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下午，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謝貴安教授做客湖北國學大講堂，做了題為“帝師張居正對萬歷皇帝的儒學教育”的講座，本次活動為湖北國學大講堂2017年度講座計劃系列之一。講座中，謝貴安教授主要談及了張居正對萬歷皇帝的教育形式、內容、技巧以及效果。現將本次講座的內容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講座中的謝貴安教授

有關張居正

張居正

謝貴安首先介紹了張居正的生平事跡。張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幼名張白圭。湖北江陵人（今荊州），所以人稱“張江陵”。13歲考舉人時受鄉試主考官湖廣巡撫顧璘賞識，但因年紀過小沒能中舉；三年之后他以16歲中舉；22歲（嘉靖二十六年）中進士；由庶吉士至翰林院編修，可謂少年得志。

世宗后期，升任右中允，與國子監祭酒高拱、重臣嚴嵩、徐階都保持良好關系。穆宗隆慶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后與高拱并為宰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神宗萬歷初年，與宦官馮保合謀驅逐高拱，成為首輔，與李太后、馮保構成“鐵三角”，建立了穩定的權力核心，繼而推動了長達十年的“張居正改革”。張居正的作品匯編有《張太岳集》，后張舜徽主編《張居正集》時曾將其收錄在內。

教育形式

下面就進入了本次講座的正題——張居正對萬歷皇帝的教育。萬歷皇帝（神宗）朱翊鈞，繼位時年方10歲。張居正教育的對象就是這樣一個年少的小皇帝。

萬歷皇帝的課表

謝貴安首先展示了一張萬歷皇帝的課表，繼而詳細介紹這份課表中各項教育形式的具體情況。萬歷皇帝除上朝外，其他時間分為經筵和日講。經筵每月三次，逢二舉行（二、十二、二十二），因為參與人數眾多，形式嚴肅，所以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可見經筵的儀式性色彩更為濃厚。相比之下，日講更為實用，但是非常頻繁，除去逢三、六、九上朝之日（初三、六、九、十三、十六、十九、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外，其余每天都要舉行為皇帝講授經史的教學活動。張居正擔任“知經筵”（主持經筵的官員）后，為神宗制定了明代皇帝中最為嚴苛的經筵日講標準。他還親自制定了神宗參加日講和經筵的儀式，并規定了春季經筵（春講）和秋季經筵（秋講）的期限，即“一學年，兩學期”的學制。

張居正制定的學習計劃數年如一日地執行著，根據謝貴安的不完全統計，從隆慶六年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日講開始，到萬歷十七年二月二日最后一次日講截止，神宗參加的經筵是99次，日講是601次，共計700次。其中張居正在世時（萬歷十年六月二十日前），舉行的經筵是72次，日講是551次，共623次；分別占到全部經筵的73%，全部日講的92%，所有經筵日講的89%。可見其教學計劃執行的有效性。除了經筵日講之外，張居正平日對萬歷皇帝的耳提面命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的教育形式。

從這里可以看出，萬歷皇帝的學習任務非常繁重，這對一個還只有十幾歲的孩子而言，亦可說是某種程度的摧殘，不可避免會產生逆反心理。講到這里，謝貴安教授也提醒大家注意孩子教育過程中給予適當玩耍娛樂的空間，幫助其更好的成長。

教育內容

謝貴安認為，張居正教育萬歷皇帝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提高神宗“圣學”，培養其“圣德”，這也是經筵日講教育的最終目的，因此他特別重視用儒學思想教育神宗，竭力使之成為儒家期待的“堯舜之君”，使其具有“大德”，心懷天下。他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儒家經典為教材，給神宗制定了三門功課，并親自編寫教材，可謂用心良苦。第一門課為《四書》課，教材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及其他相關書籍，比如真德秀《大學衍義》。如此選擇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特色，明代非常重視《四書》，甚至科舉考試的標準參考答案亦常出于其中。當然除此之外也有入門較易這層考慮，《四書》比較通俗易懂，相對《五經》而言更為淺顯。

第二門課為《五經》課，教材為《尚書》、《詩經》、《周易》、《禮記》、《春秋》，緣何順序如此今已不可考，因為如果從由易入難來考慮，顯然《詩經》朗朗上口，更容易學習才對，而張居正選擇把《尚書》放在第一位，或許有其他方面的考慮。

