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二戰后，美國城市進入大規模城市更新和快速郊區化的時代，并產生了一系列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當時的西方學者開始重新思考城市問題的本質和解決出路，其中簡·雅各布斯和劉易斯·芒福德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兩人的思想交鋒已成為一樁著名的學術公案，因其涉及城市規劃的學科基礎和思想源頭，爭論至今仍未停息。而兩人亦敵亦友的私人故事也將幫助中國規劃師去重新思考城市規劃的本質，以及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對于田園城市理論截然相反的態度僅僅是雅各布斯與芒福德之間爭執的淺層表象，而兩人在觀念上的沖突才是更深層次的原因。作為觀念的動物，人的行為在本質上受到觀念的支配。正如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結語中所言：“生活在現實中的人，通常自認為能夠完全免除于知識的影響，其實往往都還是某些已故經濟學家的奴隸”。

根據塔倫的研究，她將美國城市規劃理論劃分為四種思想傳統，雅各布斯屬于漸進主義傳統（Incrementalism），同屬于該傳統的規劃理論家還包括威廉·懷特和克里斯托弗·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芒福德則屬于區域主義傳統（Regionalism），與他屬于同一傳統的包括克萊倫斯·斯坦因等。

雅各布斯：漸進主義規劃觀念的代表

在觀念層面，漸進主義傳統深受以約翰·洛克（John Locke）為代表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和以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為代表的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的影響。在認識論上，洛克在《人類理解論》一文中曾寫道：“我們的全部知識是建立在經驗上面；知識歸根到底都是源于經驗的”。在實踐論上，保守主義者堅持審慎的懷疑主義原則，反對人為的理性設計和改天換地式的激進社會改革方案，提倡在尊重歷史傳統和自然秩序基礎上的漸進式改良，尊重人類社會的多樣性。

在城市規劃領域，最系統體現上述觀念影響的是亞歷山大1965年的《城市非樹形》一文。開篇亞歷山大便開宗明義其價值觀：“就我個人而言，我信奉保守主義”；并盛贊雅各布斯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評論家”。 隨后，他系統地論述了自然城市的半網絡結構和人造城市的樹形結構之間的重要區別，并認為基于理性設計的樹形結構存在著重大的缺陷。他認為，樹形結構的城市是不真實的，因為社會生活本身并非等級制的樹形結構，而是由無數個相互交疊的圈層共同形成的半網絡結構。

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最后一章中也系統討論了城市規劃的觀念問題。她長篇引用了沃倫·韋弗（Warren Weaver）在1958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年報上的一篇關于科學及其復雜性的文章。

韋弗將科學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1）處理簡單性問題；（2）處理無序復雜性問題；（3）處理有序復雜性問題。雅各布斯認為，城市問題屬于有序復雜性問題；而田園城市理論卻錯誤地按照簡單性問題進行研究。該理論是建立在兩個“簡單”、“相互關聯”且“處于相對封閉系統中”的變量（即：住宅數量和工作數量）基礎上的“自給自足的小城鎮理論體系”，但卻被應用到大城市的研究中，“而這種基于兩個變量關系的簡單體系，是不可能在大城市中有任何生存余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各布斯看來，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與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理論在認識論上并沒有什么區別，光輝城市理論無非是“建立在兩個變量關系體系基礎上的田園城市理論的垂直集中版本”。換言之，它們都是基于理性設計的激進式社會改良方案，忽視了作為自然秩序的城市的內在復雜性和多樣性，是一種理性的自負。

在認識論上，雅各布斯堅持經驗主義，對一切基于抽象觀念和邏輯推演的理性設計始終保持著審慎和質疑，《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一書便是明證。該書中的全部觀點均源自雅各布斯對紐約真實觀察的生活體驗，而非來自經典城市規劃理論。

例如，對于公園的作用，雅各布斯寫道：“在正統的城市規劃理論中，公園受到無可置疑的推崇，就像是野蠻人對神秘圣物的崇拜一樣”。然而，雅各布斯卻從女性視角和生活經歷認為公園可能會成為危險、骯臟和貧困的城市瘡疤。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雅各布斯對于芒福德批評她“對經典城市規劃理論一無所知”不屑一顧，以及為何她反過來批評芒福德和其他田園城市理論家閉門造車，既不懂又不愛城市了。

