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黃燈以《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一文擊中了無數人內心深處的痛點和脆弱。在文中黃燈以一個農村中不同個體的命運為切入點，凸顯了當下農村面臨的種種困境，這讓更多人關注農村，思考與之相關的問題。《大地上的親人》正是作者這一思考的延伸。2017年2月25日，北京單向空間舉行黃燈《大地上的親人》新書沙龍，邀請三農專家溫鐵軍教授、新農村建設實踐者何慧麗教授，就農村的困境和出路，與作者黃燈展開對談。

把癥狀寫出來，然后交給有技術的人去診療

黃燈首先談到《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這篇文章。2016年該文章通過微信傳播以后，她認為自己的名字完全是隱匿的，之所以被大眾知道，主要是因為文章里面涉及到大家都關心的農村問題。2015年有王磊光的《博士返鄉筆記》，2016年有黃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兩者都是博士，寫的內容都反映鄉村問題，以至于后來甚至出現一個專業名詞“返鄉體”，對于返鄉書寫探討也延續到了2017年春節。

黃燈表示：“我是不太認同返鄉體的，我那篇文章與返鄉體是沒有關系的，我不是過年時候突然寫的。過年的時候發出來完全是一種巧合。我的文章更多是對一個簡單農村家庭的歷史梳理，在近二十年以來在整個城鄉轉型的過程中，它有怎樣的命運，我做的是家史的梳理。”

也許人們會以為，《大地上的親人》是一本在黃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發表之后才著手寫作的。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在《鄉村圖景》一文引發關注后，很多出版社向黃燈約稿，這讓她決定把自己以前所寫的文章進行整合、補充。實際上，2003年黃燈已經開始以一個文學青年的筆法寫農村，2006年已經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在天涯發表《故鄉——現代化進程中的村落命運》。因此這本書不是心血來潮的產物，反而是經過長時間醞釀之后，在一個偶然的契機下的集中表達。

接著黃燈對文章所引起的爭議做了說明。質疑的聲音主要有兩點：一是認為黃燈的情況是個案，無法通過簡單文本把我國復雜的境況表達出來；第二則認為她寫得太悲情，文學色調濃厚。對此她解釋道：“這不是故意去悲情，我們經歷的真實生活就是這樣的。”她認為文字工作者有責任把真相表現出來。黃燈也談到，這本書出版后很多人質疑自己：“寫了很多現象，卻無法回答農村以后怎么辦？你的親人怎么辦？”面對這樣的問題，黃燈打了一個比方，認為自己不是醫生，也沒有做醫生的資格，自己只是寫病歷的人，把看到的癥狀寫出來，交給有經驗、技術的人去診療。黃燈說：“我盡管沒有辦法提出結論性的東西，但是我盡量用社會學的方法，用人類學的眼光，用文學的筆法，把我所看到的、理解到的人的那種轉型期的狀況表達出來。”

在攻讀文學博士學位期間，黃燈發現很多作者的生活資源是同質化的，她說：“幾乎所有作家，都受過高等教育，很多都是名牌大學畢業，畢業后馬上可以進入所謂中產階級的生活，馬上就有了自己交往的圈子，相應的資源，比如內部的評論圈、特定的雜志、利益的團體很快就可以形成，作家的生活越來越呈現同一的特質。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整個社會異質性越來越強。對抗、轉型期激烈的程度，沒有辦法進入作家的視野，兩個生活圈子隔閡的特別厲害，這是我感受最明顯的一點。”在她看來，隨著現實的劇烈變化，精神資源問題嚴重。當代文學表面上是寫作技巧、創作者的問題，更多是精神資源的危機。

面對這種危機，黃燈將目光投向自己的親人，投向一種真實的、扎根于大地的生活，“寫這個作品，是對自己的清理，直面自己的真實生活，直面自己的生命價值。寫作對我來說更多地不是理性的選擇，而是情感的選擇。我想寫人，想寫自己的親人：表弟、表妹、堂弟……這些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人，就是寫農村的人。”黃燈企圖在與自己同呼吸共命運的親人們之間建造一種文化上的關聯。農村滋養了那么多人才，進城以后，那些人是不是應該回望還留在農村的人？

