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Sixth Tone英文非虛構寫作大賽征稿期間，第六聲將陸續發布對部分大賽評委的訪談，包括他們對大賽主題“世代”以及對非虛構寫作的價值的理解。了解更多大賽相關的信息，歡迎訪問大賽網站。

周軼君曾是新華社的戰地記者。她開專欄、出書，作品《在埃及數駱駝》收入小學語文課本。2019年，她統籌、主持并導演的紀錄片《他鄉的童年》引發廣泛關注。

語言專業出身的她，自認為是“一個非常老式的編輯”，對中文書面語的簡潔和靈動有著苛刻的要求；對英文豐富詞匯的精準和干凈也深有體會。

在她看來，自己的世代比前輩多了一些懷疑精神，一些與不確定性共處的能力。下一代則成長乃至出生于豐富的科技產品之中，習慣了觀看與被觀看的生活。同時，全球化的停滯以及疫情的沖擊，也一定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們。

盡管世代看起來如此不同，但周軼君關注的是互相的連接。她希望看到新一代人將如何在歷史記憶之外，帶著自己的印記與世界發生聯系。

談到“中國故事”這一概念，周軼君與我們探討了她的思考?！扒∏〔皇钦f我們要拔著自己的頭發努力升上去，說我們有一種特殊的講述方式……應該叫故事里的中國，或故事里的中國人?！毕喾?，把書寫的權利交給大眾，記錄自己的行業、感興趣的事物，是她對大賽的期許。

以下采訪文字經過編輯摘選，英文翻譯版發表于Sixth Tone。

周軼君

在代際差異中尋找世代連接

第六聲：您怎么定義自己的世代？

周軼君：我是76年出生的，那是一個充滿變化的年代。如果要和80后、90后來比的話，我覺得70年代的人有一點點不同，似乎是完成了一個圓圈，就是一個對自我的認知的否定、再否定，重新發現自我之后，相對完整的圓圈。接觸了很多不同的價值觀。所以我覺得可能不是最有自信的，而是疑惑和否定最多的一代。比如說我出生的時候是高考剛剛恢復一年，然后改革開放，全球化，你剛剛認知一個東西，然后就會被刷新，會被打破，你慢慢會對很多的事情保有一種不輕易下結論的態度。

第六聲：您覺得像您的孩子這樣的下一代，會是什么樣的人？

周軼君：他們所經歷的我覺得最不一樣的東西，是科技產品的豐富。應該說從00后開始，他們在非常小的時候，可以說一睜開眼睛一看東西的時候，就對自己是什么樣子，非常清楚。我們小時候除了照鏡子，很少會看到自己的模樣。他們從小就已經習慣了被自己觀看，被別人觀看，其實從心理上行為上會改變他們。

當然還有別的變遷，比如全球化，到了00后、10后這一代，反而有停滯的跡象，變得可以說在很多地方不太受歡迎了。我想這個影響可能要在他們再長大一點才顯示出來。

第六聲：有一個您比較羨慕的世代嗎？

周軼君：就像考古的多個巖層，每一代顏色都不一樣。中國這幾十年發展特別快，代際差異可能比其他社會更顯著，但我恰恰感興趣的是巖層中間的漸變色，世代交際連接的地方。說80年代和90年代跟70年代截然不同，其實是有繼承的，改變也好，叛逆也好，一定會受上一代的影響。所以要看年輕人，我恰恰覺得要看他們的老人，他們的老一輩是什么樣子才塑造了下一輩是什么樣子。

第六聲：在英文語境下，有哪一代的中國故事是較少被講述的嗎？您會更多希望看到什么樣的故事？

周軼君：關于有沒有哪一代的刻板印象，我不能說我的閱讀量足夠下判斷。只能說我覺得有一些元素可能會重復出現，比如說像歷史傷痛，掙扎痛苦的東西，我覺得看到還是蠻多的。而目前還沒有看到的，就是走向世界的這一代，他們可能沒有經歷過像上面我說到的那種痛苦和掙扎，那么他們與世界的遭遇是什么樣子的？當中怎樣發現差異與共鳴？

2007年，周軼君在工作中。圖源：豆瓣

從“講中國故事”到“講你的故事”

第六聲：可否跟我們的寫作者分享一些您的寫作習慣？

周軼君：我的寫作習慣不算太好。我見過的習慣比較好的人，其實沒有別的，要在固定的時間里固定去寫，然后不間斷地寫。還有一點是他們都不像我話那么多，而重觀察。

朋友說我的觀察就是特別喜歡偷聽別人說話。咖啡館、餐廳，我總經常去有意無意聽鄰桌的人對話，真的像戲劇一樣。

一個好的非虛構寫作者，首先應該是好的聆聽者和觀察者。

第六聲：我們的slogan是tell your China story。想聽聽您的看法。

周軼君：只是我個人的想法，供探討。實際上什么是中國故事，其實是故事里的中國。比如說，寶萊塢的故事，那個叫印度故事嗎？還是叫故事里的印度？所以我覺得不必要特別拔高，上升到一種特別的講述方式，一種叫做中國故事的東西。 而是說，it's your turn to tell your story。

第六聲：作為一個多媒介生產工作者，您覺得寫作相對于其他媒介，它今天的獨特價值如何？

周軼君：我覺得這個頭銜非常好。非虛構一個特別好的趨勢，就是把寫作從所謂作家記者的特權中解放出來。只要一些基本的培訓，就可以讓不同行業的人去寫他們自己的故事。他們自己拿起筆來寫的時候，完全原生態，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有解放的意義。

至于寫作的獨特性，很難講。相比影像，它的信息量大，靜靜地呆在那里，需要和給予受眾思考的空間也更大。

第六聲：您做戰地記者的時期，視角是更在地化的；后來做紀錄片，包括做節目，就會有一些比較的意識，會關照我們自己的問題，感覺是跟中文語境越來越貼近的。您自己怎么看待這種語境的轉變？

周軼君：你的觀察非常對。這個跟中國的影響力在這10年、20年當中的變化關系密切。我 2000年第一次出國，去埃及留學，當時還寫過一篇文章，叫“在金字塔下尋找中國故事”之類的，那時候我印象中中國的故事實際上無非是中國制造，大家覺得中國是一個遙遠的國度，在我們這里賣一些小商品，對中國人直接的感受，就是可能不特別融入，跟我們交往不多，但很友善，僅此而已。

后來逐漸地，我從國際報道的角度，看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份量。非常巨大的變化。跟歐洲一些人士做訪問，他們自己都感覺到一種力量對比的顛覆。

包括民間層面，哪怕你到委內瑞拉，他們告訴我有一些村子還沒通電，中國人已經就已經去開小商店開超市，這種生命力太強了。

所以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多向你走過來，你實際上不得不仔細地觀察它。

這個過程中，我發現我雖然是一個中國人，但也需要不斷去再審視我的國家。方方面面，你都要重新去做功課。

采訪：蔡依紋 傅蓓夢 謝安然

轉寫：李懿娟

編輯：智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