國的海外軍事基地及其惡行。在《恥辱之島》中，維尼專門就美國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亞島上的秘密軍事基地進行了深入調研。維尼調研發現，英美兩國為了保證該軍事基地的絕密性而共謀將該島上的查哥先（Chagossian）原著民強制遷徙到毛里求斯和塞舌爾群島等地。背井離鄉的原著居民或者被迫流離失所、或者陷入持久的貧困。在其《基地之國》一書中，維尼則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分析了美國數百個海外軍事基地及設施的負面意義：比如激化地緣政治緊張并催生全球范圍內的反美情緒、美國通過這些海外基地與“獨裁者”展開合作的行為有損美國的民主理念、關島等當地居民有因此而永久淪為二等公民、滋生軍隊性暴力、破壞環境等等。

圖 4 《基地之國：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如何危害美國及世界》一書封面。

維尼顯然不是唯一一個從根本上否定和抨擊美國海外軍事部署的人。 2016年10月，《時代》（Times）便發表《為什么我們要關掉美國的海外軍事基地？》（Why We Should Close America's Overseas Military Bases）一文。和維尼一樣，該文痛陳美國海外軍事基地所帶來的諸多負面效應，并極力呼吁關閉美國的數百個軍事基地。

總結維尼等反對的觀點來看，反對美國繼續維持全球軍事布局的理由有五：

首先，給美國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安全負擔。美國的海外軍部署在往往以安全同盟的形式為前提。所謂同盟必定意味著“團結一個/批國家，對抗另一個/批國家”。各方一旦締結安全同盟，則締約各方必須共同應付所有締約方的安全威脅。恰如《北大西洋公約》所說的那樣：“各締約國同意對于歐洲或北美之一個或數個締約國之武裝攻擊，應視為對締約國全體之攻擊。因此，締約國同意如此種武裝攻擊發生，每一締約國……應單獨并會同其他締約國采取視為必要之行動，包括武力之使用……”。如此一來，美國既“朋友遍天下”也“敵人遍天下”。在特定情況下，一旦其任一盟國卷入戰爭，那么即便美國本土并未遭受任何威脅，美國也必須參戰以履行盟國義務。簡言之，過度的海外部署和安全同盟體系使美國承擔了過多的安全責任，并面臨被動卷入不必要的戰爭的風險。

其次，恰如維尼所指出的那樣，美國極富進攻性的全球軍事布局也極大地激化了地緣政治緊張。以我們熟知的朝鮮半島危機為例，如下圖所示，美國僅在韓國便有約十個主要的軍事基地以及2.5萬左右的常駐作戰部隊。鑒于美軍的這種進逼態勢，僅在咫尺之外的朝鮮難免擔心。在這種極不安全的國際環境下，朝鮮政府的一系列反常舉動顯然并不“反常”。

圖表 5： 駐韓美軍部署圖。

圖片來源：Lostumbo, Michael J., Michael J. McNerney, Eric Peltz, Derek Eaton, David R. Frelinger, Victoria A. Greenfield, John Halliday, et al. “Overseas Basing of U.S. Military Forces.” Product Page, 2013, Pp.27-28.

備注：第一排表示駐韓美軍空軍部署點；第二排表示陸軍部署點；第三排表示海軍陸戰隊部署點；第四排表示海軍部署點。

第三，并沒有起到預期的威懾效果。如上所述，支持者認為美國的全球軍事布局能夠對潛在的敵人實施戰略威懾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目的。以冷戰后北約東擴為例，作為冷戰兩極對立的產物，北約在冷戰結束后一度被認為面臨解散的風險。然而，在美國的主導下，北約不但沒有解散，反而在此后不斷東擴并直逼俄羅斯近鄰。上世紀末，美國為首的北約不顧俄羅斯的堅決反對強勢介入科索沃戰爭的行為令俄羅斯舉國震動。有鑒于此，剛被任命為代總統的普京簽署于2000年1月簽署命令通過了修訂版的《俄羅斯國家安全概念2000》（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2000）。該文件婉轉地表示“特定國家和特定政府間聯盟（intergovernmental associations）試圖削弱包括聯合國和歐安會（OSCE）在內的既有國際安全保障機制”。由于該文件是科索沃戰爭之后的直接產物，因此該文件中所謂“特定國家和特定政府間聯盟”其實就是指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集團。然而，作為冷戰后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顯然無視了俄羅斯的這種顧慮并不斷繼續推動北約東擴。在美國的援助和支持下，俄羅斯鄰國格魯吉亞不斷與俄羅斯疏遠并最終反目。2008年，俄格戰爭最終爆發，曾留學美國的格魯吉亞前親美派總統薩卡什維利流亡海外，國土面積本身就極小的格魯吉亞再次被實際分割為三個國家。