她寫道：“自始至終，從霍華德和伯納姆到城市更新法律的最新修訂，所有這一切都與城市的真實運行毫無關系。作為犧牲品的城市從未被真正尊重和研究過”。

作為多元主義（Pluralism）的秉持者，她關注社區，反對精英主義，強調尊重個人自由和私有財產的重要性，反對政府規劃對于私有財產的侵犯。1961年6月19日，著名的保守主義媒體《華爾街日報》曾撰文盛贊她的新書反對“中央集權式的聯邦規劃”。

雅各布斯的保守主義思想對1965年保羅·達維多夫（Paul Davidoff）提出的“倡導式規劃（Advocacy Planning）”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達維多夫在文中寫道：“隨著城市規劃與更新影響到越來越多人的生活，倡導式規劃也開始出現……倡導式規劃的很多工作正在開展，但很少是由專業規劃師做的。而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正是其中最重要的批判性著作之一”。

此外，雅各布斯尊重作為自發性秩序的市場力量，反對對市場機制的人為干預。在因《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而暴得大名后，雅各布斯轉向從城市經濟學視角批判正統城市規劃理論。她認為，城市是創造財富和經濟發展的引擎，人口聚集將使昂貴的公共基礎設施在經濟上可行，并支撐起多樣化的公共生活。然而，田園城市理論所提倡的區域主義則是通過政府干預的方式，人為地將公共投資由創造財富的城市注入到不創造財富的鄉村，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費。

芒福德：區域主義規劃觀念的代表

與漸進主義相反，區域主義傳統深受以勒奈·笛卡爾（Rene Descartes）為代表的理性主義和以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空想社會主義者正是在實踐上的一群理性主義者，他們堅持唯理原則，強調理性是指導人類行為的唯一可靠標準。歐文在美國創辦的新和諧村便是典型的理性主義烏托邦實驗。

誕生于19世紀末的現代城市規劃運動，本身便具有十分鮮明的理性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色彩。作為區域主義的思想源頭，田園城市理論是當時流行的空想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理性設計方案的大融合。而霍華德本人則深受俄國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彼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影響。正如霍爾對霍華德的評價：“霍華德的解決方案并非家長式的，至少不完全是，但肯定屬于無政府主義傳統”。

如果說田園城市理論中尚有濃重的公民自治傳統的話，然而當該理論被引入美國并與羅斯福新政結合后，便悄然向以國家干預和計劃經濟為代表的費邊社會主義轉變。美國區域規劃協會創立者之一斯圖爾特·切斯（Stuart Chase）曾宣稱：“盡管我們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者，但我們是溫和的社會主義者；雖崇尚自由，但卻支持用計劃經濟來替代自由市場經濟。所以我們不是教條式的共產主義者，而是思想開放的費邊社會主義者”。

作為該組織的核心成員，自詡為“共產主義者”的芒福德似乎表現得更激進。他在《城市文化》一書中猛烈地批判了美國“冷漠的大都市”和“特大城市”，并思考如何在美國推動“全面社會主義模式”以取代美國式資本主義。對于美國，他認為“這個國家需要激進主義”。因此，他參與起草了美國共產主義宣言。根據他的設想，政府應該建立基于福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土地私有制應被公有制取代，建立按需分配的資源分配模式。

為了治愈工業化帶來的城市病，盡管以芒福德為代表的美國區域規劃協會繼承了田園城市理論開出的藥方，但在實現方式上卻沒有追隨霍華德。與霍華德倡導的建立在“自由合作”基礎上的公民自治不同，他們更欣賞以國家為主導的蘇聯新城建設模式，斯坦因在1920年代曾專門赴蘇聯考察。

芒福德比他的同伴更相信國家和政府的力量。一方面，他極力主張通過國家資助的方式進行新城建設和舊城更新。另一方面，為了減緩城市人口高速增長，他甚至建議政府應該“減慢工業化的步伐”。在《紐約的規劃》一文中，他寫道：“如果私有財產價值和私營企業仍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話，那么旨在改善生活條件的綜合性規劃便毫無用處，規劃中的公園將永遠無法建成，游憩場地永遠不會對孩子們開放，田園城市永遠得不到資助”。

南轅北轍的背后邏輯

盡管雅各布斯與芒福德曾聯手對抗摩西的推土機和柯布西耶的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理論，然而兩人在相同行為選擇的背后邏輯卻是南轅北轍的。

