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二戰后，美國城市進入大規模城市更新和快速郊區化的時代，并產生了一系列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當時的西方學者開始重新思考城市問題的本質和解決出路，其中簡·雅各布斯和劉易斯·芒福德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兩人的思想交鋒已成為一樁著名的學術公案，因其涉及城市規劃的學科基礎和思想源頭，爭論至今仍未停息。而兩人亦敵亦友的私人故事也將幫助中國規劃師去重新思考城市規劃的本質，以及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共同的理論敵人：勒·柯布西耶

在雅各布斯和芒福德聯手擊潰摩西的同時，他們還有一項更重要的任務，那便是清理摩西式規劃背后的現代主義城市規劃理論的思想遺產，他們的槍口瞄準的正是該思想遺產的主要創造者——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作為現代主義建筑大師，柯布西耶是將現代主義哲學由建筑學引入城市規劃學的思想先驅之一，提出了理性規劃理論。正如彼得·霍爾（Peter Hall）在《明日城市》中對柯布西耶的評價：“勒·柯布西耶所行之惡在他死后仍然在危害人間……它對20世紀城市規劃的發展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影響”。

在《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中，柯布西耶宣稱“建筑是居住的機器”。在另一本著作《城市規劃》（Urbanisme）中，他將這種功能主義和機械主義推廣到城市，提出應該運用技術理性來規劃和建造城市，而這種技術理性的執行“必須依靠偉大的君主（grands seigneurs）……而不能交給普通市民”。

集中體現柯氏思想的是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光輝城市”理想城市模型，該城市完全建造在一塊空白用地上，用地布局采用機械功能分區，棋盤式布局的高架快速路系統為機動車提供交通連接，辦公區的24幢摩天塔樓矗立在綠樹成蔭的公園中，95%的地面是開敞的，周邊分別是精英、中產階層和工人階層的居住區，是一座完全階層隔離的城市。現實中，在柯布西耶的主導下，國際建筑協會于1933年通過的《雅典憲章》集中體現了“光輝城市”的特征。

雅各布斯和芒福德都對柯布西耶的理性規劃理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雅各布斯將柯布西耶評價為“反城市的規劃理論集大成者”，并對柯氏理論中表現出的唯理主義、美學至上主義和集體主義傾向深惡痛絕。

對于唯理主義，她寫道：“柯布西耶的理念具有炫目般的清晰、簡明和和諧的風格。它是如此的有序、明確和易懂，就像一部杰出的廣告一樣一瞬間便可奪人眼球。這樣的設想對城市規劃師、開發商和市長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不管該設計是如何鄙俗，空間是如何單調，近距離審視是如何沉悶，柯布西耶的模仿者總會宣稱‘看，這是我的作品’。這樣氣勢恢宏的作品僅僅是個人成就的圖騰。至于城市到底是如何運轉，正如田園城市一樣，除了謊言，它什么也沒說”。

對于美學至上主義，雅各布斯批評“光輝城市”是一座為機動車建造的城市，她寫道：“柯布西耶只是把高速公路作為一種裝飾手法，只是滿足他的設計感覺……在他的方案中，人們與汽車和公路分隔開來，但恰恰是這些人需要汽車、公路和停車場。他設想的公園里的摩天大樓在現實中會蛻變為停車場中的摩天大樓。即使這樣，停車場仍遠遠不夠”。此外，雅各布斯對柯氏描繪的集體主義烏托邦社會評價道：“柯布西耶認為他的烏托邦社會為實現最大程度個人自由提供了條件，但他所謂的自由不是更多行動的自由，而是脫離責任的自由。在他的光輝城市中，沒人會為家人打掃房間，沒人會為自己的理想而奮斗，沒人會承擔責任”。

芒福德也是柯布西耶最堅定的批評者之一。正如芒福特傳記的作者米勒所寫：“正是勒·柯布西耶吸引了芒福德最為猛烈的火力。盡管柯布西耶在后期逐漸放棄了一些早年所提倡的城市設計原則，但在芒福特的印象中柯布西耶一直被定格在早年的形象，并被認為是最糟糕的現代主義規劃實踐的始作俑者”。在芒福德看來，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理論模型中體現的摩天塔樓、廣闊的公園和高速公路正是現實中摩西對紐約市宏大愿景的理論基礎。他也贊同雅各布斯關于“光輝城市是為機動車而建造”的觀點，認為“人們應該忘記該死的小汽車，城市應該為愛人和朋友而建”。

友誼終結的導火索：《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

1961年，雅各布斯的新書《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正式出版。正如該書開篇第一句話所言：“本書是對當今城市規劃與重建理論的抨擊”。然而，該書不僅在規劃界引發了一場思想地震，而且也成為導致雅各布斯與芒福德之間短暫友誼破裂的導火索。

雅各布斯回憶說：“芒福德對《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感到憤怒，是的，絕對地出離憤怒。他原認為我是他的門徒。我想他認為所有對他表示出友好態度的年輕人都應該是他的門徒”。她還提到了芒福德隨后寫給她的親筆信，“充斥著偽善、家長作風和居高臨下的傲慢”。