俄格戰爭后，俄羅斯再度修改國家安全戰略并發布了《面向2020年的國家安全戰略》（Russi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 2020）。該文件第17條開始明確指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仍然試圖將其聯盟的軍事設施向俄羅斯邊界附近地區擴張”，這種“試圖賦予北約以全球性功能（Global Functions）的做法與國際法規范背道而馳”，并認為這些對俄羅斯來講“無法接受”。然而，美國此后依然繼續無視俄羅斯的戰略顧慮并如出一轍地介入2013年底開始的烏克蘭危機。最終俄羅斯成功兼并克里米亞，烏克蘭也因此而陷入曠日持久的內戰。作為二戰以來極為少見的主權國家分裂及領土變更的地緣政治事件，“俄格戰爭”和“烏克蘭危機”極好地表明了美國主導下的北約東擴及其盲目介入地區爭端的行為并不具有預期的或者說美國政府所宣傳的那種威懾效果。

第四，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政治風險。以美日雙方關于沖繩基地問題的爭執為例，位于日本沖繩地區的普天間機場（Futenma）建于1945年，1957年6月30日基地移交美國海軍并發展為重要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空軍基地。由于該基地位于城市中心，戰斗機的飛行演練往往給當地市民造成極為嚴重噪音和空氣污染。1995年，美國駐沖繩士兵強奸當地少女的時間也引發了沖繩地區及全日本范圍內的游行和抗議。為處理這一危機，美國在與日本政府多次協商后同意重新選址修建替代機場并逐步從普天間機場搬走。由于日本政府的替代機場選址的名護市同樣反對機場的修建，新機場的修建遲遲未能進行。普天間機場搬遷的拖延導致兩國此后10年間一直就該問題爭執不休并一度成為雙邊關系中的敏感問題。迫于美方及日本國內方面的壓力，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即因處理不利而于2010年6月2日辭職。美國時任駐日大使卡羅琳·肯尼迪2014年2月訪問沖繩時亦遭遇沖繩民眾的游行示威。與之類似，美國在土耳其的軍事存在也長期困擾美土雙邊關系。美軍在土耳其1952年加入北約后開始入駐土耳其各地。隨著雙邊蜜月期的結束，美軍的一系列飛地的存在逐漸激起當地民眾的反感。1960年代末，土耳其民眾一度呼吁“美國佬滾回去”（Go home Yankees）。2016年土耳其發生軍事政變后，不少土耳其民眾亦認為該政變系由美國策劃和唆使，駐軍問題因此而再度發酵。

第五，美國海外軍事存在也給美國帶來了極為沉重的財政負擔。據蘭德公司初步統計，美國維持一個海外軍事基地平均需要5000萬美元至2億美元。而就人均而言，美軍海外軍事人員每年度約需要1萬至4萬美元。至于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的整體開支而言，美國參議院2013年曾就此而發布《關于美國海外軍事部署的開支及盟國貢獻的調查》（Inquiry into U. S. Cost and Allied Contributions to Support the U. S. Military Presence Overseas）的調研報告。根據該報告，美國每年度需為此支付100億美元的開支（其中百分之七十用于美國在德國、日本及韓國的軍事基地）。但在不少美國研究機構看來，這一數字顯然被低估了。以美國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的研究統計為例，該組織的一份報告稱，美國2008年至2010年間平均每年約需開支2620億美元來維持其海外駐軍及其軍事行動。二者的估值的巨大差異恰好體現了美國國內對美國海外駐軍的巨大分歧。

由于龐大的海外軍事基地和海外駐軍，美國整體的軍費開支也因此“突破天際”。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數據統計，自1988年以來，美國軍費長期占到全球軍事開支總額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間。自2000年開始，美國軍費開始因為數次大規模軍事行動而直線上揚。短短十年間，美國軍費開支由4147億美元陡增一倍至2010年的7580億美元，其2010年的軍費開支約占全球軍費開支總額的42.64%之多。此后，美國軍費開支開始小幅度削減。但直到2015年，其所占全球軍費開支總額的比例仍然高達33.87%。如果將美國與其他主要軍費開支大國相比，美國年度軍費開支幾乎約等于全球軍費開支前12位國家中剔除美國之后的后11位國家軍費之總和。此外就軍費占GDP的比例而言，美國2013年軍費開支占GDP的比例高達5%左右。而其核心盟國——韓國、日本及北約除美國以外的其他成員國的這一比例則低至2.5%、1%及1.5%。

圖 6：1988年至2015年美國軍費與世界軍費總開支對比圖（單位：10億美元）* 。

數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作者制圖。

* “世界”及“美國軍費”開支皆為左坐標軸；“美國軍費占全球總軍費”為百分比，是右坐標軸。此外，伊拉克、古巴、厄立特里亞、朝鮮、索馬里、蘇丹、敘利亞、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及前南斯那夫數據未計入。貨幣單位為10億美元，且為2014年美元計價。此外，世界總軍費中的1991年數據缺失。另外，“美國軍費占全球總軍費”的比例亦根據之前缺失的“世界”的數據計算得來。

圖表 7： 2015年美國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軍事開支對比。作者制圖。

數據：The Military Balance 2016. (2017). Retrieved March 9, 2017, from http://www.iiss.org/en/publications/military%20balance/issues/the-military-balance-2016-d6c9。

