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冤入獄的日子固然煎熬，回歸社會的道路亦不平坦。

被關14年冤獄后的錢仁鳳，談了戀愛，只想踏實生活。然而，“除了親人，她幾乎沒有朋友”的現狀，還有“每個人都有目標和方向，只有我不知道該怎么辦”的感嘆，也映射出離開監獄大門、重新融入社會的艱難。

這種窘況，其實并非個案孤例。曾是“冤案平反”標志性符號的趙作海，入獄11年后無罪釋放，雖然拿到了65萬元的國家賠償金，但經歷了親人偷取、投資失敗等，短短5年便所剩無幾，又沒有生活來源。幸得商丘市中院安排了一份抄水表工作，月收入1800元，并提供免費住房，兩口子方得糊口謀生。

客觀而言，一些人出獄后的生活困境，也與個人的認識、判斷、性格等局限不無關系，但根子還是出在“冤獄”上。對當事人而言，這一段蒙冤入獄的不幸遭遇，給他們所帶來的“消極影響”，不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消除；多年被隔絕于社會，他們被新時代遠遠甩開，從扭曲的過去到迷茫的現在，再到暗淡的未來，紐帶早已撕裂，又何談輕易彌合。

對蒙冤入獄者，需要依法給付國家賠償金，但賠償本身并不代表國家“義務”的終結。畢竟，賠償金只是對當事人因政法機關的過錯而失去人身自由的價值體現，并沒有對當事人回歸社會的“成本”估價。所以，在依法進行國家賠償之后，有關部門還須繼續跟進做好工作，而不應不聞不問，任其自生自滅。

借鑒西方國家的有關做法，有關“后續”工作，既應包括對當事人的定期體檢，也包括專業人員的心理疏導，既應包括就業技能的強化培訓，也包括工作崗位的推薦提供。與此同時，也應加強政策引導，歡迎和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幫扶”，共同迎接這個特殊群體的“回歸”。

從長遠看，這種對當事人回歸社會“幫扶義務”，還應當擺脫個案的“特事特辦”色彩，形成一種制度上的全面“助力”。通過《國家賠償法》等法律的修改，明確賠償義務機關的救濟職責、幫助方式等，將更好地體現以人為本的法治情懷。