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柏琳首部個人作品《雙重時間：與西方文學的對話》最近榮獲了“南都2021年度十大好書”獎。全書收錄柏琳所做的二十二篇文學訪談，涉及歐、亞、非及南北美洲陸的二十二位當代首屈一指的作家。每一場對話都不同程度地聚焦作者當時完成的文學作品，并在此基礎上發散背后的社會議題。

《雙重時間》與其說是與西方文學的對話，不如說是與西方文學家對話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正如柏琳在《序言》中所寫：“剛做文學記者時，我沒想過今后會和這些問題對峙，但也不曾滿足于僅在美學領域去關注我所熱愛的文學。即使在將來，我也想做一個文學‘局內的外人’，提出這些與創作經歷、文學理論關系不大的問題，關心與我對話的作家所關心的世界，并試圖在那個世界里，艱難地找尋我自己的世界觀。”

與西方文學的對話

作者：柏琳

出版方：四川人民出版社 鯨歌

“在對峙的時刻，做文學內的局外人。”

劉錚 文

本文原刊于《南方都市報》2021年12月

中國文藝青年最熟悉的作家訪談書，無疑是《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系列。柏琳的這部外國作家訪談，無疑會被人拿來與《巴黎評論·作家訪談》相比較。不過，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雙重時間：與西方文學的對話》做的不是《巴黎評論》記者做的那種工作，比如，柏琳不會問作家喜歡在一天中的哪個時段寫作、喜歡用什么樣的文具——假如這類提問不是完全無意義的話，至少也是瑣屑、無關宏旨的。柏琳對采訪對象的選擇以及她的采訪姿態都鮮明地宣示，她無意了解作家們生活的細枝末節，她只對作家的創作、甚至只對作家的思想感興趣，她要探求的是作家們的頭腦，關心的是他們如何看待、思考和干預這個世界。

《雙重時間：與西方文學的對話》的另一個特別之處，在于它聚焦于一批中國廣大讀者并不怎么熟悉的外國作家，除了其中的四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這些外國作家寫的作品和他們表達的思想，都不免讓讀者感到陌生。而在我看來，這種“陌生”的效果，正是《雙重時間：與西方文學的對話》這部訪談集最大的優點。柏琳選擇的這些作家，有一個共性，或者說，在這本書里形成了一種共性，那就是他們都不是那種傳統的“講故事的人”，他們是知識分子；不錯，他們創作了文學作品，但這些作品無不閃耀他們的思想的光彩。所以讀這部訪談集，就仿佛在聽一些陌生的思想者講述他們那些聽起來有些陌生的觀念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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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學的思想者的想法，最能令中國讀者獲益的，恐怕就在于，不管它們在意識形態光譜上處于什么位置，它們都毫不僵化，它們是真正從作家的頭腦中、生活中生長出來的，自由，活潑，有生命的熱度。

馬丁·瓦爾澤(Martin Walser，1927-)，德國著名小說家、劇作家，是當代德語文壇中與西格弗里德·倫茨、君特·格拉斯齊名的文學家。曾獲畢希納獎、黑塞獎、席勒促進獎等多種重要文學獎項，其作品數度在德國引起強烈爭議。中篇小說《驚馬奔逃》1978年春出版之后，曾在聯邦德國文壇引起轟動。主要作品有《迸涌的流泉》《批評家之死》《戀愛中的男人》《尋找死亡的男人》《逃之夭夭》等。

在反思小說家的使命時，德國目前首屈一指的大作家馬丁·瓦爾澤說：“每一個作家首先需要描繪自己，在歷史中尋找自我肖像，建立與歷史的關聯。小說的功能大于社會批判。任何一本以社會改良為目的的小說，都是一個‘善意的錯誤’。”這種對文學之社會功能的警惕，由一位當代德國作家道出，本身就意味深長。但它又并不是那種“為藝術而藝術”、背對世界的審美姿態，而是試圖尋找某種中道的努力。

納韋德·凱爾曼尼(Navid Kermani，1967-)，伊朗裔德國記者、游記作家和東方學家。以小說、散文和紀實報道贏得過克萊斯特獎、約瑟夫-布萊特巴赫獎、德國書業和平獎等眾多獎項。主要著作有《在古蘭經與卡夫卡之間》(Zwischen Koran und Kafka)、《緊急狀態》(Ausnahmezust?nde)、《沿壕溝而行》(Entlang den Gr?ben)等。

非虛構佳作《沿壕溝而行》的作者納韋德·凱爾曼尼，是此書的一個亮點，其博學和睿智洋溢在話語間。作為伊朗裔的德國作家，他總是被采訪者問及對東西方文化的看法。凱爾曼尼說：“我再一次問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是想做東西方對話的橋梁嗎？”他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們所有人都不是橋梁，我們每個人都是宇宙的中心。”他這樣講，的確因為他有這份文化底氣。他對歐洲精神的思考也很深刻而獨特，比如，凱爾曼尼認為：“所謂歐洲精神，是指某種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帝國的精神延續——人們努力在政治上消除分歧，從而讓差異存在于文化中。”在通常的見解中，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帝國是歐洲文明陷于低潮的標志，而凱爾曼尼卻敏銳地指出，在這種松散的、貌似無力的統治方式下，孕育了文化大融合的可能。這一觀點，對我們重新思考當下歐洲文明的走向，實在很有借鑒價值。

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1942-)，奧地利著名小說家、劇作家。當代德語文學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稱為“活著的經典”。1973年獲畢希納文學獎，2009年獲卡夫卡文學獎，201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著有小說《守門員面對罰點球時的焦慮》《重現》《無欲的悲歌》《左撇子女人》，劇本《罵觀眾》《卡斯帕》《形同陌路的時刻》等。

201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彼得·漢德克，是中國讀者了解稍多的作家。很難得，他在面對柏琳時敞開心扉，談到了很多重要的話題。當被問及如何才能實現個人與世界的和解，漢德克的回答無疑讓采訪者吃了一驚，他說：“為什么要和解呢？”顯然，他無意緩解作家與世界的緊張關系。而他緊接著的話語又不無一絲蒼涼的味道：“我想給世界我的全部，我想給予，我的方式就是敘述，就是寫作。我對我的職業非常驕傲，但是世界不想要我的職業。我愛這個世界，但世界不愛我，或只是那一剎那或某幾個瞬間才愛我。”請注意，這是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就是說，是文學世界里最受廣泛認可、最享尊榮的人發出的一聲喟嘆。我不認為這是某種程度上的“精神撒橋”，而是傾向于把它視為反思文學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的真實處境的一個契機。當然，漢德克的態度其實談不上悲觀也談不上樂觀。面對人類的精神世界，他有一份令人動容的達觀，他說：“在內心中，人還有比自己意識到的現實更寬廣更偉大的東西。”他本人，既是這一精神的領受者，又是這一精神的傳承者。他就活在那寬廣偉大之中。

長久以來，中國的文學讀者習慣了接受外來的聲音，甚至習慣了接受《巴黎評論》記者那樣的提問以及回答。現在，柏琳率先跨出一步，向世界提出了我們自己關心的問題。這位三十來歲的年輕記者的發問，有深度，有針對性，問題后面無疑潛藏著她自己的思考和思考的熱情。在里，我們真正感受到了“對話”的那種感覺：既關切，又平等。這是中國文學界的一次漂亮的出擊，而這本書能帶給我們讀者的，則恐怕更多的是反思和自我審視。什么時候我們的作家也可以這樣自由地、活潑地、擺脫一切教條，做有生命熱度的思考呢？我們相信那個時候會到來的。

原標題：《劉錚｜這本書，向世界提出了我們關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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