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2021年10月舉行的日本眾議院總選，女性候選人當選人數下降到45人，較2017年減少了2人。盡管女性主義者希望該法案能夠要求各黨派提供同等數量的男性與女性候選人，但在右翼議員的強烈反對下，這一要求未能得到落實。此外，日本社會一直以來存在的性別薪酬差距；女性長期從事兼職、短期、臨時等缺失保障的工作；政治家和保守派公開發表性別歧視性言論；對性犯罪處罰不力等問題。因此，日本女性主義者展開的#MeToo，#WithYou運動為那些沉默的女性提供了發聲的機會，她們團結在運動之下，努力推進日本社會的性別平等。但距離這一遠大的目標，日本的女性主義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本文原載于《The Nation》，作者Christine Levy是巴黎東亞文明研究中心（CRCAO）的研究員。

日本眾議院

2021年10月舉行的日本眾議院總選，是自2018年推行《政治領域的男女共同參與推進法》后的首次眾議院選舉。然而，在眾議院當選的465個席位中，女性人數下降到45人，較2017年減少了2人。而在2017年，日本在193個國家的政治性別平等排名中位列第163位。女性主義者希望該法案能夠要求各黨派提供同等數量的男性與女性候選人。但在右翼議員的強烈反對下，該法案僅僅要求政黨“盡其所能”去實現候選人的性別平等。

執政的日本自由民主黨的候選人中只有9.7%是女性（33人）。第一大在野黨、中左翼的立憲民主黨有18.3%的女性候選人（44人）。日本共產黨在候選人性別平等方面表現較好，女性候選人占35.4%；社會民主黨的女性候選人占到60%，但其總共只有9名候選人。

日本的女性主義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當時女性要求更容易接受教育的途徑以及更大的政治權利。作為明治時代（1868-1912）現代化進程的一部分，從1872年起日本開始普及小學教育，小學教育也成為了所有人的義務教育。1886年的一項法令要求地方當局提供中等教育。然而，直到1945年后，日本的多數大學才開始接受女性學生。即便如此，直到1995年，大多數女性都在兩年制的初級學院學習。在日本，所有人都記得2018年的丑聞，當時東京醫科大學（私立）承認，為了限制女性入學比例，學校多年來一直在降低女性申請人的入學考試分數。（按照國際標準，日本女醫生的比例非常低）。

在1925年，日本開始“普及”成年男性選舉權后，婦女開始要求獲得屬于她們的選舉權。但在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迫使她們解散了自己的運動組織，加入了愛國婦女協會。此后，在1942年，她們被要求加入大日本婦女協會（所有20歲以上的人都必須加入）。對日本女性運動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挫折。

盡管戰后進行了民主改革，但保守右派對權力的壟斷（自民黨自1955年以來幾乎連續執政）成為了性別平等取得進步的障礙，導致性別平等運動在社會態度轉變和政治改革等方面陷入停滯。

即便如此，近年來還是出現了變革的跡象。2021年1月，女性主義出版商Etc.books的創始人松尾明子（Akiko Matsuo）在東京開了第一家女性主義書店。2019年3月，松尾和女權主義作家北原稔（Minori Kitahara）發起了日本的#MeToo，#WithYou運動，呼吁對四名被控性侵的男子的無罪判決進行示威。

被無罪釋放的強奸犯

2019年，名古屋地方法院宣判一名男子被控多次強奸其13歲至19歲的女兒無罪，并稱“有理由懷疑她本可拒絕”。同在2019年，靜岡地區法院裁定另一名男子在12至14歲期間強奸其女兒的罪名不成立，因為她的證詞“不可靠”。

福岡地方法院宣判一名中層管理人員在灌醉一名女同事后強奸她的罪名不成立，理由是他無法判斷女性的狀態。而靜岡地區法院宣布一名男子在毆打一名婦女后強奸她的罪名不成立，稱男子不可能知道她的不反應并不意味著同意。

示威活動結束后，前三人最終在上訴中被定罪。從那時起，每月一次的“鮮花游行”（Flower Demos）已經成為強奸和亂倫受害者發聲的論壇。正如同北原稔所解釋的那樣:“多虧了WithYou，我們終于可以聽到她們的聲音并相信她們。我們只是需要一個安全的空間來讓她們說話。現在我們終于有了一個讓每個人都可以講述她們的故事的地方，并能夠對她們表示聲援。”

正如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Chizuko Ueno）所描述的那樣，女性主義者為“減少日本對性暴力和家庭暴力容忍度的斗爭”始于幾十年前。女性運動正在與歧視作斗爭：女性主義者于1999年成立了一個協會，“譴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的性別歧視言論”，并且其他公眾人物的性別歧視性言論進行排名，呼吁在公共領域中消除此類言論。2021年，排名第一的是自民黨前首相森喜朗（Yoshiro Mori）和自民黨國會議員杉田水脈（Mio Sugita），后者以反女權主義和反LGBTQ的言論而聞名，她曾說2019年的無罪判決是合理的，因為婦女會在性侵犯問題上撒謊。

