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那么，草原上會不會有凌駕時代、超越歷史的英雄，不僅創業建國，而且改變上述歷史模式呢？

李新峰：有，這就是十三世紀的成吉思汗。他的起家、壯大，主導游牧民族對全世界的侵略，對歷史的深刻塑造，是很難用宏觀歷史背景和各種客觀條件來解釋的。成吉思汗那不可思議的長期、巨大的軍事勝利，已經將領袖的權威由個人擴大到家族，所頒行的政治、社會制度終于得到整個游牧社會的認可。從此之后，游牧人凝成了內部高度認同的同一性群體，無論內部如何紛爭離合，無論外部遭受何等軍事打擊征服，草原游牧勢力不再面臨循環起滅的命運，而是隨時會在黃金家族的領導下整合起來。所以，明朝面對的草原勢力，生命力之頑強遠超前代。

澎湃新聞：除了來自草原的蒙古人之外，明朝還面臨來自東北森林地帶的女真人的威脅。

李新峰：女真人第一次入主中原是在十二世紀，這個出自東北森林的漁獵民族像凜冽的寒風一般地滅遼侵宋。后來，他們消散在漢地的汪洋大海與蒙古人的無差別征服之下，似乎這只是農牧對抗史的一段插曲。但是，明朝在對抗蒙古人的同時，卻對東北森林的潛在威脅憂心忡忡。朱元璋高度重視經營遼東，想方設法吸納盤踞東北的蒙古-女真混合群體。朱棣不惜重金厚祿，對女真部族廣行籠絡羈縻，甚至出現了航行至黑龍江口建廟立碑這樣匪夷所思的舉動。明朝在東北的慘淡經營，并不可能威脅到草原勢力，難以收到漢武帝開西域“斷匈奴右臂”之類的效果，只是純粹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對付女真人。所以，與漢唐宋相比，明朝在北方一直要面臨兩個敵人。國力強盛之時，或可行使一些離間、脅迫之策。但一旦國力衰弱，難免顧此失彼，甚至為應付一方而對另一方委曲求全。這種與北方民族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前歷代王朝從未長期面對。

在兩個世紀里，明朝以遼東都司為控制東北的橋頭堡，對接近蒙古的海西女真、接近朝鮮的建州女真，長期采取分而治之、鎮壓強宗的政策，將女真人一輪又一輪的崛起，扼殺在萌芽狀態。這項殘酷的策略如此成功，似乎女真人的威脅并不足以與蒙古人相提并論，朱元璋、朱棣的政策簡直有些小題大做了。但是，萬歷中期日本侵朝，明與朝鮮的武力皆遭重創，此前被此兩方鉗制的建州女真，突然從原有模式中解脫出來，居然最終滅亡了明朝。作為事后諸葛亮，后人只能說，明朝在東北的投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明朝必須應付兩個敵人的嚴重局面，確是事實。

北宋末年，內政腐朽，武力衰弱，因此女真人以雷霆之勢，乘虛而入。萬歷時期，女真人固然整合為強大的部族國家，但此時的明朝，絕非不堪一擊。中原漢地國家的武力強弱，關鍵不在武器是否精良、風氣是否剽悍，而在于國家榨取民力、調動資源的能力高低。在這一點上，明朝比宋朝要野蠻落后得多，從而也強大得多，很難想象一個外來政權可以用軍事手段滅亡明朝。北方民族政權在創業階段，需要迅速的、反復的勝利來支撐，而新興的女真政權，在關外與明朝相持二十五年，入關后又與各種前仆后繼的反抗勢力搏斗了近四十年。在此過程中，這個剛剛脫離原始狀態的群體，在以小敵大、以一制千的復雜歷程中，居然沒有因為內部紛爭和外部挫折而分崩離析，在其他北方民族史中常見的君位繼承危機、漢化危機，居然都一一化解。這樣的政治表現，簡直像蒙古人的軍事表現一般不可思議，而看似不可滅亡的明朝，就要面對這樣的敵人。

總之，明朝在北方邊界上，面臨兩大敵人的威脅。來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生命力空前頑強。來自森林的漁獵民族，看似可控，卻爆發出更可怕的力量。明朝國力雄厚、武力強大，版圖一度遠邁漢唐，但同時對付這樣的兩個敵人，也算夠苦命的。最終，明朝在頑強的生存斗爭中，流盡了最后一滴血，反而喪失了東晉、南宋那樣突遭毀滅而重整河山的機會。

澎湃新聞：朱元璋平定南方后，在1367年出兵北伐，不到一年時間就已經攻陷元大都，平定北方。而建國后的數次北征則證明，蒙古軍隊并沒有衰敗到不堪一擊的程度。那么，1367年北伐進展神速的原因何在？