第三門課為《史鑒》課，張居正為皇帝編寫了《通鑒》、《訓錄類編》、《貞觀政要》等教材。《通鑒》不是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原版，而是其節要精縮版，張居正刪去眾多繁瑣且無關緊要內容，精選其中有價值的部分濃縮而成，同時內容相對容易，符合皇帝的接受程度。《訓錄類編》中的“訓”是指《大明寶訓》等皇帝寶訓，錄自各位皇帝的實錄，一般皇帝都是先修實錄，繼而從中摘錄出一部寶訓，即皇帝的精華語錄。其中實錄收藏起來秘不示人，寶訓則面向公眾發行。張居正從這兩類書中擇其精華加以編訂，按類編寫，共40個類目，以供皇帝學習之用。謝貴安認為，這一教材的編寫可以看出張居正希望皇帝在《通鑒》之外，還必須對當代的歷史經驗教訓加以總結，他不但崇尚先賢，同時亦注重現實問題的解決，如此可以培養皇帝的現代意識，注重解決現代問題。如此思想也是他能主持長達十年改革的原因之一。《貞觀政要》主要記載唐太宗李世民與大臣討論如何治理國家、弘揚道德，以達成盛世。張居正把它作為學習教材，是希望皇帝能接受勸誡，培養起納諫的宏大胸懷。

明神宗所上三門課程，《四書》、《五經》和史鑒課，都得以完成，所講的經書如《尚書》甚至講讀過兩次以上。對于日理萬機的皇帝來說，忠實而完整地執行儒生們設計的經筵、日講制度，并非易事。神宗之所以執行得相對較好，與其沖齡繼位，以及張居正強力執行有關。

謝貴安接下來詳細解讀了張居正安排這三門功課的用意。第一，提倡重德愛民的觀念。儒家提倡仁者愛人，重視民本思想，希望皇帝能成為圣人，把百姓當作自己的小孩那般愛護。張居正不斷向小皇帝朱翊鈞灌輸這種思想，告誡其曰：“為治之道，唯在布德修政以固結民心，乃安寧長久之道，不在事事防范。”并用太祖朱元璋“及將仙逝之年，猶下令勸課農桑，各處里老糧長，有以事至京者，皆親召見賜食，問以民間疾苦。事事念念，惟在于安民，未嘗有一毫受享逸豫之意。深仁厚澤，結于民心”的例子，教育神宗要愛民如子。

第二，強化重儉輕奢的思想。謝貴安舉皇帝想辦煙火會被張居正拒之一例加以說明。萬歷二年閏十二月，神宗想辦“鰲山煙火”，張居正卻回答說以前是事母和奉神，“非為游觀。隆慶以來，乃歲供元夕之娛，糜費無益，是在新政所當節省。”并教育其道：“今天下民力殫詘，有司計無所出，僅得數十銖，亦輸京師，其窘可知。及今無事，時加意撙節，稍稍蓄以待用，不然，臣恐浚民脂膏，不給也。”神宗也只得附和：“朕極知民窮如先生言。”于是“明年元夕，罷煙火鰲山”。

第三，樹立重勤輕玩的觀念。儒家有“業精于勤，荒于嬉”的觀念，張居正常以此教育神宗。如萬歷四年三月，神宗出御文華殿講讀，輔臣張居正進講《帝鑒圖說》，“至唐玄宗于勤政樓設宴寵幸安祿山事”時，神宗“覽其圖”，見有“勤政樓”三字，便指出：“樓名甚佳，乃不于此勤理政事，而佚樂宴飲，何也？”張居正便指出：“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有始治而終亂，由圣而入狂者。古圣帝明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蓋慮克終之難也。玄宗不能常持此心，故及于亂。”是以提醒神宗要有始有終，兢業勤懇。

第四，強調重道輕藝的觀念。張居正要求神宗不要總是練習書法，并以此沾沾自喜，指出：“帝王之學，當務其大。自堯舜以來，至于唐宋所稱英賢之主，皆以其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聞有技藝之巧也。”他還列舉“漢成帝知音律，能吹蕭度曲，六朝梁元帝、陳后主、隋煬帝、宋徽宗、寧宗皆能文章，善畫，然皆無救于亂亡”。進一步提醒神宗皇帝，“君德之大，不在技藝間也。今皇上圣聰日開，宜及時講求治理，留心政務，以自古圣帝明王為法，若寫字一事，不過假此以收放心，雖殫精費神，直逼鐘、王，亦有何益？”

