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二元結構中，目前存在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不徹底的城鎮化降低社會流動性等問題，十三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科院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認為，解決城鄉二元結構，關鍵在于改革目前的戶籍制度，使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到城市中就業，以此降低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提高單位勞動的增加值。

蔡昉1月8日在清華大學農村研究院主辦的清華三農論壇（2022）上表示，城鄉收入差距是經典的二元結構指標。很多研究表明，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構成目前整體收入差距的40%-60%。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持續縮小，但是差距縮小的速度在放慢，總體差距仍然較大。“這說明初次分配不能完全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他稱。    

其次，蔡昉認為，在城鄉二元結構中，除城鄉收入差距外，城鄉居民之間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務尚存在不均等，其差距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比城鄉??收入差距還大。

他以基本養老為例，中國目前大概有10億人??已經被社會養老保險覆蓋，??其中約有2.9億人是實際領取社會養老保險，??但是??領取的人數中有56.6%，也就是說約1.61億的人領取的是城鄉居民養老保險。

“我算了一下，這個群體占全部領取社會養老保險人口的56.6%，領取的金額僅占全部發放養老金的5.9%。”蔡昉指出。其余的養老金領取群體是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參加者，這里又分為??行政事業和企業職工兩類。總的來說，城鄉的??養老保險差距比較大。

第三，城鄉二元結構另一個表現形式是，約1.7億進城務工的農民工，沒有城市的戶口，因此不能享受同戶籍人口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中國目前還存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異，兩者之間大約有18.5個百分點的差距，這個群體約2.6億人，這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工。

“由戶籍制度產生的這些問題，導致我們常說的城鎮化不??徹底性，不完全性。”蔡昉說，??這降低了社會流動性。以就業為例，農民工群體進到城市主要是為了就業，??但橫向流動之后，他們沒有得到戶籍，這導致??就業不穩定，工資報酬不能夠按照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改善，??他們的社會保險也不充分，因此他們對下一代的??預期也不好，對自己退休的預期也不好，降低了社會流動性。

黨的十九大報告第一次提出要提高社會性流動，也就是說要把橫向流動進一步提升為縱向流動。農民工??群體到城鎮就業，這叫橫向流動，??是社會性流動的一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讓他們沿著社會階梯向上流動。??現在戶籍制度沒有完成改革，城鎮就業中的很大部分仍然呈現非正規化，使得他們向上的流動機會較少。??所以，我們把社會流動性下降主要歸結為就業的非正規性。

如果我們把個體就業和無單位就業相加作為城鎮非正規就業，目前占到城鎮全部就業的30%左右，這種現象是勞動報酬偏低以及低報酬人群占比偏高的重要原因，同時還降低了社會流動性。            

蔡昉認為，從目前來看，人口變化趨勢是經濟增長的最大挑戰，分別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方面形成制約。在供給側，未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會繼續減少，對經濟增長造成供給側的沖擊，一個突出表現是勞動力進一步短缺，導致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這對中國出口影響很大，因為從長期來看，我們出口的比較優勢是在下降的。”蔡昉說。

在需求側，根據目前的人口增長速度，中國將在不遲于2025年迎來總人口的峰值，之后總人口進入負增長時期，并將通過人口總量效應、年齡結構效應、收入分配效應，對居民消費需求造成沖擊。“這些都會從需求側抑制中國經濟增長，應對不好可能使我們已經確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不能實現，這個可能是最大的??危險。”蔡昉表示。

如何應對上述挑戰，他認為關鍵是農業需要提高勞動生產率。“沒有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可能實現。??”蔡昉說。

“?總的來說，農業勞動力對應的生產資料土地??不夠多。”他稱，我們現在的農業勞動力，??一個人??對應的土地，80%的情況在一畝到七八畝之間，與美國一個農場主對應的??上萬公頃相比，??我們目前的勞動生產率是被經營規模嚴重地抑制了。?按照美元計價計算，中國一個農業勞動力??每年的生產率是3830美元，??高收入國家是31541美元，即便?與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4926美元相比，??中國也是較低的。

“這說明一是中國的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比重過高；二是中國的城鎮化率仍有提升空間。”蔡昉建議，一是靠科技提高單位勞動的增加值；二是改革戶籍制度，轉移減少單位產出的勞動力。在此基礎上擴大經營規模，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同時從供求兩側對經濟增長做貢獻。

蔡昉表示，在供給側，中國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比重，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是23.5%，與其他高收入國家相比，中國仍有20%的農業勞動力可轉移。如果在‘十四五’期間農業勞動力比重可以降低10個百分點，便意味著每年非農產業勞動力以2.7%的速度增長。

從需求側來看，“僅僅是把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合一，即城市常住農民工獲得城市戶口，也意味著我們可以增加2.6億城鎮戶籍人口。”蔡昉表示，推進這項改革對供給側也有幫助，因為勞動力供給更加穩定，有利于保障經濟增長速度。更重要的是，新增2.6億的新市民，有助于顯著擴大居民消費。

蔡昉提到，根據社科院同事和國際專家分別做的研究，農民工因為沒有城市戶口，沒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消費就有后顧之憂，他們的消費模式就是一個非常規的消費模式，而不是城鎮居民的消費模式。如果這部分人群有了城市戶籍，僅僅因為這一點，不考慮增加收入或者其他因素，他們消費增加的幅度可高達27%到30%。

“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大幅度地??擴大中國的消費??需求。??另外，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也可以擴大經營規模。”蔡昉稱，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了農業部關于小農戶和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報告，??全國人大農委也做了一些調研，并提供了報告，蔡昉解釋：“現在的小農戶，由于有了??各種生產環節的社會化服務，我們把它叫做生產??托管，??以此方式，它們能夠提高自身的實際經營規模，??看上去每家還是六七畝地，但實際上它們的經營規模擴大了，規模經濟得到更好利用。”

現在托管面積（畝次）??已經達到了農作物播種面積的2/3。過去我們把托管和轉包做比較，其實兩者不一樣，??土地在農戶甲的手里，可以??請人托管進行社會化服務，轉包給農戶乙了，后者仍然可以請人提供社會化服務，因此擴大經營規模??轉包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如何做好社會化服務。“這是一條中國特色的小農戶同現代農業相銜接的道路，也是我們穩定以農戶為主的基本經營形式，同時融進社會化生產的獨特道路。”蔡昉說。

“科技可以解決創新問題，??關鍵在于激勵夠不夠。”蔡昉說，難度不在創新能力，而在效益低、技術存在免費搭車，壓抑創新激勵。因此當我們講到三個分配領域時，第三次分配??不僅僅是慈善事業，更主要的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具有了社會責任就產生科技向善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