黃燈也從自己和身邊人的親身體驗出發，談及當下農村身份的污名化問題。她談到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學生。丈夫不愿多談他的家人，他的家庭出身，所受的教育機制，使他沒有辦法直面真實的生活。黃燈說：“我們現在的價值體系，否定你的農村經歷、身份，讓你覺得以前那些東西是卑賤的，在整個社會層級結構中，是給我們帶來羞恥的東西。”這讓她感到很奇怪，一個人為什么不能直面自己，掩飾這些東西，這背后的東西讓她很困惑。

黃燈說：“我聯系自己家庭，他們的命運，有一種共性、結構性的東西在里面。我不是故意創傷農村，在我眼里的農村，問題確實比較多。”黃燈總結到：中國在現當代轉型過程中的激進發展主義，聯系到她的寫作，她的親人命運沉浮、差距、無奈，是整個激進發展主義背景下的個人的命運。寫作只是一個小的呈現，背后有一個大的觀照在里面。

溫鐵軍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有一個南方的年輕人，發郵件告訴我，他們的讀書會看了我的一本書《八次危機》，他說自己是農村出身的孩子，到了城市，盡管在相對不錯的單位工作，收入也還可以，還是總有一種自卑感，覺得自己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來。價值觀上有一種自輕自賤，內生的東西。但是看了《八次危機》，他的自我輕賤感覺沒了，因為這個國家有今天的起色、經濟成就，最初都是他的父輩、祖父貢獻的。農村向城市貢獻大量剩余勞動力，才形成今天中國如此龐大世界矚目的成就。今天城市一磚一瓦都有他們的貢獻。他們是功臣。”

因此溫鐵軍認為應該客觀看待人類社會，不做簡單的價值觀劃分。他談及我們可以參照近現代思想家對復雜社會現象的分析，比如梁漱溟先生，他既能夠批判現代性，同時對現代性中有利于中國進步的成分又高度認可。溫鐵軍說：“激進的外力，對我們的沖擊，在內部形成的自毀遠勝于他毀。”

回應黃燈談到的激進發展主義，溫鐵軍指出：“我們現在這種發展主義，幾乎是發展中國家最激進的。激進發展主義造成的巨大代價，并不由利益集團所承擔，而是更多轉向弱勢群體。弱勢群體也不能承擔的時候，就轉向資源環境。今天遭受的一切都不能簡單歸結為個體。我們要客觀看這個過程。社會進入激進發展主義，自毀勝于他毀這種情況不斷發生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自覺不自覺遭遇成本轉嫁的傷痛。連同資源環境，喝的水、吃的東西、空氣，都是激進發展主義造成的巨大代價，向社會轉嫁的客觀結果。如果只從個體角度看問題，恐怕根本無解。”

何慧麗則在自毀和他毀中，看到了一種可能性，一種希望：“溫老師剛才說的鄉村的自毀、他毀是有機關聯的，自毀和他毀趨勢中也有自建和他建。在我以前的研究中，自毀他毀是一種慣性，而自建和他建則是自覺性。”她認為明白了這種慣性帶給我們親人的撕裂，我們才能夠形成自建、他建的自覺性。這種自覺性有賴于80、90后年輕人，能不能在自毀、他毀中開拓一條自建和他建的路。

這種自建和他建的希望蘊含在如今的鄉村建設中。何慧麗談到建國前的東西存在在村莊中，改革開放后的痕跡存在于鄉野里，它們是活著的歷史。她引老子《道德經》“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指出城里人到農村去的重要意義。即明白高下、貴賤的有機關聯，而非對立、嘲笑、冷漠，甚至踩踏、消滅。她認為鄉建系統、鄉建組織，號召高校學子奔赴鄉村，是去彌補他們的人文情懷、鄉土知識、實踐能力。

類似的，溫鐵軍也鼓勵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鄉村建設中去。他說：“中華民族傳承的是文化的博大精深。最近大量建設者到鄉村社會去，發掘鄉土文化對中華文明傳承的價值。大量農村普通民眾自覺地守護鄉村文化傳統，這些人立下了重要的功勞，卻沒有被這個社會認可。”溫鐵軍鼓勵越來越多的文學青年、音樂青年，詩人、畫家到鄉土社會中去，不是一般的采風，而是和鄉土中的老百姓一起，共同保護、發掘我們的文化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