在對待摩西式城市更新的問題上，雅各布斯反對的是割裂歷史與傳統的推倒重來，反對國家運用強制力的城市更新模式，但她卻不反對基于市場力量和自愿交易促成的社區自我更新，并專門創造了“非貧民窟化（unslumming）”一詞以示與政府主導式城市更新的區別。

為此，很多左派人士將“非貧民窟化”等同于“紳士化（gentrification）”，并對雅各布斯支持紳士化的觀點大加批判，主要集中在紳士化將進一步加劇種族隔離的問題，而只有通過政府主導的更新規劃和大規模公共住房建設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而雅各布斯卻針鋒相對，堅信在解決種族隔離問題上，政府規劃必然徒勞無益，而市場力量卻是唯一解藥。她寫道：“對于貧民窟和其中的居民而言，傳統規劃方法完全是一派居高臨下的家長式作風，總是想通過不切實際的表面功夫帶來徹底性改變。如果要解決貧民窟的問題，我們必須把貧民窟中的居民看作是和我們一樣的正常人，讓他們根據自我利益做出自由選擇”。關于消除種族隔離，她寫道：“我認為對于美國城市而言，城市規劃設計無論付出多少努力，不但無法解決種族隔離，反而可能會使問題惡化……只有那些通過自己努力搬離貧民窟的少數族裔才能擺脫種族歧視”。

相反，芒福德對政府主導的城市更新并不反對。霍爾曾寫道：“對于推土機，芒福德充滿了柯布西耶般的熱情”。芒福德曾針對紐約市衰落地區提出過徹底性重建的計劃，這些區域在芒福德的眼中僅僅是“居住的機器”。他反對的是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理論開出的再中心化的藥方，即通過提高城市土地開發強度的方式容納更多的城市人口。

柯布西耶提出的“公園中的摩天大樓”的設想正是為了解決人口聚集導致居住環境惡化的問題。在解決城市病的大方向上，雅各布斯與柯布西耶的觀點是一致的。但區別是雅各布斯認為摩天大樓不利于街道空間的營造，而低層高密度的傳統社區空間才能孕育出豐富的公共生活。而芒福德崇尚的田園城市理論則主張去中心化，即把控制城市人口規模和將人口向衛星城疏解視為治療城市病的不二法門。

在1923年紐約區域規劃編制過程中，芒福德與托馬斯·亞當斯（Thomas Adams）之間爆發的爭論最能體現出漸進主義傳統與區域主義傳統之間的觀念分野。與1909年大芝加哥規劃一樣，紐約區域規劃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商業行為，而非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行為。芝加哥商業俱樂部主席查爾斯·諾頓（Charles Norton）邀請亞當斯主持編制紐約區域規劃。

作為一位典型的商人式規劃師，亞當斯堅信規劃是“基于可行性的藝術”,認為“區域規劃不是革命性的藥方，而是針對自由發展的一種溫和性的公共控制”。因此，在紐約區域規劃中，亞當斯提出了與田園城市理論相悖的再中心化解決方案，預測到1965年紐約地區的人口將由1450萬增長到2100萬。他明確指出“面對紐約地區工業和商業的增長而帶來的問題，解決方案不是去中心化的，而是在保障城市中心和副中心健康、高效和避免擁擠的基礎上重新引導中心化”。

在芒福德來看，亞當斯的方案不過是“糟糕透頂的大雜燴”。他認為，亞當斯最大的錯誤在于，將區域人口增長看作是不可改變的既定事實，而忽視了城市規劃對其的控制作用和影響。他批評該方案鼓勵在擁擠不堪的城市中心區繼續高密度開發，拒絕為窮人提供公共住宅項目，以及對通往曼哈頓島的通勤交通線路大幅投資等方面。與芒福德針對技術細節的攻擊不同，亞當斯對芒福德的回應則是觀念層面的。他寫道：“芒福德與我的主要分歧在于，我們是應該站在原地繼續高談闊論，還是在不完美的世界中，以一種不完美的方式腳踏實地踐行理想”。

（本文原載《國際城市規劃》2016年第6期，原標題為《亦敵亦友：雅各布斯與芒福德之間的私人交往與思想交鋒》，經過編輯簡化，由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