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反“猶”主義與新抵抗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三周以來推行的一系列舉措，在輿論場上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批評聲浪。很多學者、作家都注意到，美國當下正在經歷的一系列事件一方面在歷史上有跡可循，另一方面又蘊含著新的時代特征。

特朗普政權頒布針對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七國公民的限制入境令在各大機場引發公眾抗議。

美國著名公知伊恩?布魯瑪近日在Project Syndicate以“新反‘猶’主義（the New Anti-Semitism）”為題撰文，將特朗普政權對伊斯蘭的仇視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反猶主義進行了比較。反猶主義對應的英文單詞“Anti-Semitism”中的詞根“Semitic”，指的是包括了阿拉伯人、猶太人、敘利亞人在內的閃米特人。因此，這一詞匯僅從字面來看容易被誤讀為對所有閃族人的仇視。而事實上在歷史上，這個復合詞自十九世紀末在德國流行之初就特指對猶太人的偏見。但布魯瑪提問道，特朗普政權是否更新了這一陳舊的偏見，將仇恨的對象換成了閃米特人中的另一支。

布魯瑪的這一指控的一個依據是，特朗普采用的競選口號“美國第一（America first）”本身就攜帶有種族主義基因。這個標語最早的使用者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一群美國孤立主義者，其代表人物查爾斯·林德伯格就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反猶主義者和希特勒的支持者。更令人發指的是，特朗普所身處的種族民族主義者圈子中的一號人物，弗蘭克?蓋夫尼(Frank Gaffney)將穆斯林稱作“掏空文明社會和其他機構”的“白蟻”，與納粹宣傳語中隨處可見的“猶太人是世界的寄生蟲”遙相呼應。上世紀的反猶主義不僅針對虔信的猶太教徒，也針對世俗化了的猶太人群體。反猶主義者認為與西方文明無法相融的猶太政治文化存在于猶太人的血液之中，無論他們聲稱自己信仰為何，今天的反穆斯林主義者也采用與此相似的論調。

布魯瑪進一步指出，當前的穆斯林仇恨與上世紀的反猶主義存在明顯不同。首先，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猶太人并沒有以信仰之名實施暴行掀起革命。其次，納粹聲稱猶太人對德國構成生存威脅，對其進行的迫害乃至大屠殺幾乎沒有遇到抵抗或反擊。但在今天，激進伊斯蘭主義的暴力不容忽視。發生在西方國家的伊斯蘭恐怖主義活動只可能通過過硬的情報和治安工作來預防。但如果所有的穆斯林都被激怒，恐怖主義必將愈演愈烈。在中東和非洲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下，“對伊斯蘭的全球戰爭”將可能使此前僅存在于伊斯蘭恐怖主義者及其最激烈的反對者們想象中的“文明沖突”成為現實。

他最后辛辣地指出，暴力升級可能是特朗普愿意見到的，因為極端情況將使專制獨裁成為可能，但這絕不是大多數美國人（其中有一些把選票投給了特朗普）所希望見到的未來。

與此同時，美國作家邁克爾·格林伯格在《紐約書評日報》撰寫了“新抵抗（the New Resistance）”一文，將特朗普上任之后激起的公眾抵抗與美國歷史上的類似情形相比照，指出當前正在發生的抵抗運動的新特點在于前所未有地獲得了包括州長、市長、法官等在內的高級官員們廣泛和快速的支持，這將帶來特朗普政權和其他政府部門之間的眾多關鍵性對抗。

格林伯格在文章開頭指出，與特朗普上臺后出現的相類似的不滿情緒的爆發要追溯到半個世紀前的越南戰爭時期，而當時民眾的反戰訴求經過了漫長的時期才得到了一些國會議員的支持。另一個類似的事件是美國入侵伊拉克前夕，2003年1月18日，三十萬抗議者聚集在華盛頓街頭對小布什政權用關于薩達姆軍事力量的虛假報告影響民意表達憤怒，并警告入侵一旦發生將引發災難，但那時幾乎沒有得到任何來自民選代表和媒體的支持。

警方對“女性大游行”采取了令人驚訝的溫和態度。

而在2017年1月21日，也就是特朗普就任后的第二天，反對新總統及其親信幕僚的極端觀點的“女性大游行”在全國范圍內爆發。這一次，維持秩序的警察們采取了一種完全不同于此前“黑人的命也是命”游行、華爾街運動和反伊拉克戰爭游行時的溫和態度，帶來了一種抗議者和當地政府團結一心的氛圍。6天后，特朗普政權頒布針對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七國公民的限制入境令激起民憤，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默（Andrew Cuomo）第二天就反轉了禁止抗議者搭乘機場捷運前往肯尼迪機場的命令。后一日，紐約市市長、審計官、公共議政員以及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都在巴特里公園緊急召開的公眾集會上發表了激情洋溢的反對特朗普限制入境令的演說。

