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疫情出現以來，很多地方都迎來了防疫水平與抗疫能力的大考。防疫抗疫是責任的簽到簿，是能力的試金石，也是官僚主義或教條主義的顯微鏡。

對于那些防疫不力、守土失責，或是以防疫之名行擾民害民之實的違紀違法行為，該落下的問責之棒自然不能含糊。

現實中，不少地方都將問責作為檢視防疫漏洞、倒逼管理工作改進的重要手段。

“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作為約束權力規范運作、匡正干部履職行為準繩的問責，理應成為對黨員干部權責對應關系的重申。對防疫中很多缺位、失位、越位、錯位的責任主體進行問責，體現的是法紀嚴肅性，也是亡羊補牢的意志決心。

但值得注意的是，問責也要問“對”問“實”，不能輕易變成遮羞布、庇護令和騰挪術。被動性問責、間接庇護式問責、選擇性問責，都不是依紀依法依規問責的正確打開方式。

首先，問責應是“該問則問，應問盡問”的主動作為，而不應是應付上級或輿論壓力的被動反應。

目前看，有些地方出現問題、陷入負面輿情后，似乎也啟動了問責，但問責的時間點很“微妙”——不是在問題端倪初現時就敏捷地做出反應，而是等到問題一出再出或鬧大了才姍姍來遲；不是在厘清事實、查清責任后及時地依法依 規按下“問責按鈕”，而是等到上級發話、輿論發酵了才啟動問責流程。這與其說是問責，倒是更像應付性的危機公關動作。

問責當然要講究時機與程序，它不是在紀檢或行政系統里輸入“違紀違法”指令后就立馬能得出某個結果，而是要依照黨章、監察法及相關問責條例的規范要求合理拿捏。什么情況該問責、“責”到了何種地步要“問”到什么程度，得依據事實、依照法紀厘清。

但在明責確責之后，問責就該主動作為，別總是“等靠拖”。

其次，問責應是“當嚴則嚴”，要問到痛處，而不應淪為隔靴撓癢、罰酒三杯式的變相庇護。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是民眾對有些地方問責的常見詬病。有的地方在問題被曝光后，“嚴肅追責”的調門喊得很高，可看起來是問責了一大片，其實都是“睜只眼閉只眼”式的問責，是“雞毛撣子打人”式的問責，是“不看僧面看佛面”式的問責。

問責當然不是要不分青紅皂白地隨性化處罰，不是要該批評教育的卻擴大化處理，更不是不合領導意思就要懲戒，但也不能動輒“降格以求”，做出象征性處理——該警告記過的，只是要求書面檢查；該撤除行政職務的，只是警告記過。

這樣一來，問責也就容易走過場，嚴肅性也被消解。這就要求，問責要以該有的力度確保“責”字入心、入耳、入腦，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再者，問責要有“誰的責，就問誰”的針對性，而不應是搞“拉下屬墊背”的棄卒保帥動作。

一些地方在問責時習慣拿“臨時工”當擋箭牌，或者把鍋甩給基層干部。更隱蔽的甩鍋方式則是，把上面布置的任務層層甩下去，還搞“一刀切”“上下一樣粗”的機械落實，一旦出了事，就讓基層擔責。這本質上就是權責失衡。

問責要問對人，還要分清責任主次輕重，不能“鍋都是下面的，功都是上面的”，不能“假追責”變“真甩鍋”。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層面不斷強調“黨政同管、同抓、同責”“兩個責任”，已為科學問責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問責對象上，玩找人背鍋式問責，注定是徒勞。

說到底，問責是為了實現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達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如果把問責變成遮羞布、庇護令和騰挪術，必定為法紀所不容，也為上下所不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