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后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重寫文學史”的口號提出以來，以“世紀”為時間跨度的整體觀已成為重要的敘事視角，而“重寫”本身也不斷被重寫；無論在視角上或方法論上，問題的展開早已超越出破除政治決定論和文學進化論而進入了紛繁復雜的歷史場域。進入新世紀之后，對“重寫”的反思疊出，如把國家話語、政治想象等可能被弱視的因素重寫拉回研究視野之中的論述，以及對革命敘事的重新挖掘，盡管其中時有夾雜著“左派”回潮之象，但無論如何都是值得思考的議題。在走出大敘事、“走出五四”之后，現代文學史研究自然要匯聚在更廣闊的歷史語境中進行，文學與社會場域的打通自屬必然。在近十多來年的現代文學史著述中，荷蘭學者賀麥曉（Michel Hockx）的《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志（1911-1937）》（陳太勝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11月）所運用的文學社會學方法和研究視角的切入及其成果頗為值得關注。

首先，何謂“文體問題”？“文體”（style）作為該書的核心概念遠遠超出了常見的文體學范疇，它“指的不僅僅是語言、形式和內容的聚合物，而且也是生活方式、組織方式（像在社團中）和發表方式（像在雜志中）的聚合物。我相信，這些聚合物，常常可以從民國時期文學共同體的成員中辨認出來，而且也是差異形成的基礎。在這樣的情形中，我認為，文體這個概念比其他任何嘗試區分文體的文本和非文本因素的概念都更具實用性”。作者解釋說，支持如此使用“文體”這個概念的是他的研究方法（文學社會學），還有在中國傳統中“文體”和“體”的術語使用以及在民國語言中這兩個概念所帶有的清晰的社會意義（14頁）。

布迪厄

作者承認是布迪厄的“習性”（habitus）概念啟發了他，只是沒有使用“習性”而是選擇了更能適應研究材料的“文體”這個術語（13頁）。我們知道在布迪厄那里，“習性”這個從“文學場”中衍生出來的概念含有感覺、認知、判斷和行動之意，是對個體如何進入“社會化”的文學實踐的濃縮。在“文體”這個概念背后，作者最終提出和試圖解決的真正“問題”是：“中國現代的文學共同體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它如何保持自身同別的共同體之間的差異，以及成員內部存在的差異？”（第1頁）與運用文學社會學的方法論相比，以“文體”作為核心問題和論述視角無疑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它使文本分析、個人生活方式、文學體制和社會場域多重研究融為一體，在文學與社會學之間建立起堅實的聯系。

其次，作者對研究范式轉換的理解使“文體問題”的重要性更顯突出。與對現代文學經典的形成研究的批判性反思不同，該書的主旨并非重新質疑“五四”傳統在所謂的經典化進程中被賦予的主導性地位，因為在作者看來這種研究只是具有重要的知識貢獻但沒有導致研究范式的轉換?！昂喍灾搅藨撛谥袊F代文學研究中拋棄‘五四’范式的時候了”（第5頁），目的是從嚴謹的歷史視角出發，描述和分析文學創作與接受進程，讓真實的文學實踐及其社會生產圖景呈現出來。這里涉及對“五四”傳統敘事的認識問題，作者顯然無意于作簡單化的反對或辯護，而是以其對“文體問題”的研究作為走出“五四思維”的范式轉換實踐。

在我看來，上述關于“文體問題”的兩個層面在二十世紀中國藝文史研究中具有更為普遍性的范式意義。在“文體問題”之下，發揮著體制功能的文學社團和傳播其成果的文學雜志互為表里，共同構筑著一個多元、競爭、變化和持續性的文學共同體。同時，上述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結論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實踐中，傳統的文學慣例和價值仍然廣泛存在。

就我的研究領域而言也存在同樣的情況，現在已有不少研究者認同，過去從“美術革命”到“左翼美術”的歷史敘事僅僅是在傳統主義、現代主義、寫實主義和大眾主義等多元格局中的一種表述，同時存在的是一個由美術教育機構、畫家團體、畫展、畫報和商業海報等共同構筑的現代美術共同體；需要展開探索和論證的是那個象征著范式轉換的核心概念——更適應圖像與視覺生產的“文體”或者是“畫體”。在閱讀方式上，賀麥曉強調必須從原初語境中閱讀早期的中國現代文學，例如從原版雜志中才能看到真實的文本語境，才能通過平行閱讀的策略獲得極為豐富的體驗（166頁）。在美術史研究中的原初語境就是原版畫報、展覽會現場、教學檔案、寫生現場等等，只有這樣才能回到歷史語境中認識圖像文本的審美意義和價值。

對關注現代文學場域中的政治性因素的讀者來說，該書第六和第七章分別從文學批評與出版審查制度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觀察角度。從流行于民國文壇的“罵”中，作者既注意到像西式表達符號作為工具這樣的細節（207頁），更從整體上得出重要的研究結論：“盡管1930年代中國的政治形勢是緊張和兩極分化的，但在所有這些論爭中，政治只起到了微弱的作用，這一事實證明了這個非凡的文學場地理論和威望，它可以容納這么多不同的文體和立場。”（233頁）而在第七章“寫作的力量：審查制度和文學價值的建立”中，作者關注的是關于文學的基本價值和信仰如何使文學共同體直接對抗國民黨政府在1930年代推行的政治壓迫，結論是那場有時被稱為“文化圍剿”的運動一再被文學法則所挫敗，整個1930年代的中國文學場仍然是高度獨立的（261頁）。

導致這些研究結論的，正是得益于在“文體問題”之中對文學共同體內部及其外部關系的深入細致的分析。作者尚未能夠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從這種范式轉換中上升到現代文學史的整體性視野，如何以重返歷史現場的現代文學的整體書寫回應起承轉合式的“大敘事”告退后的框架空白。當然這并非本書所能承擔的任務，而這正是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文學史書寫必須突破的瓶頸。

在古代文學史上，我們也可以看到文學共同體是如何努力抵御傳統教化觀念的壓制而開拓著文學的審美價值和社會化功能，美國學者艾朗諾（Ronald Egan）的《美的焦慮：北宋士大夫的審美思想與追求》（杜斐然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提供了一份同樣類似于“文體問題”的研究文本。在公元十一世紀，歐陽修、蘇軾、秦觀、米芾等文人對開拓審美視野的自覺追求形成時尚，從碑文拓片到花木鑒賞、從書畫收藏到詞的地位大幅提升，這些不同審美領域之間的聯系與名副其實的文化創新的內在發展邏輯，以及它們如何沖破如今傳統所設置的曾被認為不可逾越的界限，都與這個文人群體的共同努力和在相互交流中體現的友情密切相關。

雖然作者沒有表現出對社會學方法的明確運用和對“文體問題”的自覺關注，但是對宋代社會形態的變化、各階層審美興趣的轉移、文人個人的才情與性格等因素所導致的審美需求共性與差異性等等議題的論述，尤其是對如詩話、鑒賞文、文評家對詞的激烈爭議等議題的深入分析，以及最后“結論”一章題為“社會階層、市場和性別中的審美”，都時隱時現地呈現出進入“文學場”的研究旨趣。

讀完全書，讀者不難感受到所謂“美的焦慮”根源于審美轉型中遭遇的種種外在壓抑與內在矛盾，而北宋士大夫對審美價值和個人趣味的堅信促使他們“敢于掙脫教條的束縛，勉力給出一個說法以自辯”（第3頁），這是中國古代文學與美學史上有點激動人心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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