與布魯瑪的文章呼應的是，格林伯格特別指出特朗普引起最大反對的限制入境令與1924年時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頒布的移民法案異曲同工。這一法案規定了東歐移民的限額并將猶太人排除在外，嚴格限制非洲移民，完全排斥印度、中國為主的亞洲移民，同時鼓勵德國、英國的非猶太移民。而這個法案中的大部分限額一直使用到1965年。然而，今天與1924年不同的地方在于，特朗普行政令的反對者遍布于政客、官僚、法官及公民之中。擁有自主行政權的美國最大的幾個城市的市長領導了這場抵制。

國會成員的電話被打爆，不僅是因為限制入境令，民眾們還在公共教育、環境問題、公民權利等方面對民選代表們施壓。民眾的強烈抗議給了官員行動的膽量。美國華盛頓州１月３０日在西雅圖聯邦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指認特朗普行政令違反憲法。２月３日，華盛頓州西區聯邦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羅巴特作出裁決，在全美范圍內暫停實施特朗普入境限制令，即刻生效。５日，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發布通告否決美國司法部在上訴期間緊急暫停執行“羅巴特裁決”的要求，意味著特朗普入境限制令目前不會被恢復執行，而這一訴訟將前往美國最高法院。

格林伯格在文章結尾措辭謹慎地總結道，這位總統還將帶來很多損害，但正在成型的反對力量顯示出了有效的跡象。至少到目前為止，市長、州長們都在以一種美國近代史上罕見的方式，和街頭以及公共空間中的民眾結成強大聯盟。

《愛樂之城》中不可承受之“白”？

該文作者杰夫?尼爾森（Geoff Nelson）認為，這部影片之所以受到來自影評人和觀眾的盛贊，是因為它作為一部流行藝術作品在糟心的2016年末尾給人們帶來了片刻休憩，這本身就是逃避主義。在他看來，白人自由主義者們在被充斥著“白人至上”的懷舊情緒的大選季挫敗之后，跑去看同樣充滿懷舊色彩的《愛樂之城》療傷，這本身就是深刻的諷刺。影片中，男主角塞巴斯蒂安希望拯救衰落的爵士樂，女主角米婭則希望回到舊日的好萊塢。他不無尖刻地評論稱，這部影片的副標題甚至可以叫做——“讓好萊塢再次偉大”。而《紐約時報》對沙澤勒的訪談標題就是“《愛樂之城》讓歌舞片再次重要”。

尼爾森指出，對于一個群體而言意味著自由的過去，可能是另一各群體的恐怖秀。白人關于過去的幻想不是無傷大雅的，而是和具體的經濟、政治政策聯系在一起。大選前夕的麥克拉奇民調顯示，56%的美國白人認為五十年代之前的生活比現在要好。同一份民調還表明，72%的潛在川普支持者同意這一觀點。與此同時，62％的黑人選民認為現在的生活更好。《愛樂之城》的白人觀眾們或許認為懷舊的逃避主義是任何人都能夠認同的，但渴望回到過去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行為。

令人深思的是，《衛報》近日的一篇題為“美國人可能沒你想的那么愛民主”的報道引用了本周最新的一項全國性政治政策民調中的數據，指出法治和民主準則在2017年的特朗普政權下面臨危險：參與調查的美國人中只有53%表示“相信法官比特朗普總統更能為美國做出正確的決定”。

尼爾森進一步分析道，《愛樂之城》講述的是年輕人和他們身處的現實之間的沖突，影片采用的是一種講述“失落”的文化語言。和那些渴望理想化的、神秘的過去的特朗普支持者一樣，這部影片講述的也是一種錯置的懷舊情緒。尼爾森列舉了沙澤勒致敬的二十世紀三十至五十年代的歌舞片指出，在美國文化史上，以浪漫的眼光回望會導致現實政治的危險，并且沙澤勒沒能注意到那些影片反應的歷史的陰暗面。沙澤勒和他的支持者們可能會抗議說這類分析是對影片的過度闡釋，但在尼爾森看來，這種抗議本身也是一種只屬于未被文化迫害過的人們的奢侈的特權。

尼爾森強調，《愛樂之城》的逃避主義不是現在的美國所需要的，它展現的是一種對于美國歷史上犯下的罪行沒有絲毫羞恥感的、倒退的穿越時空嘗試。沙澤勒參與了一種最危險的文化生產：讓觀眾感受而不思考。盡管浪漫化自己的青春并非某一種族的專屬，但渴望歷史上的過去已經成為了美國白人的一個危險的文化習慣，這在英國退歐的當下也適用于更廣泛的白人群體。因此，像《愛樂之城》這樣的作品應該被謹慎地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