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繁衍的規律決定了，生存資源一定是向下一代傾斜的，就如同為了有充足的營養，雌性螳螂會吃掉雄性。人類雖然不會吃掉老公，但歷史上的棄老傳說、遺跡很多，棄小的傳說卻非常少。所以，當生存資源是向下一代傾斜的時候，養兒育女，不管怎么計算，在經濟上都不可能是劃算的。

人類之所以愿意生育，乃是本能推動，就如同盧梭所說：“做父母的辛苦，是被做父母的快樂所回報的。”這種本能，在歷史中變為文化、變為觀念。所以，生育行為，本質上，其實不是算經濟賬推動的，而是觀念推動的。

比如很多人在城里打工，辛辛苦苦只為掙錢回家修房，雖然很多時候，這些房子并沒有資產價值，甚至隨著城市化，自己也要搬到縣里，但在“修房子獲得人生認可”這種觀念驅動之下，很多人仍然義無反顧地這么去做。

生育也是如此，觀念決定效用。一方面，經濟發展、個體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解放，利己的效用增加；與此同時，當傳統生育觀念在各種因素的沖擊下，已經搖搖欲墜時，生育對個體的效用下降。此消彼長之下，年輕人不愿意生育。年輕時的沒有育兒負擔的快樂，和晚年的子孫養老，到底孰輕孰重呢？在現在很多年輕人看來，前者更加重要。這種行為的經濟實質就是拒絕把資源讓渡給下一代，因為他們不能從這種行為中，得到效用上的回報，而效用是觀念決定的。這種觀點，某種程度上，對于個體未必不是理性的，但卻是集體不理性的。

現代社會進一步加重了這種集體不理性。隨著福利制度的普及，養兒防老變得沒有必要，甚至生育的外部性會被全社會均分。不生育反而可以搭便車，這就一步削弱人們的生育觀念。

對中國來說，由于長期的計劃生育，就更是如此。計劃生育扭曲了人們的生育觀，讓人認為只生一個是最優選擇。這衍生出一系列的行為模式，比如精養、雞娃。

在只有一個孩子的情況下，義無反顧地把資源投入到孩子身上，哪怕明明知道他并無天資。這種行為模式，變為觀念，就是“精養觀”。這種理性，這種精養觀，在計劃生育條件下是合理的，因為家長沒有選擇，只有一個。

一個人生下來，考上985的概率是0.7%，但其死于25歲之前、父母成為失獨老人的概率是4.6%-5.4%。后者概率是前者的6-8倍。但家長毫無選擇，無法多生一個，只能精養。遺憾的是，久而久之，人們忘記了前提。

不過，在三孩時代，家長其實是有選擇的，精養觀已經是刻舟求劍。但觀念從來是落后于現實的。人們買輛車都會選擇更高的200萬保額，但卻對5%概率的悲劇不做任何準備，卻認為0.7%的概率是一定可以爭取的。這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那么，既然堅持這種非理性的精養觀，自然覺得難以面對二孩、三孩。

顯然，讓社會觀念認識到計生時代的理性，已經變為三胎時代的不理性，是改變觀念、推動生育的重要步驟。在這個過程中，樹立幸福生活的范式非常重要。當越來越多的大城市中產生育二孩、三孩，在《小離別》《小歡喜》這樣的電視劇中，二孩、三孩才會成為標配；在社交媒體上，這種家庭結構，才會被視為“應該追求的幸福目標”“人生成功的標志”。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國民才愿意付出。

把那些刷在墻上、刻在人們意識深處的觀念重新糾正過來，顯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但無論如何，這個工作必須要做。

生育雖然是觀念驅動，但也離不開物質的基礎。客觀的外部條件，那么，創造條件，給予福利，就是一個必然的選項。

生育、撫養、貫穿于一個家庭二十年的生活階段，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抑制生育的政策，也就隱藏在這些生活中的各個方面。比如，一個三孩家庭出游，一方的祖輩、父母、三個孩子，一輛車自駕出行，就需要7個座位。市場已經敏銳地意識到這一點，這幾年市面上出現了大量的7座、6座SUV。此前，6年內的新車免予上線檢測政策，就不包括奧德賽、GL8、漢蘭達等7座車型。值得高興的是，這一政策在2021年取消了。

這樣的例子很多，在公園入園、坐火車優待政策上，一個成年人可以帶一個身高不足1.1米的孩子，這一政策對于獨生子女時代而言是合理的，但在三孩時代，顯然并不具備合理性。

此外，在學區問題上，如何保障一個家庭的孩子可以在一個學校入學，以減輕家長接送負擔，現在還沒有制度性的方案。不過，一些地方已經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現在課后服務已經逐步普及，不晚于家長下班時間，但這個政策并未考慮到家長下班到學校所需的通勤時間，實際上現在學校外面仍然是祖輩接送居多。那么，未來是否能建立一個有組織放學回家的體系，徹底解決家長的接送后顧之憂？

再比如，雙減政策強力實施之下，校外培訓已經消失，但這么多年逐漸加起來的教綱并未修改。現有師生比還是20年前的標準，但教學內容已經增加很多，師生比不足以在學校完成教學任務的情況下，市場化服務的途徑又被切斷，任務最終又回到家長頭上。

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會抑制生育。系統性的識別、清理這些分散于各個方面、層面的不利于生育的政策，是一個基礎性的工作。

這些問題，未必是錢的問題，甚至很多都是社會內耗，解決好了，甚至可以節約社會成本，但這些問題涉及到社會各個方面，需要各地強力的、各層級的協調。這就需要一定的頂層設計來驅動地方。

最后，需要強調的是，外部條件，或者說促進生育的政策的關鍵在于驅動觀念，這與用政策直接驅動生育看起來是一回事，但意識到其中的微妙的不同，一方面可以使得政策更精準，直擊人心、解決痛點；另一方面，那些以觀念為目標的政策，比如宣傳、確立幸福家庭范式等方式，雖然作用于主觀，但卻可以讓客觀條件更大效率的發揮作用，從事倍功半變為事半功倍。

（作者劉遠舉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