在兩天內收集到的11萬個簽名

2021年2月，時任2020年東京奧運會組委會主席的森喜朗發表了有關“有女性在場的會議時間太長了”等歧視性言論，引發了全世界的憤怒。第二天，一份呼吁對他進行“適當的制裁（appropriate sanctions）”的請愿書在兩天內征集到了11萬個簽名。共同社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60%的日本人認為他應該卸任委員會主席。一些奧運贊助商和名人由于他的言論而與他保持距離，一千多名志愿者拒絕在奧運會期間提供幫助。盡管獲得了首相菅義偉（Yoshihide Suga）的支持，森喜朗還是被迫下臺，這是自民黨的重量級人物首次因性別歧視行為而辭職。

森喜朗

2021年2月6日，Choose Life Project在YouTube上直播了長達兩個半小時的論壇，其題為“不要沉默”，并加上了“#わきまえない女”，“一個不知道自己位置的女人”的標簽，它被用來質疑這種“女人的位置”的觀念。25名作家、出版商、非政府組織成員和活動家被邀請對森喜朗的言論進行評論，特別是他關于女性 “競爭”的言論（這在國外較少被宣傳）。森喜朗曾表示，“而且女人競爭意識強，一個說完另一個也一定要說”，該委員會包括七名女性，但“幸運的是，她們都知道如何行事。”與會者一致認為，自民黨沒有能力帶來變革，現在是反對者發言的時候了。

相較于年長者，日本的年輕一代更開放，更關注環境和工作與家庭的平衡等問題?；顒蛹襎amaka Ogawa表示，她在2013年因一篇為職業母親辯護的文章而受到侮辱，一些人將她稱作“骯臟的女權主義者”（kusofemi)。她在之后加入了女性運動。

日本的出生率正在下降，人口正在經歷老齡化，許多年輕人的工作不穩定且工資很低，這些都成為了日本的主要問題。2020年，日本只有不到3%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但是在日本，民眾做出結婚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決于男人的供養能力，盡管人們的態度已經開始改變。

二戰后的社會經濟結構迫使女性在家庭和事業之間做出選擇。顯示女性勞動參與率的M型曲線（勞動參與率隨年齡增長而上升，結婚或生孩子后下降，隨著孩子長大再次上升）已經發生了變化——現在日本女性往往會在30歲而不是25歲首次退出勞動力市場。

自1986年以來，日本就規定要求婦女在結婚或生孩子時辭職屬于非法行為（大多數公司曾經讓女性員工簽署一份同意這樣做的合同）。盡管政府自2012年以來開展了促進工作與家庭實現更好平衡的運動，但即使在今天，也只有38%的女性在生完第一個孩子后重返工作崗位。

“職業”和“非職業”工作者

1985年，日本國會批準了聯合國發布的《消除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并通過了一項平等就業機會法。但是，公司老板通過發明一種雙軌制來規避該法律，即在公司設立“職業雇員”（sogoshoku）和“非職業雇員”（ippanshoku）劃分，前者可以獲得晉升資格，后者則不能。女性在被雇傭時必須選擇自己的職業軌道，但選擇“職業雇員”意味著要接受長時間的工作，還并像她們的男性同事一樣，經常搬遷到省級辦公室，這讓她們很難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

日本大阪上班的人

在日本公司中，只有約9%的中層管理人員是女性，而在高級管理層，這一比例要低得多。政府數據顯示，日本男女之間的薪酬差距已從20世紀90年代的40%降至2020年的24.5%（法國為16.5%）。但這更多是，由于在過去20年中男性薪酬的下降，而不是女性薪酬的上升。而且，女性經常從事不穩定的工作（包括兼職、短期、臨時等），工資不到男性平均工資的55%，并且這種趨勢還在不斷增長。

部分原因在于1986年通過的兩項法律。第一項法案提出，只要配偶的另一方收入不超過103萬日元（9000美元），就可以享受380000日元（3300美元）的個人所得稅津貼（家庭主要收入者可以因為配偶是受撫養者而獲得大額稅收減免），這一規定對婦女兼職工作的報酬造成了巨大影響。另一項則是將臨時合同合法化，在此之前，關于臨時合同對合法化一直被禁止。在1986年，這一項法律僅適用于13個部門，1999年起適用于26個部門，2015年以來適用于所有部門，這項法律主要影響了婦女和年輕人的工作。

這凸顯了政府在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背景下，對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出發了混合信息。2012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提出，提高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是振興日本經濟的一項關鍵結構性改革，稱他希望創造“一個所有女性都發光的社會”。女權主義者仍對此持懷疑態度。盡管自民黨在去年選舉中的勝利對日本女性而言是一個挫折，因為與2017年相比，當選的女性候選人減少了，但#MeToo運動正在激勵女性動員起來反對性別歧視。但總體而言，日本女性運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