講座現場

教育的經驗與技巧

張居正教育萬歷皇帝的經驗和技巧也是本次講座的核心內容。在謝貴安看來，第一，張居正重視對皇帝朗讀和背誦等基本功的訓練。他規定神宗要“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后來萬歷皇帝甚至能背誦唐代張蘊古所撰的《大寶箴》，“居正受冊，北面立。上覆誦終篇，不失一字”，可見其基本功之扎實。

第二，重視循序漸進、逐步提高的方法。雖然張居正雷厲風行，做事講究執行效率，可是在對皇帝的教育上卻有著足夠的耐心。他指導神宗學習從低級到高級、從小學（蒙學）到大學（治國大道）逐步提升。“皇上每日日講經書，以前起止不過四五句，蓋以為學工夫當以漸而進，故不敢驟加。今圣學日進，睿質日開，前項經書，似宜稍加增益。”直至最后領悟治國大義。

第三，照顧蒙學特點，注重圖文并茂。一味的經典閱讀會令人產生抵觸心理，張居正考慮到小孩子對圖畫的喜以及對此接受能力更高，因此主編了《帝鑒圖說》，配合圖片講解歷史上發生的故事和道理。這本書是前面所講《史鑒》課里的一本書，放在此處是強調其教育特點。

第四，注重灌輸與啟發相貫穿，學習與提問相結合。他親自給神宗講解《帝鑒圖說》、《訓錄類編》，又重視啟發，培養其問題意識。“每日各官講讀畢，或圣心于書義有疑，乞即下問，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萬歷六年十二月，神宗在文華殿講讀時，張居正建議：“今所講經書……其中或有疑義，皇上不妨面問，令講官通俗講解，務期明白，或講官一時倉卒，辭理未暢，臣等當從旁代對，罄竭其愚。”鼓勵神宗對不懂的地方加以提問。

第五，注重溫習的方法。學習需要“學而時習之”，因此張居正特別重視“溫習”和“溫講”。他要求“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而對于像《大學》及《尚書·舜典》這樣的重要內容，還要“溫講”。

第六，打通課程，一箭雙雕。張居正還注重將誦讀與練字相結合，把書法課與經史課相貫通。如他一方面要求皇帝誦讀《大寶箴》，一方面“以《大寶箴》為習字影格”。這樣皇帝在練字的過程中即可學習經典，可謂一舉兩得。

第七，嚴厲與鼓勵并用的方法。小皇帝讀《論語》“色勃如也”一句時，將“勃”念成“背”。張居正厲聲糾正，使神宗“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但他同時對皇帝亦多有鼓勵。如宦官曾拿著神宗讀過的《尚書》告訴張居正等人“上于宮中讀書，日夕有程，常二四遍覆背，須精熟乃已”。張居正便與講官“相顧嗟異，以為上好學如此，儒生家所不及！”

第八，教師與家長相配合的方法。張居正與慈圣李太后經常配合。張居正建議神宗“停罷寫字”，改為每日早講之后學習處理各衙門緊要章奏。神宗說：“先生每說的是。朕回宮奏知圣母，待來年行。”可見張居正在對皇帝的教育上與李太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兩者共同配合以達成既定計劃。

教育效果

在講座的最后，謝貴安從正反兩方面總結了張居正對萬歷皇帝儒學教育的效果。

正面而言：神宗堅持經筵和日講的學習，直到萬歷十七年二月才中輟面對面的講讀，但以進呈日講講章的“函授”形式仍在繼續，最終到萬歷四十三年停止。這些教育導致神宗儒家觀念和中庸人格的形成：他雖對大臣“冷戰”，但對不滿的官員處置較輕，不殘忍，可以說有一些仁愛之心存在。同時，神宗不喜游樂，極少出宮，一生主要都待在皇宮之內。張居正的教育也影響了他的學習習慣：他閱讀過《擊壤集》、《類證本草》、《古文真寶》、《皇明典禮》、《明實錄》等大量典籍，成為皇帝接受國學教育的典范之一。

而負面影響也很明顯：萬歷皇帝是出了名的懶政，甚至長達20余年不上朝（也有一說30年）。萬歷皇帝極為重利，非常貪婪，如設置礦監稅使，任命太監大肆搜刮，橫征暴斂，給當時較為活躍的商業經濟帶來了毀滅性的惡果。還有就是其重男輕女觀念的形成，如萬歷元年十月八日，宦官對張居正等人說：“上……每見史書上王莽及呂太后、武則天、蕭太后，即以手指而罵之。”體現了萬歷皇帝對女性當政者的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