芒福德對該書的正式回應要等到一年之后，他在《紐約客》上撰寫了一篇名為“雅各布斯大媽針對城市癌癥的家庭秘方”的文章，正式標志著兩人關系的破裂。在該文中，芒福德用他出色的文采對昔日的盟友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在他看來，年輕的雅各布斯實在太無知，對經典城市規劃理論一無所知。在整本書中，“主觀與感性、成熟的觀點與幼稚可笑的錯誤交織在一起”。他將雅各布斯的主張諷刺為“治療癌癥的秘制膏藥”，并且給雅各布斯的新書起了一個副標題，叫做“傲慢與偏見”。

雅各布斯對于芒福德的辛辣譏諷始終難以釋懷，甚至在50年后她在最后一本書《黑暗時代在前方》中仍在批評芒福德既不懂城市，也不愛城市。

那么，到底雅各布斯在新書中的哪些觀點招致了芒福德如此強烈的反擊呢？表面上看是由于雅各布斯對芒福德視之為精神導師的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和他的田園城市理論表現出的不敬，甚至是輕蔑的態度。但實際上，兩人在若干涉及城市和城市規劃的基本觀念上的分歧才是根本原因，并使得這場分道揚鑣看來僅僅是時間上的問題。

如何看待田園城市理論？

對田園城市理論的態度差異是雅各布斯與芒福德之間最直接的分歧。雅各布斯認為，城市的活力來自于多樣性，強調土地的混合使用，而依據理性規劃原則進行機械的功能分區是對城市活力最大的破壞。因此，田園城市理論中依據階層和工作性質進行的機械功能分區是雅各布斯的批判重點之一。

在書中，她寫道：“霍華德建立了一套摧毀城市的強大思想傳統，他把復雜的城市功能劃分為簡單的用途，并以相對自我封閉的方式安排這些用途……他認為在工人居住地內部應嚴格保持階層成分的純正性，甚至應保證從事工作性質的單一性。換句話說，農業工人就應該與農業工人居住在一起”。

此外，她還批評田園城市理論犯了逃避主義的錯誤，因為該理論并沒有試圖去正面解決快速城市化帶來的城市問題，相反它提出的解決方案卻是反城市化的。因此，雅各布斯將田園城市理論比喻成治療城市頑疾的放血療法。霍華德關于城鄉三磁鐵的經典論述的出發點是要解決“如何使涌入城市的人群重新回到鄉村”的問題。

盡管雅各布斯也承認霍華德的本意“并非是要規劃郊區的睡城，而是建造自給自足的小城鎮”，但是由于田園城市理論中的反城市化特征，使得該理論在實踐中被那些霍華德的門徒們有意或無意地曲解，導致一戰后歐洲的衛星城建設和二戰后美國的郊區化建設很多都是打著“田園城市”的旗號掛羊頭賣狗肉。例如，美國新澤西州的雷德朋市（Radburn）正是“對該理論的片面篡改”。換句話說，雅各布斯認為郊區化是導致美國城市衰落的主因，而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正是郊區化運動在理論上的始作俑者。

雅各布斯對于田園城市理論的批判是芒福德所無法容忍的。當芒福德首次讀到霍華德的《明日的田園城市》一書后，他便成了霍華德的信徒，并成為“美國田園城市運動的旗手”。在1923年，芒福德與克萊倫斯·斯坦因（Clarence Stein）等一起創建了美國區域規劃協會，并擔任首席發言人。該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在美國實踐田園城市理論，其中新澤西州雷德朋市便是該組織在1929年進行的一場實驗。按照斯坦因的規劃設計，他們要打造一座“為汽車時代設計的田園城市”。

然而，隨后爆發的經濟大蕭條使得負責該項目的公司破產，美國區域規劃協會也于1930年代初被迫解散。最終，雷德朋市淪為一座田園郊區和睡城，這也是雅各布斯在書中將雷德朋列為反面案例進行批判的原因。

然而對于該實踐，芒福德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評價。在其名著《城市發展史》中，他盛贊雷德朋市是“偉大的創新”，并認為雷德朋市的水系可與威尼斯媲美，是“由水構成的城市綠帶”。他寫道：“盡管雷德朋市在大蕭條中最終破產，但它卻是一座擁有完整綠帶的田園城市，足以媲美英國的萊奇沃思和韋林兩座經典的田園城市”。

芒福德堅持認為，田園城市理論不應該為美國的郊區化負責，而雅各布斯對于規劃歷史的無知導致她將兩者錯誤地聯系在一起。正如在為《明日的田園城市》寫的書評中，他寫道：“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是融合了對歷史曲解和對當代誤讀的荒謬大雜燴……就像摩西的推土機在城市更新中不分良莠地將一切推平一樣，雅各布斯對19世紀以來城市規劃領域的諸多開創性思想也是不加區分地統統打倒”。

（本文原載《國際城市規劃》2016年第6期，原標題為《亦敵亦友：雅各布斯與芒福德之間的私人交往與思想交鋒》，經過編輯簡化，由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