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二戰后，美國城市進入大規模城市更新和快速郊區化的時代，并產生了一系列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當時的西方學者開始重新思考城市問題的本質和解決出路，其中簡·雅各布斯和劉易斯·芒福德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兩人的思想交鋒已成為一樁著名的學術公案，因其涉及城市規劃的學科基礎和思想源頭，爭論至今仍未停息。而兩人亦敵亦友的私人故事也將幫助中國規劃師去重新思考城市規劃的本質，以及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是整個20世紀西方城市規劃史無法繞過的一個名字，盡管她并非專業科班出身，但其憑借敏銳的時代視野、深刻的人文思想、卓越的社會活動力和一支疾風般的健筆動搖了統治20世紀上半葉的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理論體系。她的代表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顛覆了整整一代美國規劃師的固有思維，在規劃理論界與實踐界引發了一場大討論，深刻地影響了城市規劃學科的發展軌跡。

雅各布斯的影響力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時光卻愈發老而彌堅，她提出的核心思想為后來的倡導式規劃、協作式規劃、新都市主義運動等新思潮奠定了理論基礎。多倫多市長托里（John Tory）曾評價她道：“雅各布斯啟迪了整個世界如何正確理解城市，并幫助人們重新認識了城市生活。她還告訴我們一個密集、緊湊、多元和步行友好型的城市才是一個健康的城市。”為了表彰雅各布斯做出的杰出貢獻，紐約市長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宣布2006年6月28日為“雅各布斯日”；隨后，多倫多市長宣布2007年5月4日為“雅各布斯日”，并將2016年5月4日命名為“簡·雅各布斯思想日”。

為何要理解這段塵封的歷史？

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曾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任何歷史研究本質上，都是因其引發了對現實的思索。

以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為代表，現代城市規劃思想的產生是為了解決工業化帶來的城市問題，深受理性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在現代城市規劃思想浸淫下成長起來的規劃師，在實踐中往往具有強大的理論自信，在面對復雜的城市巨系統和自由市場時，既在內心充滿虛幻的社會正義感和道德優越感，又對外表現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權力傲慢，對于受到規劃影響的無數人的生活和財產權利缺乏應有的尊重和審慎。由此，現代城市規劃理論逐漸蛻變成一種基于理性自負的知識僭妄。

在西方，唯理主義規劃思潮的盛行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作為城市規劃發展歷史轉折點的關鍵性人物，雅各布斯不但是現代主義規劃理論的掘墓人，也是后現代主義規劃運動的擎炬人。

在1970年代以后，強調尊重歷史傳統、多樣性、復雜性和個人主義的后現代主義規劃思潮,對現代主義規劃理論展開了毀滅性的打擊。無論是后來的倡導式規劃和聯絡式規劃，還是協作式規劃和新都市主義，其思想源頭都會回到一個人的身上--雅各布斯，這也是為什么她在西方城市規劃思想史上具有如此崇高地位的原因。

在雅各布斯與芒福德的爭論中，時間已證明了雅各布斯的遠見。城市是創造財富和經濟發展的引擎，由自由市場引導的城市人口聚集的趨勢勢不可擋。不管初衷多么美好，任何妄圖依靠政府力量和理性設計的反城市化方案都將被城市化的時代巨輪碾碎，紐約市的發展便是明證。

根據2013年的統計數據，面積僅占全美0.01%的紐約市卻創造出4.8%的GDP，而且人均純收入冠絕全美，這就是城市聚集的力量。而截止到2014年底，紐約市通過激勵性區劃，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頓島共建成了總面積約350萬平方英尺的私有公共空間，使得芒福德關于“保護私有財產與建設公共空間相悖”的論斷在現實面前不攻自破。

反觀芒福德，不但他的激進式紐約區域規劃方案最終停留在紙面上，而且在全世界范圍內，田園城市理論的實踐最終也歸于失敗。筆者認為，這并非雅各布斯個人的勝利，而是她所代表的漸進主義規劃觀念的勝利。

雅各布斯思想對中國城市的價值

然而，在雅各布斯去世10年后，她一生批判的現代主義城市規劃思想卻在中國生根發芽，枝繁葉茂。中國的一些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動，缺乏對個人財產和市場機制的應有尊重，而導致規劃方案落地后效果不佳。當看到一張張上帝視角的美學至上規劃方案、一座座空城的拔地而起，每一個深處于快速城市化浪潮中的國人都會感同身受。從這個角度來講，當下中國更應該珍視雅各布斯留給我們的思想遺產。城市規劃需要順應市場規律和人類社會的自發性秩序，并以審慎的態度漸進地推進社會改良。這才是雅各布斯思想遺產的真正價值！

在本文結尾，為了消除讀者對本文可能產生的“規劃無用論”的誤解，筆者想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對城市規劃的觀點以饗讀者。他曾在《自由憲章》中用一章篇幅討論了住房與城市規劃，并點名批評了芒福德領導下的城市規劃運動是反市場的運動，“許多正在實際執行的、特別是由根本不懂價格在個人活動中的協調作用的建筑師和工程師執行的城市規劃，就是這類東西”。

在談到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城市規劃時，他寫道：“問題不在于人們是否贊成或反對城市規劃，而是在于所用的措施是用來補充和支持市場，還是排擠市場并以集中管理取代市場”。可見，哈耶克并不反對城市規劃，而是反對反市場的城市規劃。

他也認為城市規劃有必要性，“在城市繁忙的生活和頻發的交往中，價格機制并不能充分反映，地產所有者的行動對其他人的益處和害處……私有財產權或契約自由的一般原則，并不能為城市生活的種種復雜問題提供直截了當的答案”。

哈耶克的“外部性說”不但點明了現代城市規劃誕生的邏輯起點，而且為厘定土地開發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供了理論框架。現代城市規劃的邏輯起點源于解決工業城市的負外部性問題。然而，當看到公權力逐漸由“消極控制”轉向“積極引導”時，哈耶克本能地警惕城市規劃對價格機制可能的扭曲，并試圖在城市規劃中建構自由秩序原則。

哈耶克認為，城市規劃的首要任務是制定一個土地開發的規則框架，并且“必須比其他類型的財產所需要的規則更為詳細”。該規則框架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是給予土地產權人自由選擇的空間，充分利用分散知識；二是確保價格充分反映土地產權人的個人偏好或預期；三是確保價格充分反映外部性影響。

由此，他提出兩步走的解決方案。首先是擁有較大規模土地的“一級權利持有者”享有土地開發規則制定的優越權，決定用地功能布局等基本規劃原則；而擁有較小規模土地的“二級權利所有者”在既定規則框架下享有土地開發的次要權。其次是“授予權力當局以基于公平市場價值進行征收費用的權力”，這樣“權力當局既能夠獲取地產增值部分，又能買下反對此項措施的人的全部產權”。而關于何為“公平市場價值”，哈耶克認為“這類糾紛最終可以由獨立的法院來裁定，而無須交由制定規劃的當局進行自由裁量”。

綜上，城市規劃中的自由秩序原則可歸納為：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配置土地資源以提高效率，限制公權力對于土地開發的積極引導；另一方面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通過消極控制解決外部性問題。這里“看得見”一詞極為重要，政府的城市規劃行為既要滿足程序公開透明，切實保證公眾參與的權利，又要賦予利益相關者在面對公權力侵害時，通過獨立司法制度的救濟權利。

（本文原載《國際城市規劃》2016年第6期，原標題為《亦敵亦友：雅各布斯與芒福德之間的私人交往與思想交鋒》，經過編輯簡化，由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