李新峰：誠如所言，明軍建國前后的北伐，戰果之大、進程之速，近乎神跡。明朝的建國歷程，就算追溯到元末動亂，也只有短短十六年，明軍持續壯大、不斷獲勝的歷程，似乎過于平淡無奇。但缺乏戲劇性的歷程，正體現了戰果之輝煌，北伐戰爭格外順利、格外缺乏戲劇性，“進展神速”確是敏銳之見。

泛泛而言，明朝巧妙利用元朝的內部矛盾，制訂針對性的天才策略，直接導致了北伐“神跡”。但是，當時元朝的內部紛爭，局面撲朔迷離，像朝廷各勢力與軍閥重組、擴廓帖木兒眾叛親離仍征戰得勝，這些突發事件，絕非明朝可以及時得知并預先制訂策略。而官方宣稱朱元璋制訂的策略，與后來戰爭形勢演進嚴絲合縫，令人難以置信。《明太祖實錄》載，進攻張士誠前夕和北伐前夕，都是開會討論策略，都是常遇春以李逵式的姿態，叫嚷要直取平江、直取大都，都是朱元璋訓斥并提出穩重策略，眾人欣然接受，大獲成功。這更像是官方敘事的“套路”，而非事實。所以，北伐的具體進程，還是應該從形勢的即時演變與臨戰決策的角度去理解、評判。

澎湃新聞：如果讓您來做一道選擇題的話，那么，究竟是元軍打得差呢，還是明軍打得好？

李新峰：關于這個問題，不妨具體探討一下，

第一步。明軍集中二十五萬人，由江入淮，利用艦船優勢，溯運河而上。此時元朝強兵多在西部，明軍目標應該就是大都了。但明軍至下邳棄船，偏師沿原路北進，徐達率主力向東穿越沂蒙山地，攻取了山東。這應該是出乎元朝意料的。

第二步。明軍據山東，向西北威脅大都，但突然利用黃河的掩護，轉向西南，橫掃汴梁、洛陽，直至潼關。目標似乎為關中，又隔河威脅擴廓，不再進軍大都。至此，元朝無法判斷明軍意圖，關中軍閥與擴廓帖木兒皆只能徒勞地在內部調整重心，而不敢輕動。

第三步。朱元璋到汴梁與徐達會商后，明軍東還集結，在汴梁渡河，沿太行山麓向大都步步推進。明軍意圖明確，就是正面攻擊大都和擴廓。但行至廣平，全軍突然東轉，到臨清會合山東守軍上船，沿運河兼程北進，僅用七天就抵達通州。明軍避開了擴廓來自山西的威脅，而元朝中央政府突然陷入了絕境。

第四步。徐達在通州修筑了三天工事，才進攻大都，而元順帝已經率眾北遁，明軍追擊無果。在民間故事中，不乏徐達故意放跑元順帝的段落。這到底是徐達貽誤戰機？還是明軍按既定方針行事？還是過于順利故格外謹慎？無論如何，這靜默的三天，也是元朝想不到的。

第五步。明軍在北平，擴廓帖木兒在太原，遙遙相對。徐達南下真定，擴廓帖木兒北上大同，雙方互襲，而擴廓半途回師，雙方在太原相持，對明軍的真正考驗降臨了。但戰事進行得近乎荒唐：明軍派出精銳小分隊，夜襲擴廓營帳，元軍大潰。此前，徐達在北平留下三萬人，固守無虞，令放手一搏的擴廓陷入被動，此時，明軍以戲劇化的手段，花最小的代價，擊破了元軍主力。至此，北伐大局已定。

由此可見，明軍在北伐中的每一次抉擇，都以優勢兵力做出意外舉動，一步步化優勢為勝勢，幾乎兵不血刃占領了華北。如果回答上面那個選擇題，我的答案是：不是元軍太無能，而是明軍太狡猾。上述五步中，第一步和第三步，有朱元璋參與，而其他臨時決策，出自明軍統帥徐達。在明初官方敘事里，“徐常”并稱，副帥常遇春作為早死的傳奇英雄，形象鮮明可愛，主帥徐達則給人老成持重的印象，無甚亮點。但徐達死后，朱元璋親撰神道碑，其中有一句：“諸將敬若神明。”這種用語，就算劉邦對韓信，也不一定舍得使用吧。清修《明史》看不下去，改成“諸將奉持凜凜”，就空泛了。由此，可以想見徐達的實際作用。徐達接下來在關陜判斷失誤，導致慶陽鏖戰，后來在漠北敗績，永失消滅擴廓的機會，但此前在北伐途中，他環環相扣的高明策略，消泯了決死拼殺的篇章，簡直達到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境界。