若以人均計算，美國公民的人均軍費開支也遠超其他主要軍費開支大國的公民的負擔。同樣是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據，美國公民2015年的人均軍費開支大約1854.4美元。而與之對應，其主要的盟友中的英國、韓國、德國、日本的人均軍費開支則僅為854、719.65、482.25以及322.62美元。同年度的俄羅斯以及中國的人均軍費開支更是低至454和156.21美元。換言之，長期遭受美國批評軍費增長過快的中國的人均軍費開支其實尚不及美國的1/10。

圖表 8： 2015年美國及其他主要國家人均軍費開支對比圖（單位：2014年計價美元）。作者制圖。數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面臨如此沉重的軍費支出，美國政府本身也并非毫無怨言。如上所述，作為美國的盟友，日本、韓國及德國軍費負擔遠卻不及美國。二戰以后，包括日本、韓國和德國在內的美國盟友在美國強大的安全庇護下迅速發展崛起，并成為不同時代經濟發展的經典案例。與之同時，美國自身卻因為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曠日持久的戰事而消耗了大量經濟資源。正因為如此，美國上世紀60年代末期，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開始公開呼吁其亞洲盟友（尤其是針對日本）應對自身的部分安全問題以實現“責任分擔”（Burden sharing）。冷戰結束后兩極格局瓦解，美國先后發動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等大規模軍事行動。這一時期的美國正處于“孤獨的超級大國”（Lonely Superpower）時期、且經濟形勢尚好。雖然其多項軍事行動耗資頗巨，但其對盟友的怨言相對較少。

隨著國內經濟的下行（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對盟國防務開支分擔不均的怨言開始不斷發酵。包括特朗普、希拉里·克林頓和桑德斯在內的2016年大選的數位候選人無一例外地抨擊日韓及北約（NATO）盟國未能切實履行國防開支必須達到GDP的2%的這一基本義務。在這其中，最終勝出的特朗普的觀點無疑更為鮮明。在其競選期間及成功當選后，特朗普反復指責日本、韓國等美國盟友“搭便車”（Free-riding）、并明確稱北約這一組織已經“過時”（Obsolete）。他還半帶威脅地表示如果其他盟友不自覺履行應有責任，那么“美國必須要準備好撒手不管，讓這些國家自己保護自己”。在其就職演講中，特朗普更是以美國總統的身份講到：“數十年來···我們一直援助他國軍隊卻讓我們自己的軍力消耗殆盡；我們一直捍衛者他國的邊疆但卻疏于看管自己的國門；我們在海外揮金如土卻坐視國內基建的頹敗沉淪”，并宣稱“從此刻開始，美國優先！”。

特朗普的一系列言論使其成為自二戰以來第一位明確地從根本上否定美國的全球軍事部署及海外軍事戰略的美國總統。長久以來，美國媒體以及外界觀察人士普遍認為特朗普的說辭多數只是出于競選需要而夸夸其談。但其就任后的短期內的一系列舉動表明，特朗普幾乎如實地逐條地履行著其競選宣言。

此外，亦有不少觀察者認為即便如此，這也僅代表特朗普的個人觀點。鑒于美國三權分立的政體，特朗普一人的政治意見恐難以完全扭轉美國長久以來的軍事部署。但恰如王緝思等著名戰略家所觀察的那樣，由于國力的相對衰落及數次軍事行動對美國經濟資源的巨大消耗，美國最晚自奧巴馬時期開始已經逐漸進入一個所謂的“韜光養晦”時期：即海外戰略收縮，并將主要精力放到國內的發展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特朗普所謂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遠非一時興起，也絕非其一人之“政治意見”。換言之，特朗普的外交戰略可以說是對奧巴馬政府既有戰略的繼承和發展。因此，在未來數年內，美國對其既有的全球軍事部署進行戰略重組將成為其對外戰略的“新常態”。

作者制圖。

數據來源：DMDC’s Defense Casualty Analysis System. (n.d.). Active Duty Military Deaths by Year and Manner:1980 - 2010 (As of November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mdc.osd.mil/dcas/pages/report_by_year_manner.xhtml.

作者曾于2016年前往與華盛頓隔波托馬克河相望的阿靈頓國家公墓參觀。作為美國最為著名的陣亡士兵紀念公墓，該公墓井然有序，漫步其中會不時發現新添的陣亡士兵的墳墓。公墓里行人熙熙攘攘。行人也許和我一樣只是慕名前來緬懷悲情的肯尼迪家族、或者吊唁那些壯烈犧牲的普通士兵。當然，不少的人更是專程前來追悼逝去的親人或者摯友。

作者不禁想象，作為發達國家，美國國內的生活可謂極其優渥，是什么驅使這些和我年紀相仿的年輕人穿上那一抹迷彩后遠赴那些刀山火海之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可以想象，這些陣亡的士兵中不少人一定和我年紀相仿，也一定有家中的親人、摯愛的朋友，當然也或許有還深愛他們的愛人！如此觀之，“美國佬滾回去”（Go home Yankees!）又何妨！

（作者聯系方式：longlin-wang@pk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