將明朝北伐之神速，歸因于某個人的戰場決策得力，這很不上檔次。可是，這個話題的前提，是明朝實力強大、人心所向，而元朝腐朽墮落、內耗嚴重，所以明朝肯定獲勝。在此基礎上，來探討勝利何以來得這么快，這種有點兒“軍迷”、 “民科”嫌疑的問題，就不必動用弘大視野和深刻眼光，就讓它停留在個人在歷史宿命面前能發揮何等作用的層面吧。

澎湃新聞：與漢、唐諸朝信用職業將領不同，明代中后期與宋代類似，習慣于以文官統領軍隊，如于謙、王陽明、洪承疇等。原因是什么？而宋、明一般被認為是軍事上趨于保守退避的，兩者之間有什么聯系嗎？

李新峰：漢唐信用“職業將領”，同時有“出將入相”之說。當時并無明確的文官、武將之分，無論當朝論政，還是統軍作戰，對官僚的專業素養，沒有特別純粹的要求。宋代以來，隨著科舉制的推行，文武分途，方可將武將和文官加以對比。

軍隊中的各級將領，一般是積戰功升遷而來，但統率軍隊者，則并不必限于戰將。在決策、統籌層面，文官的知識水平與武將的人生經驗，各有千秋。如果文官統領軍隊，并非異常現象。而文官統領軍隊，也并不是宋明時期的基本原則。在舊體系崩潰、新體系建設過程中，往往是由武將統領軍隊的，例如南宋的中興四將，再如明前期的新舊數代勛貴集團。而在新的國家體制穩定下來之后，科舉制源源不斷地提供大量官僚人才，而武將集團的更新換代若無持續的戰爭勝利，即難以匹敵。所以，文官以基于文化素養的謀略，和對軍隊的管理控制能力，往往取代武將，成為統率軍隊的主要成員。

由此，文官統軍，與宋明兩代保守退避的國策并無直接聯系。宋明之外，清朝也是以文臣統兵的，如果說早期的洪承疇還是特例，中期的阿桂、福康安也不是武將，而后期的曾左胡李，更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文官任各級將領、沖鋒陷陣戰死沙場的也不乏其人，如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等等。文官統軍的力度，比宋明時代還要極端，我們總不能說清朝在這些軍事行動中是保守退避的。況且，保守退避背后的事實，可以是消極積弱、以秩序換效率，也可以是揚長避短、以防守對進攻。如果宋朝有前者嫌疑，明朝建防倭衛所、修長城、設邊鎮乃至江湖上熱議的“天子守國門”，則更多地屬于后者，幾乎不帶有負面色彩了。

提問中的三個人，的確是明代文臣處理軍務的代表人物。但于謙是朝堂之上的決策者，嚴格地講并非軍事統帥。正德時期寧王起兵，南贛巡撫王守仁匆匆糾集當地武裝，撲滅了叛亂。寧王叛亂蓄謀已久，卻一戰成擒，可見王守仁統兵之能。不過，這場戰爭規模偏小，想大也大不起來，而王陽明的軍事才能，就算后來在廣西，也未得到真正檢驗。而明末則是辨別文武統兵優劣的絕佳歷史現場。時值亂世，武將漸得擁兵自主，最著者如左良玉、祖大壽、吳三桂，能力皆頗為有限，而文臣統兵者如袁崇煥、盧象升、洪承疇、孫傳庭，則是公認的優秀統帥。特別是洪承疇，明代之時，在近乎無望的陜西，將曠世巨“賊”李自成殺得片甲不留，在松山前線，幾乎扭轉明清戰局，僅因遭受錯誤催戰才功敗垂成，而進入清代，兩度在滿洲勛貴遭遇重挫之際出山經略，大展宏圖，先平撫江南，后進軍云貴，大大促進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堪稱明清軍事史上的“兩朝領袖”。如此對比，可知文臣統軍，不但不是保守退避的思想作怪，反而是國家不拘文武、按制度選拔甄別最合適人才擔當軍務的自然結果。

統領軍隊，并非異常現象。而文官統領軍隊，也并不是宋明時期的基本原則。在舊體系崩潰、新體系建設過程中，往往是由武將統領軍隊的，例如南宋的中興四將，再如明前期的新舊數代勛貴集團。而在新的國家體制穩定下來之后，科舉制源源不斷地提供大量官僚人才，而武將集團的更新換代若無持續的戰爭勝利，即難以匹敵。所以，文官以基于文化素養的謀略，和對軍隊的管理控制能力，往往取代武將，成為統率軍隊的主要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